社会建构主义

作为20世纪末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发展，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使国际关系学者又重新回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包括国家的性质以及主权、身份和公民等概念。另外，建构主义还开辟了新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如性别和种族的作用，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在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像之前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一样，建构主义也不是一个一元化理论。实际上，很多学者质疑建构主义究竟本质上是不是一个实在理论。尽管如此，大多数建构主义者还是分享着很多观念。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命题是，任何客体或概念都不具有必然的、固定的或客观的涵义。相反，它们的涵义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换言之，我们给客体赋予涵义，而不是反过来。相关地，国家行为是由精英的信念、身份和社会规范决定的。集体和个体通过观念和习惯来塑造、形成和改变文化。国家和国家利益是这些行为体社会身份的结果。因此，研究的客体是个体和集体的规范与惯例。特德·霍波夫（Ted Hopf）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假定的情形是，剧院失火，所有人都奔向出口。但是，如果缺少有关宪政规范中社会惯例的知识，即使在这种表面看来过于明确的情况下，结构也仍然是不明确的。甚至在一个只有一个门的剧院里，当所有人都奔向出口时，谁第一个先走？是最强壮的人还是残障者，妇女还是儿童，老人还是弱者，抑或干脆乱冲乱撞？决定其结果需要更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而不是物质权力的分配或权威结构。他需要知道构成行为体和结构的文化、规范、制度、程序、规则和社会惯例。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现实主义的逻辑来预测霍波夫有关剧院失火的例子，或者，例如，1912年泰坦尼克号救生船的人口构成，那么现实主义有关个人重视生存和自我利益的假定，以及相对权力的假定，就会使人得出不正确的预测。在真实的生活中，强者有时候会礼让弱者，而不是迫使弱者“逆来顺受”。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泰坦尼克号救生船的不是强壮的男人，而是船上身体最弱的乘客：妇女和儿童。

建构主义者不认同物质结构具有必然的、固定的或内在的含义这种观念。最知名的建构主义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政治结构本身，不论是无政府状态还是独特的物质能力的分配，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有趣的东西：“它并不预测两个国家是成为朋友还是成为敌人，它们是否承认彼此的主权，是否具有王朝纽带，是修正国还是现状国，等等。”很多建构主义者都强调规范结构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身份，身份的改变是合作行为和学习的结果。体系是不是无政府的取决于身份的分配，而不像现实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军事能力的分配。如果国家只与自己认同，那么这个体系或许就是无政府的。如果一国和他国认同，那么就不存在无政府状态。简言之，“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国家的理解”。

建构主义可以解释像“危害人类罪”这样的观念如何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国际规范和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对战犯审判的先例被全世界复制。

同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一样，建构主义者也认为权力是重要的。但是，前者仅仅用物质的术语（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来看待权力，建构主义还用话语的术语看待权力——观念、文化和语言权力。因此，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权力包含诸如合法性之类的观念；国家为了被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看作是合法的，可以改变它们之间的互动。权力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所有交流中，建构主义者的目标是发现这种权力的源泉。他们的独特贡献可能恰恰是阐明了权力的观念源泉，说明了观念是如何塑造和改变身份的。建构主义理论贡献的一个例子表现在对主权的讨论中。建构主义并不把主权看作是绝对的，而把它看作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他们指出，国家从来没有拥有过对领土的排他性控制，相反，国家主权总是遭到挑战，并且正在不断地面临着新的制度形式和新的国家需要的挑战。

建构主义理论对变革提出了多种解释。变革的发生可能源于观念的传播，或源于规范的国际化，也可能源于社会化，即接受同类群体的身份。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念既在国内层次也在跨国层次传播。这是民主传播的方式，也是人权保护观念实现国际化的方式，还是像欧盟新成员国这样的国家实现社会化、接受国际社会规范与习惯的方式。换言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很难解释观念和规范，如反地雷禁令或“保护的责任”（参见第八章），是如何形成、扩散，并在真实世界中发挥影响的。因此，建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喋喋不休，而是有助于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解释，说明我们对客体理解的不断变化如何影响着真实的人类生活，就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所做的一样。

但是，也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一样，建构主义有它的缺陷。直到最近，建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解释真实世界各种结果的项目。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本书中，建构主义研究的各种例子将让你看到这种方法的使用，这样，你可以对这个重要并相对较新的理论视角作出你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