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连坐制与现在的连带责任

亚当·斯密讲道，市场的范围（规模）很重要，如果市场很小的话，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比如，在农村里，很少有专业的理发师，如果有的话，理发师也会将所有与理发相关的事情一个人都做了。但在城市里，理发是一个分工细致的事情，有人专门负责洗头，有人专门负责剪发。再比如，城里的洗脚行业，端水的和洗脚的不是同一个人，与剪趾甲的也不是同一个人，掏耳朵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分工细致以后才能做得比较优秀。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细，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就越快。但市场的范围越广，相互认识的人就越少，大部分交易是在相互不认识的人之间进行的。现代市场进行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信任就变得第一重要，尤其涉及人命关天的事，如果没有信任，就不敢买卖东西。比如，我喝的矿泉水，谁生产的、老板是谁、员工是谁，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能放心地喝呢？

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许多制度，对我们思考现代市场经济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从秦朝之后，中国尽管也出现过分裂，但整体是统一的，一直到今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中国有6300万人。自汉代之后1000多年，中国人口基本上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那个时候没有发达的通信工具，不像现在有网络和电话，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事情，很快就知道。当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过了两个月之后康熙皇帝才知道。古代中国在当时信息传递落后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么大的地域和这么多的人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秦孝公时商鞅设计的连坐制。连坐制，就是“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同一家族和同一社区的人们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在这一制度下，皇帝就不太忙了，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而是让他们相互监督。比如，一村有100人，任何一个人造反，全村人都要被杀头。所以，皇帝不着急，村民每个人着急，千万不能让任何人造反，大家互相监督得很严。这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这当然不是古代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连坐制度，变成了一个大家相互监督的体系。

在我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本质上也是靠“连坐制”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叫作“连带责任”。这是理解市场运行的关键。但这里有个根本的区别，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借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个人没有选择，这是古代连带责任的特点。我们今天的“连带责任”则建立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你加入了一个单位之后，你就和单位里的其他人形成了一个连带责任关系，你要为单位里其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他人也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即使不是法律上的，也是声誉上的。

当然，现实中我们也有一些集地缘和自愿于一体的连带责任制度。在籍贯基础上成立的商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中国大陆有31个省市自治区，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人”，但在中国，我们又有“河南人”“山东人”“浙江人”等这样的称谓，“河南人”又分为“洛阳人”“驻马店人”“周口人”，等等。同一称谓下的人们之间是有连带责任的。好比我是“陕西人”，做了一件坏事，就可能会影响整个“陕西人”的名誉。由于有连带责任，每一个“陕西人”都要为其他“陕西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陕西人”之间会形成一些约束。现在在北京成立的陕西商会，你要加入，就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你坑蒙拐骗、名声不好，是不让你进来的，生怕“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就是连带责任的意思。正是这种连带责任使得商会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