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时代的召唤
——我在习作中的思考
一
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新崛起，她的植根于当代生活土壤中的强大生命力，她对当代重大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和思考，曾是那样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使我对文学长期害着的“单相思”变得不可忍耐了。我不争气地流下那么多的眼泪，把一段严酷的历史留给我的一个不可消灭的记忆推上笔端，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希望它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一些认识的作用——我便这样地把自己交给了文学。感激《收获》的编者，他们从“自流”来稿中捡出了这篇习作，把它交给了读者；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新的时代，它成全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
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在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我不是一个好“秘书”。三年多来，我只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好。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如果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记录了我对我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那么，《赵镢头的遗嘱》则试图记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表现出来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历史主动性，他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的道路的发现，以及他们为了肯定自己的发现而进行的斗争；《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瓜园里的风波》则是农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历史命运，而又负载着旧有的历史忧伤的亦喜亦惧的心理状态的纪实，《黑娃照相》仅仅是一个即兴的“人物速写”，写下了“过去在他身上留下的穷乏所形成的心理的和外表的印痕与被生活唤醒的对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流泪的红蜡烛》是迅速变动着的农村现实生活传递给我的一个使我喜悦而怅惘的新的讯息，这是一幅富裕和愚昧掺杂一起的色彩极不协调的图画，它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以及农村青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的高尚、美好的追求。我还应当提一提《最后一票》，这个短篇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记录了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被唤醒的、此后都被遗忘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出来的民主要求的一声呐喊。
当我回顾自己怎样追随农村变革的脚步，试图做一做“同时代人的秘书”的时候，常常感到我是在自讨苦吃。我发现，我是那样郑重而傻气地把自己推到重大的社会矛盾面前而毫无回避的余地了。因此，在我的文学习作道路上，必须对政治与艺术、歌颂与暴露以及吸收外来技法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内容等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否则我将寸步难行。
二
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我的习作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使我深感惶惑的问题。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在“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下，出现过一批图解政策、为一时的中心工作效劳的作品，产生了实用主义的“运动文学”。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和政策的失误“株连”了“从属”于它的文学，而且由于图解政策——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违背了文学来源于客观生活而不是来源于既定概念的根本规律，在哲学思想上也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背道而驰的。当我重新开始小说习作的时候，我是幸运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强加给文学的沉重枷锁，使我有可能十分警惕地提醒自己，让我的习作行走在生活的轨道上，避免重蹈图解政策的覆辙。
但我产生了新的困惑。一个作者对生活作出的形象和哲理的发现，以及他不可遏止地试图表达他的发现的创作冲动，总是离不开他正在生活其中的客观环境和他的社会实践的制约。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责任制的驻队干部，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在试行“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这在当时并未见诸正式文件的倡导，而是出于农民的智慧的创造，围绕着这种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以及由此而来的“超产是否归己”“奖罚是否兑现”，这样一些是否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常识性问题，发生了何等激烈而尖锐的论争啊！在我蹲点的大队里，几乎每一户社员都在焦灼地期待着历史的一次新的裁决。四位女社员向我哭诉，要我在承包合同上“再咬个牙印”。一位中年汉子气恼地向我宣告：他要加高院墙，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打场，谁敢拿走他的超产粮，他就跟谁拼命！在坚持政策兑现之后，一个新的权威——劳动的权威，在农村出现了。一位历来不被人们注意的“实受货”，由于超产吨粮而使人们发现了他的存在，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一位习惯于不劳而获的大队干部去菜园私摘青菜的时候，却受到了菜园承包户的抵制和揶揄……来自一场深刻变革的连续、密集、令人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使我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并提醒我，应当干一干一个业余作者的活计了。
但我立即发现，使我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里，却含有那么多的极不高雅、毫无诗意，而且与人们的肠胃系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政策因素。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惶恐了。我会不会重走图解政策的老路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被认为写了“急功近利”的“趋时之作”而惹来对我的人格的指责呢？一个习作者的郑重的思考和一个凡夫俗子的琐碎的顾忌，使我踌躇不前了。但在这时，邻近公社里发生了一个悲剧：一对勤劳、善良的农民夫妇，因干部推翻联产合同，夺走了他们即将到手的超产粮，而双双服毒了。这一悲剧性事件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我，使我不能不在踌躇和焦虑中做出抉择了。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试图写出这一变革的比较典型的环境和具有较多的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的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试图把融化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中的政治和政策的因素清理出去，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暂且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写了《赵镢头的遗嘱》以及以后的刻有农村这场变革的历史印痕的《黑娃照相》《寻找》《瓜园里的风波》等姑且叫作“一个驻队干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记录”的文字。
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活鲜鲜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生活其中的具体环境以及我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实践，对我提出的一个要求，而并非对我的习作在选材上的全部要求和概括。
生活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政治和政策并非构成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历史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每个作者都有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包括选材习惯在内的写作个性。当我对自己习作中碰到的一个问题做出抉择时，并不以此衡量别人的作品，“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
三
由于我的习作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常常触及变革时期的政策，这就使我常常产生另一个困惑：我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受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有的不无激动地说它是“居心不良”的“暴露”，有的则不无嘲讽地说它是“趋时”的“歌德”。好像为文学作品准备了两把椅子，必须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对号就座。甚至像《黑娃照相》这个着重在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表现人物心态的短篇，大概是由于黑娃已经能够用饲养长毛兔挣来的三元八角钱照了一张彩色相片，加之在社会背景上写了“责任田”“专业户”的缘故，它被列入“很有应变能力”的“宣传工具”之中了。不幸，由于同样的原因，又有人质问道：难道落实农村新经济政策之后的农村青年，只能够在一张彩色相片里“画饼充饥”么？由此可见，黑娃之黑，纯属作者的肆意涂抹。同时，由于在黑娃赖以存在的新旧杂陈的时代背景上写了庙会和香客，又有人发现，这个“简单的宣传工具”正在宣传着封建迷信，等等等等。
对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我必须要求自己不要由于其中包含着的过分激动和小小的讥刺而跟着激动起来，这里需要的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我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习作放在“暴露”抑或是“歌颂”的模式里，而是试图让“暴露”与“歌颂”共居于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中。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阴暗面的不加粉饰的暴露，激发出我对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光明和希望的热烈的讴歌。这与其说是我主观上试图这样做，倒不如说生活的本来面目要求我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和能够对这两种“现实”作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而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而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我喜欢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老人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但我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到此止步。因为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美与丑的矛盾对立，还存在着前者代替后者的永无止息的矛盾斗争。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社会矛盾，去进行粉饰社会生活的廉价的歌颂，因为它无异于既要歌颂武松而又不许武松打虎那样，叫施耐庵老先生啼笑皆非；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孤立地暴露黑暗，不要让人们产生只看到阳谷县令在景阳冈贴出“大虫伤人”的告示，却不见打虎的武松的悲伤。我不是说，我在每一篇习作中都要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塑造出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在我的创作指导思想和总的倾向上，将尽力掌握生活中的美、丑对立及其在斗争中互相消长的辩证法。
“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投注给他的作品以生活之光。他的作品里当然也显示着强有力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加强了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性。”对我的一些习作的上述溢美之词使我感到愧疚，因为我自知我的一些习作辜负了这段评语。它说出的是我不曾达到的，却是我所追求的。如果用一句话表明我的追求，那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的统一。
四
内容决定形式。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反映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从而把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结合起来的要求，使我不敢小视情节的作用。我感到，小说的情节即是环绕着人物、并促使人物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矛盾冲突。离开了情节结构，我的人物将失去他赖以存在并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社会环境。我甚至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和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喜爱浪漫主义文学在情节结构上常常采用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结构方法，促使人物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采取强烈的行动。这也许有利于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有利于在较为广阔、雄浑的历史图景上描绘自己的人物，有利于给较多的读者带来较为强烈的感染力。
但对特异事件和外部情节结构的偏爱，也无疑是我习作中的一个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选取素材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使我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出直接的透视，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就损害了人物的丰满性和生动性。因此，在《黑娃照相》《寻找》等习作中，我试图在生活中选取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吸收西方小说中心理结构的方法，以打破这种局限。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地充当着我的人物的叙述者，即使在《寻找》中表现马套的潜意识的时候，也唯恐读者不知所云而要由我对它作出叙述和解释。我也没有勇气离开外部的情节结构，致力于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因为我唯恐使我的人物离开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而变成无所依附的“游魂”。我在提醒自己，要把外部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结合起来，以外部的情节结构为基础，而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激起的波澜和回声。即使像《黑娃照相》这篇不是按照传统的情节结构的要求而主要表现人物心态的习作，也要把黑娃的心态附丽在黑娃赶会的情节之上，让黑娃赶会的外部情节，载负着黑娃的心理活动的流程。
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杂陈的斑驳色彩和繁杂音响，也使我感到需要对叙述农村现实生活的语言作一些调整。我在人物的语言中，采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豫西乡土语言；而在叙述语言中吸收了一些欧化的成分。如在《流泪的红蜡烛》的开头，用了六个“在……之后”组成的介词结构的并列状语；《黑娃照相》的第一句，也是欧化的倒装句、复合句。我希望这样的句式能够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和“讯息量”，造成跳荡的感觉和奔腾的气势。
把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织在一起，把乡土语言与欧化句式糅在一起，都属于对外来的表现手段的吸收。对此，我也曾有过踌躇和疑虑，唯恐失去我所表现的中原农村的“红薯味”。当我在一个农学院受了短期训练以后，才知道红薯是菲律宾的舶来品，而在中原农村广为种植的玉米，却是从拉丁美洲引进的。既然红薯和玉米可以被我们民族的土壤和肠胃所接受，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一些外来的文学表现手段，也应当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文学所可以消化的。
然而，诚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在艺术形式上，他却常常表现出平庸，缺乏创造性。”当我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一些“土洋结合”的尝试时，也常常感到一个乡下大闺女用不好现代化妆品的懊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广阔庞杂的内容与比较窄狭拘谨的形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懊恼。我将不断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艺术途径。
当我就要结束这篇啰唆文章的时候，好像重新沿着我的短短的习作道路进行了一次艰巨的跋涉。我不是在叙说自己已经达到的，而是在说明我所追求的，其中可能包含着许多谬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条不那么好走的道路上走得较好一些，我期待着检验和批评。
1983年2月27日凌晨于郑州
原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