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超越中的感性困惑
——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思考
对人的本质的艺术探索，在张贤亮的笔下已越来越趋于一个明显的主题。我们考察这位作家的近期创作，是不能不为他的艺术上的成就感到惊异的。这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对人的心态结构的把握已变得深刻起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问世，进一步标志着他的创作开始走向更成熟的领域。这部中篇小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描绘，对人性的揭示显然已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点在当代文学中无疑具有开创的意义。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破天荒地展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性的苦闷、爱的惶惑、理性的超越。张贤亮在他的艺术的王国里，那么生动地从不幸者的心灵深处，打捞着人的原本的，曾被异化而又还原了的总体意识。他把人的知觉，人的本能，人的情态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并且又赋予了哲学的意义。在这里，受难者的命运经历着炼狱的煎熬，无穷的忧患和烦闷使人的感觉不断地幻化出神奇的、多变的画面；时间似乎凝固了，广袤的空间仅仅成为漫无边际的、单一的痛苦的网，生命在波动中改变着形态，并以特有的方式显示着永恒的意义……
主人公章永璘这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的命运已变得异常地惨淡了。这位被禁锢的青年人几乎丧失了人的全部自由。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温情已不再存在，大量的却是周围人变态心灵的反射。劳改队里那些犯人的粗野的心理状态，农场中马老婆子的不幸的命运与自我麻醉的神情，周瑞成的怪诞的精神世界，以及何丽芳的野性情态，这些扭曲了的人的思想、意志包围着他，吞噬着他，以致他几乎要在这种掩埋个性与智慧的荒野里失去生活的愉悦。他周围的人差不多都笼罩在精神的麻醉中，没有独立的意识，没有反抗的知觉，没有对生活的恐惧而产生的宗教。这个变态的领域中的人的一切都是变态的。不仅仅传统的优美的文化形态在这里绝迹，甚至精神生活的理想也成为空白。马老婆子对自己的厄运没有什么痛楚的表露，日复一日地木然地生活着。“哑巴”本来是一个参加过革命队伍的老战士，但后来不免沦为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庸人。章永璘的周围是一片无声的、即将死去了的世界，这对一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无疑是精神上的窒息。社会已使章永璘丧失了自我，生命对这位落魄的知识分子变得有些荒诞起来。无论是自然还是那个狭小的人的世界，已把他推进不再是人应该生活的深渊里了。
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可怕的不是无知识的人们精神的空虚，而是章永璘这样充满理性的人，也随着残酷的专政，脱离了文化形态所罩在他的灵魂上的各种人类文明的光环。这时章永璘的理念追求变得暗淡起来，心灵的颤动开始转化为肉体的战栗。随着文明意识的被层层剥落，仅剩下了动物的生理要求。思想的自由被扼杀固然悲哀，而肉体上的桎梏必然导致人的畸形。章永璘在这时丧失了人的高层结构的心理，几万年来人的进化突然在这残酷的客观环境的变异里，又返回了远古，真实的与非真实的主体世界出现了无序状态。正在章永璘极其痛苦而失落自我的时候，黄香久以女人特有的魅力和情感走进了他的世界。尽管她没有带来卿卿我我的爱的神韵，尽管这位饱受尘世风霜的妇女的心头还留着一丝生活的暗影，但她的降临，毕竟给章永璘这个几乎被毁掉人的本能的人，带来了曾丧失而又回归了的灵与肉的渴望。这是异性的吸引，这里没有相互的体贴，相互的理解，这只是维系在人的低层需要的欲念的碰撞。它不需要灵魂的导航，也没有罩在肉体上的文明的外衣。人在这一瞬间已消失了爱的深层的本质，唯一的只是性的外壳。本能与需要把这两个不幸的人连在一起，他们来不及意识这种婚姻的社会属性，除了本能，除了填补生活的空虚，几乎再没有任何含义。但是尽管这样，这对章永璘毕竟是一个转折点，他开始体味到人的生活，他的生命圈有了新的亮色。请注意，张贤亮在描写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新婚的时候，表现了多么精彩的、健康的美学气味。这决不是庸俗的自然主义的表现，而是充满了深刻的人类文明意识的观照。与其说章永璘在体味着新婚的生活，不如说在经历着人的灵魂，人的情感的神圣的洗礼。这是章永璘对人的崇高的、庄严的生活的渴望，是恢复了人的愉悦的颂歌，它闪烁着人类文化，人类情感的光泽。但是当章永璘意识到自己丧失了人的本能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异常的混乱，致使黄香久与曹学义私通后给他带来了更深的创伤。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更深的嘲弄，命运赐予他的唯一的光亮也黯然起来。他渴望着恢复人的本能，人的尊严，因为在丧失了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感性的困惑已束缚了理性的超越。章永璘这时还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他需要在经历了灵与肉的新生后重新地塑造自己，超越自己。
当性的饥渴平静下来的时候，章永璘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落到了一个可怕的境地中。他意识到先前的理性已经在感性的困惑中扭曲了。他得来了性爱，仅仅恢复了人的动物属性的完整性，但却远没有得到为之奋斗的理性王国。他甚至怀疑起自己对黄香久的爱情。黄香久抚慰了他肉体的焦躁，但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感情的危机。这不是他的爱情，他的爱情不应如此。在这种奇异的婚姻的背后，隐藏着一片可怕的荒原。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会在这个荒原里淡化。章永璘害怕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淹没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凝固的人。于是他又时时幻想着另一个天地。先前的性的苦闷开始让位于理性的思索。他开始相信理性的力量，他懂得“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肉体的满足不能代替精神的渴望，精神的渴望便是对理性的执着追求。他开始在精神上去寻找肉体上没有获得的力量。
这时候，黄香久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已被他的理念所排斥。尽管黄香久对他有真挚的爱，对他那么体贴入微，但他终究还是与这个善良而又带有悲剧色彩的女人出现了裂痕。章永璘在这一点上甚至使人感到过于冷酷。这位多厄的女人的被再次遗弃，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与惋惜。章永璘在情感的天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但在另一方面，他却赢得了自我的更新。黄香久与章永璘各自裹在不同的境界里，她爱这个“右派”，她像曾把自己献给了别人一样，也把一切都献给了他。在意外的结合里，她表露出中国西部妇女许多诱人的品德，虽然她的不贞使她失去了中国传统女人的特色，但她的瑕疵在她的美丽的心灵的对照下显得有些渺小了。可是她的悲剧在于她对丈夫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章永璘在夜里写日记，听广播，沉浸在对理念世界的追求里，黄香久对这一切是陌生的。当章永璘性的本能丧失的时候，她竟委身于别人，她的情感世界是可怜的。这也许是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但章永璘在实现自我的超越过程中，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的仅仅是单一的追求。他缺少中国人爱的哲学，缺少知识分子所有的温文尔雅和仁慈的精神。在对黄香久的爱情上，他得到的远远地超过了给予，他几乎没给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点心灵的温存。正是缺少了这一点，他才抛开了道义的、伦理的因素，在理性上得以超越。超越必然带来感性世界的痛苦，他甚至陷入连理性也无法解释的感情的折磨上，人的情感需要的层次是不断地更新的，理性的力量在于指引人克服感性的束缚不断地攀登更高的领域。章永璘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扬弃着自己，他在人性的正极与负极的两端徘徊着。他一方面克服着自己羸弱的天性、非理性的诱惑，一方面在用自己的灵魂与先哲们的对白里，从理性的天幕上寻找新星座。正像但丁从地狱走到天堂，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求人生与艺术的真谛，章永璘永远也不会满足现实的一切暂时的和谐。他希望在人生的长河里发现新的秘密，创造更高的人生价值。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他的理性认识和道德精神，心智情绪与非理性的直觉产生了巨大的摩擦，致使他落入困境。客观与主观，必然与自由，变得不那么和谐一致了。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世俗观念与精神信仰开始裂变。虽然环境决定着人的行动，但自我否定与超越，必然达到这样一个趋势，人可以成为目的本身，可以在超时间价值的追求中牺牲一切功利的或世俗的观念。因为章永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信仰者，他决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章永璘的自我实现过程给读者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黄香久在某种程度上被描写得太诱人了，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惊叹叫绝。但这么朴素而又带有一丝野性的女人，仅仅换来了章永璘的短暂的快乐。既美丽、神奇又令人沮丧的黄香久照亮了章永璘生活的暗淡的角落。而不久章永璘就意识到了这种婚姻的历史误会性。“生活方式的变革会改变爱情的方式，爱情的意向，爱情的审美观。”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爱情放到这种历史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因素都是套在人的精神上的锁链。同样，在两性关系上永恒不变的情感是不存在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升华。如果永远把人固定在原有的基础上，人性就不会得到充分发展。两性的关系不仅仅建立在性欲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更高的精神的层次上。缺少了任何一点，都会驱使爱情的最终解体。黄香久与曹学义的私通，章永璘后来的出走，都说明在婚姻道德上灵与肉的默契结合才能构成它的完整意义。否则，家庭的概念就会消失。章永璘与黄香久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当黄香久完成了填补对方人性的残缺后，就消失了她的其他意义。章永璘的生命整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的低层次的本能，一部分是人的高层次的理性。在他的理性不能健全地发展的时候，他的本能便成了心灵的主宰。黄香久在章永璘的低层的需要上可以成为同路者，一旦这种本能需要得到满足，她便会被章永璘的理性世界所遗忘。章永璘的生命的发展是双线的，而黄香久仅仅是单线的。一个需要执着的追求，一个只能停留在低层的结构上。二者的最终分离，显示了人的观念的多重性与复杂性。黄香久以自己的爱塑造了章永璘的半个世界，另一半的世界将由这位主人公自己完成。从道德与伦理的意义上说，两人的分离是一个悲剧，但这又是生命发展的逻辑。人类的发展就是踏着悲剧前进的。道德与伦理总是试图把人维持在旧的基础上，它旨在把人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它的诞生带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历史的发展本身又以悲剧来宣告它的某些偏颇性。人的天性在于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完善，因此对人性的超越必然带来道德伦理与感性的干预。人类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困惑。当章永璘从黄香久的怀抱中得到人性的复归后，当他由半个男人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时候，他对黄香久的感情的折磨，正说明了他的理性超越必然以牺牲低层次的性爱为前提。没有这种严酷的选择，人的本质的升华就将结束，人的完整意义就将消失。章永璘的追求与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人性与人的本质的证明的过程。
章永璘与黄香久结合的命运表现出了更多的情感世界的冲突和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张贤亮在对人的本质的思索与艺术的表现中，流露出了某种矛盾性。对黄香久的塑造使传统的美学观念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模糊了。黄香久的动人之处从另一角度超过了马缨花。的确，她在许多地方远没有马缨花那么神圣、动人，但黄香久是带着病态的微笑满足了章永璘灵与肉的饥渴。不幸时代人的自我拯救，只能从不幸者的身上，从畸形者的灵魂中寻找到唯一残存的人性的光辉。问题在于张贤亮对这位不幸的女人美化了，他在那种残酷的病态社会的人之中寻找一种美。他似乎对不幸和灾难带着欣赏的视角加以关注。他对中国的形形色色的不幸者都予以了极大的同情，致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作家对悲剧竟抱着这么矛盾的审美动机。但是这种矛盾的创作动机又恰恰是作品最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主人公章永璘的眼里，他所获得的生活的愉悦也仅仅只能从黄香久的身上得到实现。黄香久在这一点是美丽的，她积叠了不幸的与被扭曲者身上的一切优美的、动人的因素。尽管她身上闪耀的只是变形的美，但她内心的真诚，足以使读者对她的瑕疵感到宽容。其实，对黄香久的塑造是一种象征和暗示，它浸透着作家浓烈的审美观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得到印证：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和她一样，曾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把我折磨，你是一片干渴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不留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把黄香久与高原联在一起，把时代与人融为一体，这是张贤亮的理性风格的重要特点。西北高原闯进章永璘的命运里正像黄香久投入他的怀抱里一样，这里包含着太多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这一切太荒诞了，这不是章永璘应该的生活，但又恰恰是他所无法逃脱的严峻现实。他从这里得到了无尽的痛苦的折磨，又从这里经受了不会再有的快乐和幸福。这里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这里是不合理的，又是必然的，这里应对道德和良心负责，但又不应当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追求。野蛮的洪荒固然是冷漠无情的，但野蛮中依稀保留的文明的土壤又是章永璘得以超越的基础。没有黄香久和像黄香久一样既美丽又残缺的西北高原，也就不会有章永璘落入社会底层后的人生的体验和更高的理念追求。自我超越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自我的过程。它不是和风细雨的恬淡的演化，而是不断地与感性发生困惑的更新突变。
我们看到，章永璘在走着这样一条路程：人——非人——人。章永璘差不多在短短的时期中，经历了人类进化的所有阶段。他力图在命运的里程中不断地追求理性的王国，但他又时时地陷入理性所无法解释的感性的抵牾里。他一方面是动物的人，需要性爱；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理性的人，需要精神的抚慰。一方面要寻找克服异己的力量的钥匙；另一方面又要在伦理的世界里受到制约。他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困惑：性的困惑、感知的困惑、幻想的困惑……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每个人都面临的抉择。这决不是人性发展中的温情脉脉的和平过渡，而是带着心灵创痛的搏斗。人类在进行自我超越的过程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存在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在不幸与荒谬中滑向悲观主义，并且在所谓自我选择中加以自我拯救。而作为唯物主义信仰者的章永璘，并没有在荒诞的命运中走向虚无。他在与自然的斗争里，在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接触中，在对人类创造的文化形态的关系中，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品格。紧张的劳动使他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了崇高的力量；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抗洪中表现出高贵的集体主义品德，他时时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使他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升华。章永璘终于摆脱了层层困扰，开始向着另一个领域进发了。
由肉体的畸形到精神的迷离，由感情的危机到心绪的平静，由本能的复苏到理性的觉醒，章永璘的灵魂与肉体展现了原始的冲动与文明的变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强烈的精神分析的艺术手段向人们昭示了人性的价值：人类不仅仅需要两性的情爱，而且更需要理性的超越。人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克服感性的羁绊向着理想的王国进军。不管人经历了怎样荒唐的生活，不管命运怎样地把人逼向屈辱的境遇，生活总会在人的奋斗中出现光明。章永璘的成长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总处于爱与恨，苦与乐，善与恶，不安与宁静的永恒的矛盾的纠缠里。他的情感层次的多次紊乱，在于他对超时间价值的世界的追求与严峻的现实之间的对立。他总不满意于现实，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土壤里吸取超越的营养。他是一个强者，一个世俗世界的无情的逆子。对这一形象的把握，如果用传统的观念评价他的道德行为，显然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到此，我们的结论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的又一部精彩的哲理小说，它用惊人的艺术画面，表现了生活的矛盾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张贤亮一方面在黑暗里提取亮色，另一方面不断地礼赞人的进取的精神。张贤亮对悲剧的环境不是虚无的否定，而是从中把握美的基因，这使他塑造了黄香久这类动人的形象。与此同时，他把人的追求与探索精神当成人的本性中的积极的、向上的因素加以歌颂，这使他的主人公章永璘成了不断升华的、充满理性的强者。前者象征着感性的诱人、丰满、迷惘，后者象征着理性的庄严、崇高、神圣。两者相互补充、撞击、分离，在困惑中超越，在超越中困惑。这是人性的辩证法，是人的本质的规律的再现。它是双重的、对抗的、统一的。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懂得张贤亮作品的真正含义。
1985年12月2日于哈尔滨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