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缘起

戊戌变法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发起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其失败后的三年内，中国人民又遭受了八国联军的侵辱，清政府再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势日危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继续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步萌发。—些要求进步或革命的学者，深感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封建的旧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都想试着探索“新文化”之道。于是“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出现了一股求“新”的思潮。这在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历史教学也随着改革的时代潮流，被提到重要的地位。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在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政治改革的一般要求，提到了行动的日程上来。

在教育领域，他们引西方教育制度为鉴，看到本国以往空谈辞章之学及以八股试士所带来的弊端，纷纷上奏折，请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借以“启民智”“兴民力”，达到教育救国的补救办法。在康、梁等维新之士的敦促下，光绪帝下诏：改试策论，省府县书院改为学堂。于是地方官绅“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

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亦相应得到改革。当时学堂的“一切规制取法泰西，学科课程虽有损益，然大致无甚差异”（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序》）。课程最多为七门：一经学，二史学，三格致学，四政治学，五兵学，六农学，七工学。因“泰西普通学科首重舆地历史”（同上），所以史学一门在其中居重要地位。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于是，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通过学堂设立和学制改革，一些学者纷纷着手编写历史教科书，以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这样，陆续产生了一批不同于旧史的新体历史教科书。其来源，一为官编教科书，一为学堂自编讲义，一为私家编纂之课本及官方、私家译本。其种类，单就中国史范围而言，有中国古代史、清史及自古至清的中国通史，亦有《扬州历史教科书》《广西乡土历史教科书》等乡土历史教材，别有《蒙学历史舆地歌诀》《蒙学史论课本》等蒙童习咏之通俗读本，以及《中国史研究法》等辅助教材。储丙鹑在《掌故时务教科书》的“教科书缘起”一节中所谈：“学堂渐兴，而教科书亦风起潮涌，或译本，或著作，各擅所长。”即反映了历史教科书盛行的局面。可见，历史教科书是随着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为适应新兴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