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史教救国为主旨的爱国主义编纂思想

清末的教育改革，是在国势危急之时，为时务所迫而发生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过往教学的“务虚”转为务实，即经世之用。因此，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思想与此是相一致的。当时一些进步的学者，深感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化，于是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纷纷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企图从中国固有文明发达的形迹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如1901年普通学书室编《普通新历史》“总论”中说：“今者大地交通，欧势东渐，东洋各国多为白人种所并吞。我国近年割地开港，亦几为所分割。”“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诚千载一时也。”因此，“爰辑是编”，从“我国固有之文明，发达之形迹”，“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广求智慧，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之上”。又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序”曰：“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矣。”同年，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附录《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性质》一文中亦指出：“痛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这就是说，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救国”和“兴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它可以使学者通达古今，振奋“国民精神”，发挥“民族主义”，为国造就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才。

当时进步的史学家之所以重视史教救国，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历史教学之效益即可在受教育者中间产生直接影响。《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的作者夏曾佑，在康、梁、严复等影响下，极力主张教育救国，说办好学堂是“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是“最有把握”的事，并在其《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极力宣传教育的作用，说春秋战国时代，“主要之事，乃孔子生于此代也”，说只要对“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并自述编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在于“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为的是“足以供社会之需要”。又如，1903年陈庆年在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表述：“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远教天下。世之不治史者，其偷生浅知，吾无责焉。苟其治之，则穷千载，察百世，窥一方，营四表，其所持以为消息者，皆史之推矣。”他认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陈氏之言不免过论，反映了他的“唯历史论”的唯心主义史观。但是，此言恰道出了历史教学在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好处，反映了历史教科书的效用及其编纂的意义，不仅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即在目前，作为历史编纂的一种意图，仍然是可取的。

上述说明，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的需要。它的着眼点已是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明，跳出了封建史学注重于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的体系，反映了社会革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