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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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当然不可只言学问而不及事功,理学家以义理为论人之准绳,也将之施于有事功可述的人物。伊川看重张良,也称道“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第233页。,两人相比,子房似乎犹在孔明之上。伊川讲述张良,颇为赞美:

张良亦是个儒者,进退间极有道理。人道汉高祖能用张良,却不知是张良能用高祖。良计谋不妄发,发必中。如后来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从,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岂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为韩王送沛公。观良心,只是为天下,且与成就却事。后来与赤松子游,只是个不肯事高祖如此。《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第263页。

伊川的话明显意味张良是一位成功者。他通过刘邦达成了推翻暴秦、打败项羽、安定天下的心愿。刘邦对他言听计从,立太子事就是明证。这样说来张良的作为不是有违臣下事君之道吗?伊川说张良原非刘邦臣属,他是不肯事汉高祖的,他的一切作为只是为了天下。这样的一位人物,当然可以称为儒者,其进退取止自然是极有道理的。伊川对诸葛亮的评价却无如是之高,《语录》中记有一次他与学生的对话:

问:“文中子谓:‘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诸葛亮可以当此否?”先生曰:“礼乐则未敢望他,只是诸葛已近王佐。”又问:“如取刘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这一事大不是,便是计较利害。当时只为不得此,则无以为资。然岂有人特地出迎他,却于坐上执之?大段害事,只是个为利。君子则不然,只一个义不可便休,岂可苟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第262页。

伊川视诸葛亮为王佐之才,已无王通的期许。在说到取刘璋一事,伊川的语气相当严厉,甚至还责以见利忘义,在理学家看来,不知义利之辨,几乎同于心术不正。不过,伊川讲明“只是这一事”,并不影响他对诸葛亮的称赞。伊川推崇诸葛亮,有时甚至比于周公。比如:“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贤圣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三,第893页。

到南宋朱子之时,理学家论三代以下的历史人物,主要还是谈张良与诸葛亮,朱子并无异议,也认为:“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第3235页。但朱子对两人的评价,似与伊川略有不同。朱子没有明白指出不同意伊川的地方,甚至还尽量接受伊川的论断,另一方面,他却依据自己评论人物的方法,对张良与诸葛亮重新检视。

先看朱子怎样说张良。他说:“高祖、子房英,项羽雄”;“为君报仇,此是他资质好处。后来事业则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来缘饰遮盖,则其从衡诡谲,殆与陈平辈一律耳”;“子房今日说了脱空,明日更无愧色,毕竟只是黄老之学。及后疑戮功臣时,更寻他不著”;“张良一生在荆棘林中过,只是杀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横尸万里,他都不知”。《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第3221、3222页。归纳这几句话的重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论断,那就是朱子肯定张良的资质,否定了他的本领。因为源于黄老的心术是不能称之为本领的。

再看朱子对于诸葛亮的讲法:“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于粗疏”;“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取刘璋一事,或以为先主之谋,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当时多有不可尽晓处”;“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了。然却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于公”;“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第3235、3236、3244页。朱子非但赞美诸葛亮的资质,对他的本领也是相当肯定的。朱子同意“孔明喜申韩”的说法,也不反对辅广所说“他虽当学申韩,却觉意思颇正大”的意见,而朱子所重视的,则是诸葛亮“一出于公”“以义为之”的心志,并且对伊川所斥取刘璋一事也做了或非其意的解释。

从这两个例子更可以看出,“本领”是朱子论历史人物的重要概念,“本领如何”是朱子评论历史人物高下的重要标准。本领在于心术,是义理的呈现,也是圣人之道的具体实现。在这样的观点下,张良皆是黄老之学,心术不正,虽然帮助汉高祖成就功业,但不可称之为有本领。朱子说:“老氏之学最忍……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第2986页;又见卷一百三十七,第3266页。本领在于心术,心术根据义理,义理来自圣学,朱子的这种说法,陈亮很不以为然。陈亮也借对张良与诸葛亮的评论,提出不同的意见:

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天资既高,目力自异,得一书而读之,其脱颖独见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颖脱而不惑于背戾,一旦出而见于设施,如兔之脱,如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功而莫能御之者,此岂有得于异端之学哉!其说有以触吾之机耳。使圣人之道未散,而六经之学尚明,极其天资目力之所至,伏而读其书,以与一世共之,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子房、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龙川文集》卷十一《子房贾生孔明魏徵何以学异端》,北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精印本,第15页。

陈亮特别强调人物的天资,认为读书的功用主要在于启发天资。像张良、诸葛亮等天资极高的人,其功业与表现都不应从所读之书或所喜好的学说思想来论断,因为“豪杰之士,天资之高,目力之异,未可以一书而律之也”。陈亮进而认为老庄申韩等所谓异端可以启发豪杰不群之志,以建立功业,那么诗书之教反而可能是束缚豪杰英雄的规矩准绳。《龙川文集》卷十一《子房贾生孔明魏徵何以学异端》,第15页。陈亮明显不同意朱子关于“本领在于心术”的说法,由于少了前一层的转折,陈亮直接肯定事功的价值,并且认为建功立业就是本领,功业愈大,本领愈大。这个意思也见于他与朱子关于王霸、义利的著名辩论中:

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类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著手处。《龙川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秘书》,第6页。

汉祖、唐宗开国立基,功业宏伟,本领自然洪大开廓,曹操未能统有天下,功业不足相比,本领也就有所不如。这样的论点,朱子当然不能同意,就历史人物而言,汉、唐不足取法,主要在于圣学不传、私欲流行的缘故。朱子在答陈亮的信中将这番意思说得很清楚:

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后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朱子大全》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北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精印本,第24页。

这几句话中,“田地根本”最为要紧。英雄豪杰的事功都从这里萌现茁长,其事功之有无意义、应否赞美,也须从这里论断。其实,“田地根本”就是指英雄豪杰的心。朱子的意思是汉、唐豪杰尽管天资很高,但私欲极重,所作所为,一意为己,不合乎义理,虽然有些事功,皆不缘于心术之正,是不能称为有本领的。陈亮明白指出朱子的这个意见:“秘书(朱子)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龙川文集》卷二十《乙巳又与朱元晦秘书》,第14页。

朱子论历史人物,资质与本领两个层次清楚分明,本领在于心术,无关资质,也十分明确。朱子并不否认事功,但那只缘于人物的天资之美,至于事功的意义,就要看本领的有无,亦即心术的正否了。陈亮显然了解“本领”是与朱子辩论历史人物时的关键,也试图提出事功即本领的说法,但却未能形成足以与朱子对抗的系统理论。牟宗三认为在这一场辩论中,陈亮的学问只具有自然生命之原始价值,朱子的学问则已达到精神生命之德性价值。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十章“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台北:广文书局1974年版。两人论历史人物,也充分表现出思想境界与方法的高下精疏,可以为牟氏的论断提供一项例证。牟宗三并未辨别朱、陈二人使用“本领”一词时的不同涵义。牟氏笔下的“本领”,如“管仲虽不知礼,然却有本领,能担当世运”,“若依孔子,管仲本领并不算大”,“站在理性之客观的实现上说,当承认其生命本领之宏大”等,(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十章“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似偏向陈亮的用法。笔者以为朱子的用法,当以钱穆的解释为最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