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贡贸易的崩溃

洪武三年，明朝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市舶司，负责对外通商贸易，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¹⁴⁾史载：“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¹⁵⁾广东市舶司故址在今广州市北京南路和东横街交界处。明廷规定：“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¹⁶⁾外国贡船在广州城西南珠江边蚬子步（今广州市西关十七甫路）停泊；外国贡使则入住怀远驿（今广州市十八甫路怀远驿巷）。怀远驿其内建有房舍120间，雕梁画栋，由市舶提举司负责管理（图3-3）。⁽¹⁷⁾按《大明会典》规定：赴京进贡者只能是外国使团中一少部分人，大部分人只能留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¹⁸⁾

在谈到爪哇国穆斯林使用中国瓷器时，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说：他们“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一般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¹⁹⁾为此，永乐和宣德帝赐予穆斯林国家君主许多景德镇御窑厂特制的青花大盘，在伊朗阿尔德比勒灵庙和托普卡比宫皆有收藏。郑和下西洋结束后，通往印度洋的陶瓷之路亦中断，但是穆斯林国家君主却欲罢不能，他们已养成了消费中国瓷器的嗜好。明代《回回馆译语》有一篇中亚撒马儿罕国使臣向明廷乞求瓷器的“来文”。其文曰：“撒马儿罕地面奴婢塔主丁皇帝前奏：今照旧例赴金门下叩头，进贡玉石五十斤、小刀五把，望乞收受。朝廷前求讨织金段（缎）子、磁碗、磁盘等物，望乞恩赐，奏得圣旨知道。”⁽²⁰⁾瓷器和丝绸不一样，难以通过陆路交通长途贩运，所以中亚撒马儿罕国商人亦推波助澜，积极加入到南海贸易活动中。

为了从中国得到更多的丝绸和瓷器，撒马儿罕国使臣费尽心机，他们想到的一个招数是贡狮。狮子为中国所不产，作为一种珍禽异兽，东汉以来西域诸国时以为贡。狮子的威仪尤为永乐帝喜爱，每当西域诸国贡献狮子时，往往厚加赏赐。群臣纷纷咏诗作赋，成为永乐朝一大盛事。由于贡狮回报最高，撒马儿罕国不断向明廷贡狮。成化十四年至弘治三年，撒马儿罕使臣一共七次向明廷贡狮。⁽²¹⁾北京国家博物馆藏万历己酉年《皇都积胜图》上有一幅贡狮图（图3-3），描绘的正是成弘治之际撒马儿罕使臣贡狮的喧闹场面。⁽²²⁾

太监韦眷时任广东市舶司提举，以为外国使臣往满剌加国市狮可以牟取暴利，便利用番禺私商黄肆、王凯父子召集撒马儿罕等国夷商，下海通番。黄肆等人怙势杀人、惊扰地方，被番禺县知县高瑶遣兵搜没番货巨万。此事申报广东左布政陈选后，得到行文嘉奖。不料，韦眷勾结朝中太监，恶人先告状。陈选反而被夺职，押送京城。高瑶亦落职，而韦眷升任镇守巡抚两广等处太监。⁽²³⁾三年之后，印度洋至广州的海上通道被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开通。《明实录》记载，弘治二年十一月，撒马儿罕“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两广总镇等官以闻”。⁽²⁴⁾倪岳《止夷贡疏》亦载：撒马儿罕使臣罕扎呼逊由满剌加国前来贡狮。到广州后，韦眷将贡狮、鹦鹉支给官钱，买办喂养，并差人报送至京。皇帝下令礼部处理此事。礼部左侍郎倪岳认为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是没追究广东镇巡官的罪过。⁽²⁵⁾

撒马儿罕使臣不死心，这次贡狮不成，三年后再次从海路朝贡方物。弘治五年九月，“虎剌撒国回回怕鲁湾等从海道至京，至玻璃、玛瑙等方物。上却之，命给口粮、脚力遣还。”⁽²⁶⁾虎剌撒国，即撒马儿罕西部呼罗珊，⁽²⁷⁾而怕鲁湾即成弘之际贡狮的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撒马儿罕国从海路朝贡违反了西域使者须走西域贡道的规定，再次遭到明廷却贡。此后，正史再无撒马儿罕使臣从海路朝贡的记录。⁽²⁸⁾

图3-3　明末清初广州怀远驿

韦眷不仅私下通番，还阻挠其他番商来华贸易，史载“成化二十三年，其国（天方国）中回回阿力以兄纳的游中土四十余载，欲往云南访求。乃携宝物钜万，至满剌加，附行人左辅舟，将入京进贡。抵广东，为市舶中官韦眷侵克。阿力怨，赴京自述……时眷惧罪，先已夤缘于内。帝乃责阿力为间谍，假贡行奸，令广东守臣逐还，阿力乃号泣而去”。⁽²⁹⁾天方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不在《大明会典》规定的朝贡贸易国之列，故阿力请满剌加人帮忙入京朝贡。韦眷“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珍玩之积，郧坞如也”。⁽³⁰⁾这位天方国富商的到来自然影响韦眷的生意，因此他对阿力百般刁难。

韦眷后来被大臣参劾，死在京城，尸体运回广州下葬。1964年，广州东山附近铁路工人文化宫发现一座古墓，墓旁石碑镌刻“大明弘治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吉……钦命总镇两广内官监韦公之墓”等碑文，可知是成化至弘治年间广东市舶司太监韦眷之墓。他曾在广州建东山寺，俗称“太监寺”。韦眷墓就建在东山寺旁，用红砂岩砌筑墓室，内分前室和主室两部分，全长7.44米。前有竖穴式墓道，石室两壁券墙和后壁石墙厚达1米多。前部券拱5重，后部券拱4重。石室之外有厚达半米的三隅砖壁衬护。尽管如此，韦眷墓还是被人盗掘，劫后残余只有外国银币3枚、圆形素面薄金片1枚、残断珊瑚1支、宋钱3枚和南汉铅钱1枚。⁽³¹⁾

韦眷墓出土三枚外国银币中，有两枚是孟加拉国（明史称“榜葛剌”）银币。据夏鼐考证，皆为孟加拉国王陪巴克沙（Ruku al-din Barbak）发行的（图3-5:2和4）。韦眷墓出土第三枚外国钱币是威尼斯银币。夏鼐委托意大利学者调查，认为是威尼斯总督马利皮埃罗（Pasquale Malipiero）发行的。威尼斯城保护神圣马可在钱币正面图案右边，威尼斯总督马利皮埃罗在左边（图3-5:1和3）。⁽³²⁾这种带十字架图案的西方银币或称“克鲁扎多”（Cruzado），每枚约合明代白银一两。⁽³³⁾

据牛津大学教授怀特豪斯调查，埃及马木鲁克苏丹阿布勒费特·哈麦特曾于1461年赠予威尼斯总督马利皮埃罗20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是目前所知最早传入欧洲的明代瓷器之一。⁽³⁴⁾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西方航线一直在威尼斯人操控之下，元初来华的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韦眷墓出土威尼斯银币、孟加拉国银币和红珊瑚，皆为韦眷私下“与海外诸番相贸易”的证据。凡此表明，葡萄牙人开辟东方新航线以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国海商、穆斯林海商、威尼斯商人以接力方式进行的。

中国东南沿海大规模走私贸易在15世纪80年代形成第一个高潮。我们查到三条相关史料。其一，《东西洋考》记载：“闽在宋、元俱设市舶司。国初因之，后竟废。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敝极矣。”⁽³⁵⁾其二，《闽书》卷四七《文艺志·漳州府》记载，成化年间，漳州月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³⁶⁾其三，《明实录》记载，成化七年十月，“福建龙溪（今漳州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蕃。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³⁷⁾所谓“番王夫人”，指满剌加王后。至此，漳州海商完全开通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中国传统的东亚贸易航线。⁽³⁸⁾

1997年，在菲律宾东北部巴拉望的利纳浅滩发现一条弘治三年（1490年）沉没的民间商船，船上载有大批越南、泰国陶瓷以及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今称“利纳沉船”。⁽³⁹⁾1999年，法国石油公司钻探海底石油时在文莱海域发现另一条明代沉船，船上亦载有上万件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和东南亚陶器。2006年夏，我们在文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国家博物馆考察时，见到文莱沉船所出明青花，大多数为弘治民窑青花瓷，少数为景德镇仿龙泉窑产品。

为什么菲律宾和文莱明代沉船内有许多东南亚陶器呢？这是因为景德镇青花瓷价格昂贵，船主买不起那么多，所以到安南、暹罗买一些价格低廉的陶器压仓，否则就得用石头压仓渡海去菲律宾或文莱。

中国东南沿海大规模走私活动在弘治六年迎来第二个高潮，“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蕃舶，络绎不绝”。⁽⁴⁰⁾弘治六年十一月，“南京锦衣卫指挥使王锐言：‘又有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今后商货下海者，请即以私通外国之罪罪之。’都察院覆奏，从之。”⁽⁴¹⁾看来，东非基尔瓦、麻林迪出土弘治窑青花瓷片，以及达·伽马在古里购买的中国瓷器，都是弘治六年以来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私出境的。

《明史·外国传》记载：“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正德三年，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浡泥（今文莱）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⁴²⁾这个记载表明，广东海域至文莱的走私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正德三年（15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