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战朝贡贸易的穆斯林海商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走私贸易活动的产生，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不久，河西走廊有大批穆斯林迁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命给江浙观海诸卫新徙回回月粮，时回归回回二百二人，自凉州（今武威）徙至浙江”。⁽¹⁾正统四年七月，又有回回编制于漳州。⁽²⁾正统六年元月，“徙甘州（今张掖）、凉州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³⁾河西“回回”的祖先是中亚撒马儿罕的粟特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经商天赋。汉唐时代粟特人一直充当丝绸之路中间商的角色。7世纪阿拉伯人大举东进，中亚各地逐渐伊斯兰化。粟特人皈依伊斯兰教后，继续扮演丝绸之路中间商的角色。明代河西“回回”讲波斯语，而波斯语不仅是丝绸之路通商用语，而且也是南海贸易的国际交际语。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锡兰山布施碑采用三种语言，其中一种就是波斯语。⁽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明孝宗实录》记载：“暹罗（今泰国）国王国隆勃刺略坤尤地亚，遣使臣江悦等”，携“金叶表文入贡谢恩。且言：‘旧例，本国番字与‘回回字’互用。近者，请封金叶表文及勘合咨文间有同异。国王凝（疑）国人书写番字者之弊，乞赐查辩。’”这是说，暹罗以前与明朝往来，有时用暹罗文，有时用波斯文。由于明朝暹罗文译员水平不高，导致暹罗人读不了明廷回赐的表文和勘合文件，暹罗方面要求明朝追查此事。明朝暹罗文译员不仅暹罗番字写不好，就连暹罗国入贡表文也“难于辩识”。于是明廷下令以后只许用波斯文为暹罗国写表文及勘合文件，“不得写难识番字（指暹罗文），以绝弊端”。⁽⁵⁾

正统初年迁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不久就以自由商人的姿态下海通番。正统九年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⁶⁾正统十年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⁷⁾正统十一年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⁸⁾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廷重申禁海令，而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却屡禁不绝。《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引明朝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之言：“濒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泄漏事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复命申明禁之”。⁽⁹⁾1458年，广东珠江口再次出现大规模走私贸易活动。《香山县乡土志》记载：“天顺二年（1458年）三月，海贼四百余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备倭都指挥张通坐失机，上令杀贼赎罪。七月，海贼严启盛来犯。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盗，敌杀官军。至广东，招引蕃舶，驾至邑沙尾外洋。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生擒启盛，余党悉平。十二月，以获海贼故，升张通一级。”⁽¹⁰⁾

大航海时代始于明孝宗弘治年间，一个新兴的景德镇瓷器消费市场在欧洲逐渐形成，而景德镇陶冶业却在这个时期一派萧条。据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专家陆明华分析，“明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谪；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¹¹⁾ 《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器。”⁽¹²⁾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海商就在这个时期乘虚而入，不仅积极推动景德镇瓷器外销，而且直接参与了景德镇瓷器设计制造。模仿伊斯兰金属器或玻璃器烧造的明青花计有：带盖豆、花浇、双耳绶带瓶、抱月瓶、军持、天球瓶、大扁壶、灯笼瓶、卧足碗、执壶、笔盒等。1997年，在菲律宾东北部巴拉望的利纳浅滩发现一条弘治三年沉没的民间商船，船上载有大批安南、素可泰陶瓷和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今称“利纳沉船”（Lena Cargo）。⁽¹³⁾这条沉船内发现许多伊斯兰风格的青花壶和波斯风格的青花笔盒（图2-1）。这种笔盒不是为中国文人设计的，其原始造型来自波斯细密画家使用的一种金属笔盒。波斯细密画虽受宋元工笔画影响，但是画幅小，所用毛笔细小，耗墨量不大，因此波斯笔盒往往与调色盘合二为一，采用混合多层式设计。

据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威尔调查，大约200多件景德镇弘治窑青花被走私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叙利亚，其中包括荷塘纹青花碗、孔雀纹青花盘、缠枝纹青花碗（图2-2）、伊斯兰风格的青花执壶以及波斯风格的青花笔盒（图2-3:2）。⁽¹⁴⁾这件青花执壶为黎巴嫩私人藏品（图2-3:1），与菲律宾明代沉船发现的伊斯兰风格的青花执壶完全一样，说明至少在弘治三年穆斯林海商就参与了景德镇青花瓷的设计制造。香港竹篙湾外销瓷遗址出土穿花孔雀纹青花盘（图2-3:3），与叙利亚发现穿花孔雀纹青花盘（图2-3:2）如出一辙，说明这批弘治窑青花应也是从香港竹篙湾走私出境的。

图2-1　菲律宾利纳沉船出水波斯风格的青花笔盒

图2-2　叙利亚发现的弘治窑青花瓷

图2-3　叙利亚出土弘治窑青花笔盒、青花执壶和香港竹篙湾遗址出土弘治窑青花盘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丝绸、茶叶、陶瓷等中国商品一枝独秀，在海外形成巨大市场。中国十大商帮亦在明代中叶应运而生。除了福建商帮之外，江苏洞庭商帮也积极开辟海外贸易市场。⁽¹⁵⁾弘治—正德朝大学士李东阳在《怀麓堂集》介绍说：洞庭东西山人“散而商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¹⁶⁾明代小说家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有一篇白话小说，名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描写明成化年间东山商人文若虚在经商屡遭失败后，陷入穷困破产的境地。后来朋友到海外经商顺便邀他同往，开船前他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篓太湖特产洞庭红橘子准备在路上自己享用。不料到了海外吉零国后，这一篓红橘竟然卖出1 000多两银子。他在返程途中捡到一只大海龟（玳瑁），在福建登陆后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稀世珍宝，用5万两银子买去。后来文若虚用海外贸易赚来的钱在沿海地区重置家业，娶妻生子，家道殷富不绝。⁽¹⁷⁾吉零即吉令（Klang）的别译，《郑和航海图》称作“吉令港”（图2-4），乃今马来半岛西岸吉令河口的巴生港。⁽¹⁸⁾这篇话本小说反映了明代中叶商业发达，中国商人纷纷下海经商的生活场景。

明代东洞庭山人张本笔记小说《五湖漫闻》记载了洞庭商帮另一则传奇故事。其文曰：“东洞庭傅永纪，正德初商游广东，泛海被溺，获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岛。惟叠石磥砢，徧无纤草。所服之衣，啮吞殆尽。度不能存，呼天泣曰：‘居于山饥必至死，附于木或可得生’。乃复附木出没波涛，七日至海滨，见一渔翁张网独立，乃拜，书询为某处。渔翁书示曰：‘机郎佛国’。永纪又书曰：‘我夏人也，覆舟随波至此，赖君可以生乎？’渔翁遂允为馆谷。久之意气弥笃，以女妻之。永纪善为纸竹扇，一扇鬻金钱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机朗王召见，授以爵。正德末年，机朗太子以永纪为通事（翻译），进刀釰于华夏。武宗礼遇优渥，永纪遂勿复去。嘉靖初年，罪其私通，乃致之瘐死，时年四十八。”⁽¹⁹⁾机郎佛国即佛郎机国，指1511年后葡萄牙人统治下的马六甲。有学者认为，傅永纪就是葡萄牙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²⁰⁾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因为史籍明载火者亚三为江西浮梁（今景德镇）穆斯林。⁽²¹⁾显然，《五湖漫闻》把火者亚三的一些故事附会到傅永纪身上，不足为信。

正德年间，许多穆斯林活跃于景德镇或江西地区。《明史·外国传》记载：“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正德三年（1508年），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浡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²²⁾这位“亚刘”就是江西万安县的穆斯林，汉名“萧明举”。“回回人”通晓波斯语，故满剌加使团聘请亚刘当通事（翻译）。

图2-4　《郑和航海图》所标吉令港

除了萧明举之外，在满剌加从事贸易活动的还有前文提到的火者亚三，葡萄牙使团首次访华时被聘为通事。《殊域周咨录》记载：“正德十四年（1509年），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遣加必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竭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剌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²³⁾《殊域周咨录》言简意赅，未载火者亚三的籍贯。在广州负责接待葡萄牙使团的是海道副使顾应祥。他在《静虚斋惜阴录》一书披露：“正德间，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予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²⁴⁾可知这位葡萄牙使团的“回回”通事原来是浮梁人，也即明代烧造陶瓷的中心—江西景德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