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智者所说：“真实的自传总是有趣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可能对它不至于太失望。我自信地安慰自己说，这篇回忆录至少会让一部分知道我的人感兴趣，就是这种信念鼓励我继续写作。

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就曾这样做过。正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这位智者的观点。当然，梅隆先生的自传带给朋友们极大的快乐，这必将惠及子孙后代。不仅如此，很多不了解他的读者，也将此书列入了他们的最爱。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揭示了人物的特性。书中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写书仅仅是为了他的家人。同样，我只是想讲出自己所经历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而是像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聊天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事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生于1835年11月25日，当时我们家在丹佛姆林的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那是一个仅有一层的小阁楼。正如俗话所说，“我有贫穷而诚实的父母，善良的亲戚朋友”。丹佛姆林很早就被称为“苏格兰的织布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名织布工。祖父名叫安德鲁·卡内基，我继承了他的名字。

我的祖父智慧幽默、和蔼可亲、坚忍不拔，充满了人格魅力，在当地颇有名气。他是那个时代激进派的带头人，同时还是一个快乐社团——“帕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他远近闻名。当我在阔别14年后又回到丹佛姆林的时候，一个老人向我走来，他当时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鼻子和下颚都显露出他的老态。别人跟他说我是“教授”(我祖父的密友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孙子。

他蹒跚地朝我走来，颤抖着伸过手来摸我的头说：“上帝呀，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简直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在丹佛姆林，一些老人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祖父的故事。其中一个说：“一个除夕夜，村里一位颇有个性的老妇人被窗户上突然闪现的鬼脸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便惊叫道：‘天啊，原来是那该死的家伙——安德鲁·卡内基。’”没错，当时我的祖父已经75岁了，却经常装扮成爱嬉闹的年轻人，跑出去吓唬他的老太太朋友。

我想我之所以这样乐观，拥有排解烦恼及谈笑人生的能力，还有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皆因得到祖父的遗传。我因继承了他的名字而感到自豪。我觉得阳光一样的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懂得性格可以培养，思想也跟身体一样可以获得阳光。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培养乐观的性格吧。微笑能驱走烦恼，一个人哪怕有一点哲学头脑，他就不会因为出了差错而自责。伯恩斯提出了生活中的重要法则：“唯有自责才可怕。”对我而言，这条格言比其他任何说教都更受用。我后来的一位老友贝利·沃克也抱持类似的信念。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情况，他说不尽如人意，根本不能入睡，又眨着眼睛说：“但是我能在教堂舒服的打会儿盹。”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边，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加著名，他是威廉·古伯特(注：《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在丹佛姆林，一位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说，他是最具天才的演说家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曾出版过《先驱报》，同古伯特的《政治评论》比起来，这只是一份小刊物，却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技术教育的重要性的。其中一本小册子在我看来最有价值，那是70多年前出版的，书名是《扑装载机与手持式装载机》。在某种意义上，他表现出对后者的重视，这说明他对工业教育的强烈支持。小册子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做鞋修鞋。”古伯特把这句话放进1833年出版的《政治评论》，以编辑的身份评价道：“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就是与我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这些书信发表在《政治评论》上”。所以，现在看来我这信笔涂鸦的爱好来自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人既是读者又是思想家。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客，是当地具有先进思想的激进派的头目。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的位置。在美国，不少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来拜访我，同我——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一次，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总裁法默先生对我说：“我的学识和修养得益于你的外祖父。”著名的丹佛姆林历史研究家埃比尼泽·亨德森公开表示，他的成功源于他在孩提时期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正是受到这些赞扬，我才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目标。但是我认为任何赞美之词也比不上一位格拉斯哥的记者——他听过我在圣·安德鲁会堂上做的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说，并且报道了很多有关我本人和家族的故事，尤其是关于我外祖父说的这句话，他说：“当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的风格、举手投足和长相，简直像极了老托马斯·莫里森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我记不起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是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第一次回丹佛姆林的情景。当时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里含满泪水。当时他无法言语，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解释说从我身上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样子，可瞬间即逝。这只是一种感觉，他没办法准确表达出来。母亲时常能在我的身上发现外祖父的一些特征。像神态这种超出生理的东西也能遗传，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我常因此被深深地感动。

我的外祖父娶了霍奇小姐，她是爱丁堡一位受过教育、知书达理、有地位的淑女。但她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家境不错，他是丹佛姆林的一位皮革商人。但在滑铁卢战争之后，他破产了。只有他的长子——我的贝利舅舅，在童年时享受过奢侈生活，甚至还有小马骑，而其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都只赶上了艰难的日子。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次女，关于她，我恐怕难以言尽。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涵养。也许有一天我能谈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但是未必能把她的形象完整地勾画出来。她给我的感觉只有神圣。没有人真正了解她——除了我。在父亲去世后，她成为我生命中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献给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对孩子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研究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男孩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在丹佛姆林的孩子也一样，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早在11世纪(1070年)，马尔科姆·吹摩尔国王和他的王后玛格丽特(苏格兰的守护神)就修建了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城堡。大教堂和历代国王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尚在，皮坦克里夫峡谷、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也还在，还有马尔科姆国王塔德的遗址。古老的童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唱道：“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塔上，喝着血红色的葡萄酒。”

布鲁斯国王陵墓就位于阿比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丽特王后的墓在它附近，许多皇室家族的成员也环绕在这周围。对初次来到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观光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这座小城坐落在福思湾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朝南可以望爱丁堡，北面是奥克山顶。一切都能显露出曾经有过的辉煌，当时的丹佛姆林是整个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接受历史和传统的熏陶。对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是童年的真实世界——但愿这真实永在。即使在后来的生活中，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真实也会仍然存在。即使在生命的终点，这种早年的影响也不可磨灭。或许会在某个瞬间消失，但它总会立即回来，发挥作用，帮助他提高思想，丰富他的生活。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影响着每一个丹佛姆林聪明的孩子。打动他，并给他播下耀眼的火种，使他与众不同，使他不在意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身上具有浪漫和诗意。

在父亲的织布生意成功后，我们就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住进了比较宽敞的房子。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都占满了。我们要走外面路边的楼梯，才能到达上面我们住的那一层。这是一座很普通的旧式苏格兰房子。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记事。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幅美国地图，用轴卷着，大约有2平方英尺。父母、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地图上找匹兹堡，还指着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就去了那片乐土。

我们当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表兄乔治·劳德(“多德”)和我都印象深刻。有一面非法的旗子藏在我家顶楼，那是在谷物法游行中使用的。我想那可能是父亲或舅舅，或者是家中其他的激进分子干的。镇上发生了几起骚乱，骑兵部队也被调进了市政府。父母双方的家族分成了两派，而父亲则忙于各类演讲集会。整个家庭岌岌可危。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天夜里，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来人通知父母说舅舅贝利·莫里森因组织非法集会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带了几个士兵到举行集会的镇上，把舅舅逮捕了。当晚，舅舅又被带回那个镇，跟着一群围观的人。

我们后来得知，群众为了救他，发动了游行以恐吓政府。镇长劝舅舅去窗前看看大街上的情形，请群众解散。他同意了。他对人群说：“如果今晚在这里的是我的同志，请抱紧双臂。”大家照做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现在请安静的解散吧！”我的舅舅，就像我们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一样，正直守法而又激进爱国。

可以想象，当一些私下说的话被公开，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谴责、对各种形式特权的谴责、共和国体制的伟大、美国条件的优越、一块养育着我们自己同胞的陆地、一个自由的家园，在这里公民权应该属于每一个人——这一切话题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作为一个孩子，我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地主，我把这看作是英雄所为，并认为他们的死是对国家的贡献。

正是童年的这些影响，使我对那些不是通过捷径获得特权的阶级或个人，充满了敬意。仅仅依靠门第或出身，免不了会遭到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碰巧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他们家真正英明的人像土豆一样，埋在地里。”我怀疑这些人一定是过着天生就享有特权的生活，但特权不应该是生来就有的。

在这个国家，尽管丹佛姆林的佩斯利涡纹旋花呢颇有名气，但它的盛名还是因为它的激进思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丹佛姆林人大都是手工业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织布机。他们的工资不是计时，而是计件。他们从大制造商那里分包下来，然后回家完成。

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整个城镇，在午饭后经常有系着围裙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讨论时政。休姆、科布登、布赖特等人常被人们提起。我当时虽然还小，却常被吸引过去。我总是认真地听他们谈话，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有所改变。市民们组织了许多集会，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常由舅舅贝利·莫里森来宣读最新社论。每晚来听的有普通市民，奇怪的是，这其中也有镇上的传教士。读过之后，大家就开始发表评论。这样的集会非常激动人心。

这种政治性的集会常有。对于集会，我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经常参加。我的父亲和一位叔叔总是在会上发表演说。我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露天会场演讲，我钻进了听众的夹缝中，一阵喝彩声传来，让我更加无法抑制心中的狂热。我抬头望着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那个人，告诉他在上面发言的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将我擎到了他的肩上。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小共和主义者，我的信仰是“誓死捍卫公民权利”。那时，我并不了解什么是公民权，但是父亲知道。

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和J. B.史密斯(丹佛姆林议会代表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有关。姨父是委员会中的成员，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宣布史密斯是一个“神教徒”。选区主持人问道：“你们愿意投这位神教徒一票吗？”场上一片沉默。卡耐·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一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给他。姨父赶着车去找他辩驳。他俩在村里的一个酒馆碰上。

“先生，我绝不会把票投给一位神教徒。”这位主席说。

“但是，”姨父说，“如果竞争对手是基督教徒呢？”

“该死！”

之后，铁匠投了史密斯的票。史密斯以过半数的选票赢得了此次选举。

蒸汽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这对我们家来说是灾难性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是继续用传统的方法苦干。他的织布机很快跌价，在这关键时刻，母亲挺身而出，她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努力挽回家庭的经济损失。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补贴家用。尽管收入不多，在那时却足以维持全家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的含义。那是可怕的一天，父亲带着最后一点布匹去见那位大制造商。我看到母亲焦急地等待父亲回家，想知道能不能接到新的活儿。父亲当时的样子让我很心痛，虽然像伯恩斯说的那样“不卑鄙、不低劣、不可恶”，却也“祈求上苍再赐一片乐土，让他可以劳作求生。”

那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努力改变现状。然而，和邻居们相比，我们家并没有因贫穷而降低生活水准。母亲仍想方设法让两个男孩穿得干净整齐。

父母曾无意中说过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除非我自己要求去。这个承诺后来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长大后我丝毫没有提出过想上学的意思。他们只好拜托罗伯特·马丁校长关照我。一天，校长带我去远足，同行的还有一些伙伴，他们都已入学。回来后我就要求到马丁学校上学，这令父母感到释然。不用说，我的请求很快就被应允了。那年我8岁，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入学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不算晚。

上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了我去学校，我就会很不开心。然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因为我早上有任务要到摩迪街头的井边打水。水井的储水量不多，也没有规律。有时要熬到快正午才能打到水，我常常遭到一群老妇的责骂，因为她们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占好了位置，却被我插了空。可以想象，我当然是毫不示弱，和这些尊敬的老太太理论一番。这使我得到一个“坏小子”的名声。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我的辩论和好斗能力，总也改不了。

正因为要干这些工作，我时常迟到。校长知道原因，所以总能谅解我。我通过关系找到一份活儿，课后到店里当伙计。回顾10岁那段日子，我很满意，因为那让我感到自己是父母的好帮手。不久以后，很多店主信任我，把账目交给我保管。就这样，我很小就对生意上的事情有了些了解。

然而，上学时，有一件事令我很苦恼。男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他们也经常在大街上这样叫我。我不知道它的全部含义，但在我看来是极大的侮辱。正是因为这样，我始终没能回报这位好老师——我唯一的校长。我感到歉意，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在他生前给予报答了。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他带给我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父亲每天要在织布房不停地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姨父是海尔街一家商店的店主，因此他并不算忙。那条街是贵族店长(在丹佛姆林，店长有各种贵族等级)的聚集地。我刚上学不久，姨妈就去世了，这对姨父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只有跟他的独子乔治和我在一起时，才会感到宽慰。他对付小孩很有办法，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他给我们讲英国的历史，让我们想象每个国王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位置，然后为我们上演一幅幅他熟悉的画面。所以直到今天，在我印象里的约翰国王仍在姨父家的壁炉上面签着大宪章；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膝盖上抱着她的孩子。

许多年后，我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找到了历代国王的名册，才将姨父没有讲过的部分补完。在威斯敏斯特一个小教堂里有一张停尸桌，并说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曾在此停放。他是最让姨父崇拜的共和主义国王，他给罗马写过一封信，通知教皇“如果他不停止对教徒的迫害，那么梵蒂冈将会听见大英帝国的炮声”。毫无疑问，克伦威尔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

从姨父那儿，我熟悉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布林德·哈里、斯科特、拉姆齐、坦纳希尔、霍格和费格斯。此时此刻，用伯恩斯的话说，我产生了一种苏格兰情怀(或称之为爱国精神)，至今不灭。华莱士当然是我们的英雄。他身上集合了一切英雄的特征。令人伤心的是，有一天，一个讨厌的大男孩跟我争论说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于是我去找姨父求救。

“不是那么回事，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展成像英格兰那样的平地，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高地能展开吗？”

“哦，不会！”他的回答是一剂良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爱国之心。后来，我又被英格兰人口更多的问题难住，我又去找他。

“没错，奈格，7∶1。但是班诺克本战役时，比例更悬殊。”(译注：在班诺克战役中，苏格兰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英格兰军队)这又给了我安慰——我开心是因为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赢得越光荣。

有一句名言：战争会繁殖战争。每一次战役都为下一场战役埋下了种子。国家之间因此而世代为敌。美国男孩和苏格兰男孩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学过华盛顿与福格谷的历史、黑森人被雇去杀死美国人的历史。美国男孩因此而仇视英国人。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儿都受过这种教育。苏格兰人很善良，英格兰人却很不道德，要打苏格兰。直到现在，两个民族的偏见还深深地根植在彼此心中，可能还会延续更久。

劳德姨父常带别人到家里来，跟别人说他能轻易地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哭笑，或让我们哥俩握紧拳头互相打架。总之，他能用诗歌来影响和控制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成为姨父的一张王牌。凭借这张王牌，他每次都能让我俩幼小的心灵哭泣。这个故事永远都那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姨父每次都会重新给故事润色。英雄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强烈呀！

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海尔街，同姨父和“多德”在一起。因此，“多德”和我建立了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俩“多德”和“奈格”。我从不叫他“乔治”，他也不叫我“卡内基”。我们一直都叫彼此的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比这更显亲昵的了。

我家在镇尾的摩迪街，从海尔街的姨父家回来，有两条回家的路。一条是沿着教堂的墓地，没有灯，很可怕；另一条经五月门的大道，一路都有灯光。每当我要回家时，姨父总是坏坏地问我要走哪条路。一想到华莱士，我就会回答走教堂那边的路。我每次都能经受住灯光的诱惑，不走五月门那条路，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每次经过漆黑的教堂门前的拱桥时，我都非常紧张，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我试着在漆黑的夜里靠吹口哨来壮胆。想退缩的时候，就想想如果华莱士碰到敌人、怪物或是鬼怪时会怎么做。

在我和表兄的童年时代，国王罗伯特·布鲁斯从来没得到过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仅此而已，而华莱士却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先生在我们心中是第二位英雄。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苏格兰男孩的心中形成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要问我这力量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想定是来源于华莱士，这位苏格兰英雄。对一个孩子来说，自己所崇拜的英雄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我到了美洲一些其他国家，他们宣扬自己有很多的骄傲，这使我为他们感到可悲。一个没有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的国家能有什么样的骄傲呢？那时我一直认为没有到过苏格兰的人，全都只是沉浸在一种自以为是的自豪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拓宽，我才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英雄、传奇、习俗和成就。然而，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在若干年后，找借口贬低自己的国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会寻找足够的理由抬高那些来自别国的评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以激励子孙做出贡献，而不要给生养他的这片大地抹黑。

许多年以后，我还感觉身处的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临时住所。我的心只属于苏格兰。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问他是否喜欢加拿大，他回答说“那儿作为一个观光旅游的去处很不错，但是我不能住在离布鲁斯、华莱士太远的地方”。

卡内基成功箴言

我很乐观，我的丑小鸭都是白天鹅。对我而言，世界一片光明，这里就是人间天堂——我总是很幸福，很感激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