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德姨父在教育我和多德时，非常重视背诵。这使我们收益颇多。我俩经常在同学和大人们的面前，卷起上衣袖子，戴上纸做的头盔，把脸涂黑，用削尖木条做剑，扮成戏剧中的人物，背诵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有一段经典的戏剧对白，当中重复出现一个词——“该死的虚伪”。说到这个词时，我俩有些顾虑。起初我俩总是用一声咳嗽带过，观众就会大笑。直到有一天——这是伟大的一天——姨父告诉我们说“该死”这个词是没有关系的。于是后来我们就经常练习这个词。我常扮演格雷纳温，说这个词的频率就更高。这种自然的表达方式使我感到很轻松。我能充分理解马乔丽·弗莱明，一天早上，她正在发脾气，沃尔特·斯科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发脾气，斯科特先生，我真想说‘该死的’，但是我不能。”

此后，说出不雅的词也成了我们演出中的精彩之处。在讲道坛上，牧师说“混账”不算罪过；那么在朗诵时，我们也可以不受拘束地说“该死”。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诺瓦尔和格雷纳温在格斗时，诺瓦尔说“只有死亡能结束战争。”1897年《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句话，姨父碰巧读到，立即从丹佛姆林写信告诉了我。

在姨父的教育方式下，我的记忆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我认为有益于青年人的学习方法，莫过于鼓励他们去记住和背诵一些经典故事。我对自己的速记能力感到满意，这也让一些朋友惊讶。任何事情，无论有无兴趣，我都能记得住。但是对那些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我就会很快忘记。

在丹佛姆林上学时，我们有一个考试，内容是每天默写两首双音节的诗歌。我是这样做的，在上学的路上抓紧看一看。尽管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但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第一节课就是诗歌，所以我总会轻松过关。可是如果让我在三十分钟后再默写一遍，那我肯定就做不到了。

我没有依靠家人，而是完全凭自己的能力从马丁校长那儿赚到了第一个便士。那是因为我完整的复述了伯恩斯的诗《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后，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我和约翰·莫利先生谈起沃兹沃斯的生平。莫利先生说他正在找伯恩斯的诗《晚年》，这首诗他很是欣赏，可就是找不到原文。我很荣幸地给他背诵了其中一段，他当即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先生真是和马丁校长一样可爱。对我来说，他是多么真诚的一个人啊！

我俩没有受到太多宗教上的束缚。别的孩子被强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而多德和我却不必去理解这些永远看不懂的经书。我的家族，包括莫里森和劳德家族都反对教义，对待宗教的立场就跟对待政治一样偏激。我们家族的圈子里，没有一个正式的长老教会员。我的父亲、艾特肯姨父和姨妈、劳德姨父，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不信仰加尔文教。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斯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港湾。母亲对宗教的事情不发表意见。在我看来，她从不关心，也不去教堂。那时，她没有仆人，要干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周日全家人的午饭。当时有一本读物《查宁基督教》，成为母亲的最爱。她真是不简单！

笼罩在一种宗教和政治的不安的氛围中，我度过了童年。我听到了当时很多政界最先进的思想——消灭特权、公民平等权、共和制等，也听到了许多宗教方面的思想，这些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我的成长。加尔文教苛刻的条律对我来说就像噩梦一般，幸亏及时的倾诉出去才使我得以解脱。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是在牧师布道时，父亲提出脱离长老教会。当时我也在场。

父亲无法接受它的教义，他说：“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宗教，你们的神？我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信仰、一位更英明的神。”说完他便离开了教堂，再也没进去过。但是他没有停止留心其他的教会。我记得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小隔间里祈祷。他的确是一位信徒，永葆一颗虔诚的心。对他来说，所有宗教都应该是正义的化身。他发现宗教的流派很多，但信仰只有一个。我为父亲骄傲，因为他拥有比牧师更多的知识。正如安德鲁·D.怀特在自传里称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复仇者”——牧师给人们勾画的并不是一位圣人，而是一个古老遗嘱中残忍的复仇者。

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来自于养鸽子和兔子。每每想到父亲给我的这些宠物所搭的窝，我都感激不已。我家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聚集地。母亲认为家庭是培养孩子走上正道的最佳环境。因此她常强调要让家里充满快乐。对父母而言，没有什么比让我们得到快乐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是让我的小伙伴们为我服务一个季度，报酬是以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取名。他们要利用周末假日等闲暇时间给小兔找食物。每当回想起这笔不公平的交易，让伙伴们吃了亏，我就会良心不安。因为整整一个季度里，他们毫无怨言地采蒲公英、三叶草，得到的却是少得可怜的回报。唉！我一分钱也没有付给他们！

虽然现在想起让我感到愧疚，但我很珍惜这次活动，它是最早展现出我的组织能力的证据。要获得成功，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是要懂得知人善任。对任何人来说，这种能力都是值得去珍惜。我不懂蒸汽机的原理，但我会努力去搞懂比蒸汽机更复杂的事物——人！1898年，我们乘马车旅行时，经过一家苏格兰高地上的小旅馆。一位绅士走过来，介绍说他是麦金托什先生，苏格兰的一位大家具制造商——我们后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说他是当初给小兔找食物的伙伴之一，而且其中一只小兔也取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见到他是多么高兴啊！从前一起养兔子的伙伴中，长大后我只见过他。我希望和他一起珍藏这段友谊，并能经常见面。(手稿写到今天是1913年12月1日，我收到了一封他珍贵的短信，回顾了我们的童年往事。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他也一定会感到温馨的。)

随着蒸汽机时代的来临，丹佛姆林小作坊式的生意变得越来越糟。终于，我们给在匹兹堡的两个姨妈写了封信，说我们打算去投奔她们，不是为了改变家境，而是为了两个儿子更好的生活。她们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接下来，父母就开始拍卖织布机和家具。那段日子，父亲总是用甜美的嗓音唱着：

向西，向西，奔向那块自由的大陆。那里有波澜壮阔的密苏里河，流入滔滔江海。那里的人们虽然辛苦，却拥有做人的权利。穷人也能收获大地赐予的一切果实。

整个拍卖的过程都令人失望。织布机根本卖不上什么价钱。到最后，离我们去美国的旅费还是差20英镑。多亏了母亲的一位好友亨德森夫人的帮助——母亲总是能结交到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因为她也是这样对待朋友的——亨德森夫人冒险借给了我们20英镑，劳德姨父和莫里森舅舅为我们做了担保。劳德姨父帮我们打点好一切，直到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丹佛姆林。那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小弟弟汤姆刚5岁——他是一个漂亮的白发男孩，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人见人爱。

从此，我再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进过校门，只在美国的一所夜校上过一个冬天的课。后来有一阵子，父母给我请了一位法语家教，每天晚上教我。说来很巧，他不光是法语老师，还是一位演说家，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演讲的技巧。就这样，我能读写、会算术，并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一次旅途中，我曾给劳德姨父写过一封信，可以发现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要强多了。我努力学习英语语法，勉强达到了同龄孩子所应该掌握的程度。我读的书主要是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的，并能背诵其中的经典诗句。小时候，我也读过童话故事，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故事时，它们也将我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天地。

那天早晨，我们登上了开往查尔斯顿的那趟列车，离开了丹佛姆林。我泪眼汪汪地看着窗外，看着丹佛姆林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我视线中的是那座威严而古老的大教堂。在离开丹佛姆林的这14年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像那个早晨一样，想“何时我能再回来？”在离开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大教堂塔上富有魔力的文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那里有我童年的全部记忆、熟悉的乐园和大教堂，还有晚钟(每晚八点敲响，这是我上床睡觉的时间)，全都联系在一起。

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马车的前排座位。我听到了大教堂的钟声，那钟声是为母亲和我而鸣的。我双膝跪下，止不住地哭泣。我转过身，告诉教士长说我控制不住了。有一会，我觉得自己仿佛昏了过去。还好，当时周围的人不多。我能有时间调整情绪，我用力咬住嘴唇，直到流出血来。我轻声对自己说：“会好的，要冷静，坚持住。”是的，从来没有一个声音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如此悦耳、美妙，震撼着我的耳膜，深入我的灵魂。

伴着晚钟，童年的我被抱到床上进入梦乡。每晚，母亲或父亲都会用慈爱的声音告诉我钟声说了些什么。透过他们的解说，钟声变成了许多甜美的话语。他们数落我今天又干了什么坏事时，声音就像从天堂和圣父那儿传来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真的生气，他们从不生气，从来没有，只是会感到遗憾，非常遗憾。如果再次听到钟声，我定会激动得失声。晚钟有自己的语言，现在它想表达的是欢迎游子重回到它温暖的怀抱。

老天从不为我们计划，更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晚钟会无私奉献它的关怀。在我们走之前，弟弟汤姆也开始领悟到晚钟的美妙了。

卢梭希望伴着甜美的音乐死去。而我会选择在临终之时，大教堂的晚钟能在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赛跑已结束，最后一次召唤我入睡，就像从前召唤那个白头发的孩子一样。

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人说每当读到这一段时，都会潸然泪下。因为那是我的心声，所以也许也能唤起读者的心声吧。

我们乘小船到达福思湾，在那里转搭爱丁堡号汽船。就在我被从小船抱到汽船的那一刻，我冲向劳德姨父，搂着他的脖子，大声喊道：“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一位好心的船员将我们分开，把我放到甲板上。重回丹佛姆林时，亲爱的姨父来看我，说那是他目睹过的最感人的一幕。

我们乘坐重达800英吨的帆船“威斯卡塞特号”，从格拉斯哥起航。经过7周的航程，我和水手们已经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种绳索的名字，还知道乘客该如何回答船长的指令。由于船上人手不够，有时需要乘客的帮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会得到邀请，分享水手们的葡萄干布丁。最终离开这艘船时我感到恋恋不舍。

初到纽约时，真是感到眼花缭乱。我到过爱丁堡，但那是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并且没时间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第一大工业区，交通拥挤，车水马龙，行人也都匆匆忙忙的。这一切都让人目不暇接。在纽约，有一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突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的一名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穿着蓝夹克、白裤子，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他把我带到一个冷饮摊，买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喝了一口，顿时感觉就像从刻花的黄铜瓶子里涌出的琼浆玉液，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后来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时，就会去看看这个老妇的冷饮摊，怀念这位善良的水手。我曾想找到他，却徒劳无功，他早已离开人世。如果可以，我多想给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些欢乐。他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汤姆·鲍林，每当听到这首老歌，我总会把“男性美的典范”想象成他的模样。

我们在纽约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玩伴。斯隆先生和父亲是织布生意上的伙伴。我们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值得高兴的是，1900年，威利从我手上买去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的房子对面。他把这块地留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也成了玩伴，就像当年斯隆夫人和我的母亲一样。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建议父亲从布法罗和伊利湖方向到克利夫兰，然后再从运河到俄勒冈州——这在当时花了3周的时间，而今天只要10小时就可以完成。当时没有铁路到匹兹堡，西部的很多城市都没有。伊利铁路也还在修建中，旅途中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在忙着修路。回顾那3周的旅程，一切都还顺利。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我们被迫待在俄勒冈州的一艘趸船上，等待从俄亥俄州出发的汽船到达这里，再送我们到匹兹堡。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可怕。母亲遭了很多罪，以至早上起来看东西都有困难。我们也都受到了蚊子的攻击，但就算在饱受蚊虫叮咬的晚上，我照样能酣然入睡。我一向都睡得好，体会不到“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这种情形。

匹兹堡的朋友们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音信。他们热情周到的款待，让我们忘记了旅途的奔波劳苦。我们在阿尔勒格尼安下家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霍根姨父的兄弟在丽贝卡街开了一间小织布店，二楼有两个房间，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房子是艾特肯姨妈的，不须要付房租)。不久，姨父就不做织布生意了，于是父亲把生意接了过来，开始织台布。他不光织布，还要四处推销，因为没有经销商愿意批发布匹。父亲只得挨家挨户去卖，收入相当微薄。

这时，又轮到母亲出来为家里解围了——什么也难不倒她。她小时候跟我的外祖父学过做鞋，挣零花钱。这手艺现在能解家中的燃眉之急。菲普斯先生(他的儿子是我的朋友及合伙人亨利·菲普斯)和外祖父一样，是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尔勒格尼的邻居。母亲做完家务——因为家里根本雇不起用人——还得从他那儿接一些活儿来做。母亲靠做鞋，一周挣4美元。她常工作至深夜。每到傍晚，家务事暂告一段落，母亲就抽空将弟弟抱在腿上，让他帮着穿针、蜡线，一边又满怀慈爱地给弟弟讲苏格兰故事，或富有哲理的寓言，就像以前对我那样。

这是正直而贫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值得珍惜的优势。母亲在家中扮演着护士、厨子、家庭教师、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与我们得到的相比，那些富家子弟和贵族孩子拥有的遗产不足为道。

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但在邻居们的眼中她更是一位智慧和善良的女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母亲总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很多人跟我说过母亲是怎样帮助他们的。无论搬到哪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来请她出谋划策。不管走到哪里，她总是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卡内基成功箴言

在家里，母亲扮演着护士、厨子、家庭教师、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与我们得到的这笔遗产相比，那些富家子弟和贵族孩子得到的不足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