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效率有促进作用^[1]，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成本提高会“倒逼”经济主体提高增长效率^[2]。另有研究表明，市场化、金融深化以及经济开放也是提高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3]，当然，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更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4]。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政府在人力资本、市场化以及环境规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仍然很低。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答案或许在于经济主体的文化资本积累。

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主要源于学者对文化与增长关系的讨论。Guiso等认为文化通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会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影响^[5]，有些文化观念能够激励经济主体参与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创造条件^[6]。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如何在准确界定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寻找代理变量或指标对其进行度量，以及如何利用不同指标区分文化异质性等问题，制约了学者对文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针对这些问题，Bourdieu与Throsby分别借鉴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为界定和度量文化因素提供了条件^[7][8]。以此为基础，Tramonte和Willms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资本的度量问题^[9]，Bucci和Segre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10]。王云等、李萍也分别强调了文化资本积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具有积极意义^[11][12]。

学者在分析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把竞争与创新的思想观念作为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虽然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不同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3][14]，但是并没有分析因观念差异形成的文化资本异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尤其是在探究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过程中。李洪彬等认为，以竞争和创新为特征的商业理念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15]，贾俊雪等则强调传统儒教伦理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16]，阮荣平等还从信仰角度对比分析了传统儒教文化与国外社会观念差异对中国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17]，李娟伟和任保平还讨论了中国不同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并对文化资本异质性进行了区分^[18]。但是鲜有研究从异质性角度指出不同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机理，特别是分析文化资本异质性在积累演化过程中是否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增长效率，以及如何对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甄别。

本文试图在探寻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的过程中，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搜寻与甄别提供有益的开发方向，也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参考。本文主要是在儒教文化资本与商业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机制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对异质性文化资本与增长效率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相应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归纳出儒教文化资本和商业文化资本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框架，尤其是强调文化资本异质性可能存在的协同效应与非协同效应对增长效率的影响；第二，选取城乡居民家庭与产业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对中国省域儒教文化资本和商业文化资本进行估计，并利用SFA分析方法对文化资本异质性及其协同与非协同效应影响增长效率的逻辑进行检验；第三，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考虑经济主体对文化资本的“记忆衰退”效应，以及因SFA模型生产函数差异对计量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