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分析框架

文化资本是承载文化观念的资产存量，可分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包括书籍、历史遗迹、艺术品等，无形文化资本主要指约束群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习俗等^[8]。从对文化资本的界定可知，文化资本会因其承载文化观念的不同而产生显著的异质性。中国价值观念体系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原有儒教伦理体系在市场经济思潮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竞争与创新观念为特征的商业精神伴在市场主体中得到了快速传播和继承。正是在这种文化理念体系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化资本的构成出现了明显的异质性，即形成儒教文化资本与商业精神文化资本并存的状态。而两种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也必然随其寄宿文化观念不同存在明显差异。

受传统儒教观念约束，儒教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强化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效率。“仁”是儒教观念体系的集中体现^[19]，“仁”的思想在家庭中表现为长辈对晚辈的“仁爱”，而“仁爱”的理念使得长辈往往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子女能够“光耀门楣”。正是受儒教文化资本的影响，家庭长辈均希望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由此形成的“重积累、轻消费”行为成为中国高额储蓄的重要来源^[20][21]。而且由于家庭长辈对子女寄予厚望，致使他们倾向于将家庭储蓄转化成对子女教育和技能的投资，为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提供物质基础^[16]。随着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其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因素之一^[22]，为企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个人生产绩效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最终构成了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的基础。从长期来看，儒教文化资本主要是沿着“儒教伦理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主体生产效率?经济增长效率”的路径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商业精神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激励经济主体参与竞争和创新活动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商业文化资本的核心是竞争与创新理念，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在微观层面上，一方面，商业文化资本激励企业经营与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竞争和创新，搜寻改变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方法，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商业精神文化资本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23]；另一方面，商业文化资本也激励员工参与竞争，扩大劳动力供给，通过主动学习、参与培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等途径，主动提高个人生产绩效^[24][25]。同时，受商业文化资本影响，企业和个人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企业的优胜劣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证明，商业文化资本为东部地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快速提高^[26]。可见，商业精神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商业精神文化资本?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效率”的机理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文化资本异质性通过协同效应或非协同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在家庭层面，由于儒教文化资本能够激励家庭主体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若与商业文化资本发挥协同效应，则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竞争与创新，既优化了人力资本的配置，又使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生产和创新环节得以充分发挥，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创造了条件；而在企业层面，以“仁”为特征的儒教文化资本提高了企业员工的组织认同度，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供了保障^[27]，若与商业文化资本发挥协同效应，不仅可以节约企业监督管理成本，也能够激励企业员工提高个人绩效，达到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在非协同效应的影响下，伴随异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加剧，会导致企业权益距离、决策的不确定性加大^[28]，而且从市场发育角度来看，非协同效应会引起部分地区儒教观念体系瓦解^[29]，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不“仁”的违规行为，包括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增加了市场管理成本，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所以，儒教文化资本与商业文化资本沿着“协同效应（非协同效应）?改善（降低）市场效率?提高（降低）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变化。

归纳来看，儒教伦理文化资本和商业文化资本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框架可以通过图1表示。

图1　文化资本异质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逻辑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