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经济增长数量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数量上的不断增加，一般用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这一指标无法对经济增长基础条件的基本状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结果上的各种成本代价进行取舍与判断，这些内容都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属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范畴。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反映，对其的度量必须借助由多方面、多指标所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

2.4.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构建

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界定，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可靠性的基础上，我们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和结果3个层次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见表2-1）。

表2-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续表

第一维度为经济增长的条件，分别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协调能力3个方面来进行评价。其中，人力资本分项选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的总量与结构；创新能力分项选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反映创新活动的投入情况，选择专利申请数来体现创新活动的效率；协调能力分项选择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调作用。

第二维度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分别从产业结构、消费投资结构、金融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结构4个方面来进行测度。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的快慢程度构成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我们选择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来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消费投资结构的指标选择，我们将消费率与投资率作为适度指标纳入指标体系，其中现阶段消费率的合意区间为55%~60%，投资率的合意区间为40%~45%（蔡跃洲，2010）。金融结构分项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国际收支结构分项选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作为基础指标。

第三维度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包括增长效率、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成果分享4个方面。生产率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我们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作为效率的测度指标。资源环境代价选择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作为其基础测度指标。对于成果包容性的测度，我们使用人口加权的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综合恩格尔系数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2.4.2　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分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量化。为了更加精确地提取有效信息，我们对现有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如下改进：①将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来避免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中提取主成分所导致的各指标变异程度差异信息的丢失问题。②采用均值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此保证采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可以保留各指标在离散程度上的特性，从而避免低估或夸大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章选择以1998—2015年作为样本区间。此外，由于西藏的数据质量非常低，我们只测算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除外）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本章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6）》《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建立方程进行估算得到。

2.4.3　测度结果

依据表2-1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1998—2015年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西藏除外）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以及条件、过程、结果3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见图2-2）。图2-2给出了各指标均值水平的折线图，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随时间变化的平均趋势。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条件维度指数、结果维度指数和总指数走势基本相同，1998—2015年期间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总指数上升幅度最为突出，由1998年的-0.43上升至2015年的0.83。1998—2008年经济增长质量上升趋势由慢到快，2008—2009年出现小幅回落，2009年以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条件维度指数1998—2013年呈稳步上升状态，2013—2014年略有下降，2014年后重回上升轨道。经济增长的结果维度指数在考察期内始终保持增长趋势，从1998年的-0.20增长到2015年的0.49。反观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指数，走势与其他三者截然不同。1998—2008年，结构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从-0.06上升到0.12；2008—2009年，结构指数逆势反转，由0.12迅速下降到-0.04；2009年以后趋于平稳状态。在经济增长质量的3个维度中，结构维度上升幅度远低于条件维度和结果维度，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我国经济结构维度指数出现反转，并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发生同样的变化。

图2-2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各维度的平均变化趋势

使用Matlab R 2016a软件对1998—2015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进行核密度估计（见图2-3），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从密度分布曲线位置的平移来看，随着年份的推移，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分布整体向右移动，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正在逐年提高。第二，从密度曲线的峰度特征来看，波峰高度最高、宽度最窄出现在2001年，表明2001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距最小；波峰高度最低、宽度最宽时出现在2015年，说明2015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性最大。第三，从密度曲线的峰度变化看，在样本考察期内，可以分解为两部分。1998—2001年，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呈现出由宽峰形向尖峰形发展的变化趋势，且变化趋势较为明显，说明这一阶段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2001—2015年，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又从尖峰形逐渐向“扁平”化发展，尽管过程略显波动，但趋势依然明显，说明这一阶段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正在拉大。第四，从密度曲线的形状来看，每一个主峰旁边基本都出现了一个或者多个轻微“隆起”的侧峰，并且侧峰的位置右移速度加快，说明少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并且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也意味着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性日益凸显。

图2-3　1998—201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分布与动态演进

进一步地，为了考察经济增长质量地区分布，我们选取地区差异最小的2001年和地区差异最大的2015年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质量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而广阔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增长质量水平则相对较低。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始终处于领跑位置；而青海、甘肃、宁夏、云南、贵州相对处在靠后位置。产生这种差别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同省份在地理、气候以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会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二是各地区的制度差异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出现分化。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对劳动力禀赋、城市化、市场化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均进行了控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这里我们给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