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析
尽管在学术界还有争论,认为其不够凝练,需要进一步概括,但在2013年年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正式公布后,总体上,争论被暂时搁置,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对于这“二十四个字”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提出的依据以及意义,尚需要进一步厘清。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如何去理解这三个层面、“二十四个字”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策略的选择。从以上阐释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层内涵,即其既是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价值规范。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价值追求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价值观。任何价值观都是主体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是主体对客体是否具有满足主体需要属性的肯定或否定判断。从以上定义不难推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经过专家学者以及全社会的长时间讨论,最终被国家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力地证明了它们能够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根本需要,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价值。
从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发地形成发展,即在很少甚至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形成发展;另一种是自觉地形成发展,即在人为引导下的价值观的培育过程。很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属于第二种情形。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人为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非其他,即它们到底是如何提炼出来的呢?逻辑上有三种可能:一是这些价值观念已经普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我们只是对它们加以提炼和概括而已;二是这些价值观念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但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倡导。这两种情况显然比较极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更可能属于第三种情形,即这些价值观念部分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不普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无论是国家、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生产、生活都迫切地感受到价值观混乱带来的不便,同时也深深感觉到那部分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可贵,于是国家大力弘扬。
综上所述,从其本质及提出的逻辑都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一种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导向。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价值规范
一方面,从价值观的内涵看,如前所述,作为关于标志着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效用关系的价值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对于主体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在引导主体行为的同时,价值观也就为主体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尺度,时刻监督和规范着主体的行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价值标准,规范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形成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同时,也带来思想观念的大交锋、大碰撞,并且出现了观念混乱、道德失范、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的情况,急迫需要正确的、主导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带有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使命。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追求和价值规范的统一
从价值观的内容看,其一般包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以及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代表主体的追求和方向,而价值标准则规范着主体的行为,它们是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但是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三个层面,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认为作为价值追求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针对国家、社会而言的,而作为价值规范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针对个人而言,从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片面强调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规范,而忽视对于国家、社会的集体价值规范。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既是价值追求又是价值规范。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远没有实现,因此它同时也是公民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在于国家的繁荣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个人的权利才可能得到很好尊重和维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保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对理想国家及社会的期待。相应地,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更多体现的是公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道德义务。公民对国家的忠心是强烈的爱国表现,是个体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而公民在工作过程中强烈的责任感是敬业的集中体现,这些都是公民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正确看待的集中表现;诚信、友善则是从道德层面表现出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要求。国家、社会、个人的辩证关系说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只有加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规范,在追求国家、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过程中不断兑现对个人的价值承诺,才有资格对个人提出道德要求,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向自觉行动的转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依据
“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提出的,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不难看出,“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着理论的依据和实践的基础以及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契合”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实际,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特殊价值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1.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虽然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但是其影响早已遍布全世界。无论各种诽谤攻击,还是误解者对它的怀疑与责难,甚至于教条者的扭曲和捏造,都不能阻挡马克思主义思想前进的脚步。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过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多国展现出强有力的生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主义一样生机勃勃,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充满生机,就在于其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组成。从性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建立起符合其统治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态,并且在维护其阶级利益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通过多种制度手段制定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规范体系和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这一系统复杂的统治体系中,处于核心的是价值观念。而在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和价值标准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高度概括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称为“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社会”,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社会本质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再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过程,也是个人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大解放的持续发展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赢取了历经希望与失望、渴望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民的信任与选择。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揭示与坚守。面对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国家的独立富强便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有着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毛泽东,基于传统中国文人对于大同社会的向往,不仅希望通过变革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而且希望通过变革实现共同富强的理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毛泽东就阐明通过革命所要建立的富强国家的特征,即“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宣扬的价值立场的认可;另一方面,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这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道路和制度保证。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难看出,此时毛泽东已经十分确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他向来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为了尽快实现其价值目标,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于1949年在政治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经过短暂的过度,通过“三大改造”又于1956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希望通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从“必然”二字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毛泽东坚信公有制的绝对优越性,坚信公有制一定能够大大解放、发展生产力。遵循此思维逻辑,当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很自然地归因为:“一是所有制改造还不彻底,如 ‘公私合营’,如农业合作社和手工合作社中有一部分是 ‘半社会主义性质’;二是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于是有了所有制的进一步改造,追求所有制的“大、公、纯”;于是有了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大革命”,希望在政治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思想文化层面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坚持了价值、理论、制度的统一。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由于在一些时候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预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把生产关系先进与否的标准教条化为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在这种思维定势下,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过生产关系方面实事求是的有益尝试,但由于特殊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结果不仅没有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反而造成人们在一定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迷茫。
(2)邓小平、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与发展。面对一定时期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迷茫甚至怀疑以及部分未能完全摆脱“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对于阶级斗争路线的执迷不悟,作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思考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的思想轨迹看,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从表象特征描述到内在本质概括,从反面排除到正面回答的过程。早期,邓小平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优越性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运用反面排除的方法,邓小平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释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等等。这一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概括中:“剥削制度的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并且在吸取我国前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方面的根本意义。“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随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揭示的深入,邓小平逐渐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在南方谈话中做了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答案是通过改革。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说,扭转了以前超越生产力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教条化理解,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价值目标同时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由于其侧重从经济基础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本质,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被扭曲为“唯GDP论”,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学说基础上,江泽民做了丰富和发展。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共同富裕基础上重申了社会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从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学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江泽民也是从价值、理论、制度的统一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他们希望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由于此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强调以及“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高远和抽象,更多落实到实践中的是一个又一个GDP指标,“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却被架空,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改革性质的质疑。
(3)胡锦涛、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与凝练。面对人们对改革性质的质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继续推进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对于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定位,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以上价值定位中特别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其他社会主义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的重要保证,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至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坚持社会主义终极价值取向同时,结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显然,为了避免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因其长期性、复杂性,而在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被架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价值目标的确立来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只不过此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探索还不是十分明确。沿着此思路,经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揭示,最终于2013年年底正式公布“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价值理念维度全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从价值观层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文化具有传承性,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正如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过程中,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的。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更是如此,其形成和演进更是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曾经说道:“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价值观念也包含在文化的范围内,不可能独立于历史文化传统而自行发展。最核心的观念是在每个国家前进的过程中,当作比较可靠的价值引导,也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反映出每个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和思想最精华的内涵与沉淀。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许多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核心价值观,其中有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全部继承,有的是部分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在自由、民主、法治等方面存在不足,但是追求和谐、文明、爱国、诚信、友善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既有丰富的历史底蕴,也具有当代意义。正是立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充分展现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魅力。
同时,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相应地,中国传统价值观集中反映了以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皇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在中国传统价值观背后体现出的人的“主体性”缺失。作为主体在处理对象化关系和从事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自为性、自觉性,“主体性”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满足于被自然、社会、主体自我所束缚,而力图控制、驾驭自然、社会、主体自我的一种愿望、特性和能力。人作为主体并不天生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人在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马克思根据人的自由程度和主体性的发展程度,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区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传统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十分有限,既未摆脱对自然力量的依赖,更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虽然也强调爱国、文明、和谐,但背后实际反映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在能力有限情况下,对自然的被动顺应、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及对自我的全面否定,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少有自由、民主一类确认个体主体性的价值观的原因。进入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科技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人民的主体性得到显著提升,反映在价值观方面,就是人们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的追求。“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应了这一趋势,因此其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与批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借鉴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分子,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完全不涉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同的文化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就在于文化多样性共同发展。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可能为了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而有意忽视其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之间的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开放形态和世界眼光,把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作为重要的价值资源,借鉴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法治等看似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事实上这些价值观中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也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非卖品”,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成果。西方核心价值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开始萌芽,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希腊文明中关于自由、民主、科学、秩序、节制等观念以及罗马文明中关于私有财产、法治、共和等重要观念都构成现代西方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在反对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的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因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对此,列宁曾肯定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 ‘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同理,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呼唤,同时也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价值成果。
然而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一开始,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力量,反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曾宣称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利益,他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意义。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背后,体现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实质。其本质是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所以说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不在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本身,而在于资产阶级以抽象人心论为依据,以绝对普遍性的方法,借助强大的文化实力和话语霸权,把这些价值理念说成是“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兜售。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能也绝不是对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照搬,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正如韩震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突破了西方价值观狭隘的抽象形式的束缚,给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价值观赋予了社会主义的崭新内涵,这种内涵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是面向社会主义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价值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并且通过这些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观念的创造性引入,弥补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人的主体性体现不充分的局限,从而实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借鉴基础上的超越。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怎样的行动。当“扶不扶老人”成为有着尊老爱幼传统和助人为乐美德的全体国人热烈讨论的社会话题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价值观念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当苏联解体的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候,人们进一步发现,价值观念不仅关乎个人命运而且关乎国家存亡。所以说,真正有力量的是价值观。正如《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所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担当,才能有足够的勇气成就时代使命;有“善学者能,多能者成”的工作理念,才能实现人生的扬帆远航;有“以信立身,以诚处世”的品格特质,才能为自我的顺利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交往理念,才能共建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才能不断促进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持续发展,逐步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当一个国家有了正确的价值目标,人民有了正确的价值准则,这个国家才有力量。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意义。
1.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指引明确的价值方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面(如图1-1所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其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否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介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其由生产力水平决定又反过来决定上层建筑,包括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作为生产力与上层建筑间的桥梁,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革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革可以确保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应该既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促成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
图1-1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平衡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二者的要求就显得极其重要。其中,每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客观的,而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我们建构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必须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保持适当的张力,才能在指引改革的过程中不至于因为过于高远而被架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史,每一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全面具体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和规范,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其能够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指引明确的价值方向,即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利于促成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限定清晰的理论空间
自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改革都是在一个基本前提下进行的,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每一次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从根本上受到对社会主义认识程度的制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史,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史。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功与否。在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调整之路之所以越走越窄,越走越难,就在于当时主要从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如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生产等去理解社会主义,以至于把前期尝试过的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益做法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而把一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者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教条地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加以固守甚至强化,结果不仅现实中的改革举步维艰,理论上也一筹莫展。而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改革的路越走越宽,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便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推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扭转了以前从具体特征教条理解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破除了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迷信,进而从理论上释放了改革的空间。
“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分别从科学和价值两个维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过于高远,造成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边界的模糊,从而无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空间,进而导致人们对于改革的理解伸缩性过大,甚至对立。特别是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今天,改革能够全面到什么范围、深化到什么程度,急需一个清晰的界定。“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其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边界,从而与“解放、发展生产力”一起,为全面深化改革限定了清晰的空间,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要有利于促成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改革就应该推进。
3.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终极的评价标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简单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难就难在我们已经从普遍受益的增量改革阶段进入利益博弈的存量改革阶段,任何改革,有人受益,必然就有人受损。不同利益主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于改革的方案与结果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掌握改革的话语权,企图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
如何确保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明确标准。“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这样的标准,其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呼声,坚持这样的评价标准才能在面对改革的众多杂声中保持清醒,才能超越既定利益集团的羁绊。同时,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二十四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终极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客观要求,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发展生产力才是不同社会的核心区别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体现在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更好、更真实地促进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