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城乡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只是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可见，城乡收入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经济的发展，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地方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了给本书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本书对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章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国外学者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的梳理，二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三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四是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1.3.1 国外学者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及其原因的理论解释

1.3.1.1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般经济学解释

因为收入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能力和心理满足程度，故经济学一直将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其核心研究内容。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817）就指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城市和农村的生产效率不同，并且城市和农村存在不同的产品需求方式，这些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国外学术界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最著名的学者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 S., 1955），他在195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进行数量研究，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平，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直到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出现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差别缩小后，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会逐渐得到缓解。即在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费景汉（Fei, 1964）等开创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出了与库兹涅茨一样的结论。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城市工资提高，农村收入不会与城市同步提高，因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由于农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和农村工资的差异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缪尔达尔（Myrdal, 1957）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也得出了与库兹涅茨一致的看法，他利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早期经济发达地区会像“回波”一样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源，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发展快于落后地区，地区及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到了经济发展后期，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导致其资源扩散到周边地区，落后地区发展将快于发达地区，最后赶上发达地区，地区及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赫希曼（Hirschman, 1958）根据资源稀缺性存在差异这一基本认识，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指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因而，该理论主张首先发展某一类或几类具有带动作用的部门，通过这几类部门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

1.3.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乡发展与城乡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分配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现实写照，分配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不平等状况，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占有不均衡的结果，消费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把全部资本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个人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分析了两个部类的产品价值构成，从而区分出了用于支付工资的有酬劳动和用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现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执政当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逐步创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由“一体”到“分离”再到“融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乡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基础被固定下来，城乡的对立造成了乡村衰落、城市病态、农村可持续发展遭到破坏、城乡利益冲突尖锐等问题。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空想”。针对这一错误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地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级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对于如何促进工农共同发展、协调城乡居民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也给出了回答。他们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在消除城乡对立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1.3.1.3 城市偏向性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早期国外学者对库兹涅茨假说的验证大多以跨国数据来进行实证的检验，随着研究的拓展，许多学者开始运用不同国家内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且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他们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分析后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的城市偏向制度导致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这些城市偏向性制度是人为选择的，与库兹涅茨假说中的理论假设相悖，所以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表现出倒U形曲线的变化轨迹。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偏向性制度呢？学者们也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城乡居民影响力差异说”和“发展战略说”。“城乡居民影响力差异说”的核心观点是：因为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更关注其利益且有更强的施压能力，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中会讨好城市居民而伤害农村居民。Olson（1965）在其《集体行动逻辑》一书中分析指出，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导致其集体行动过程中过高的沟通成本，再加之单个农民的产出所占农业产出份额较小，使得农民缺乏对政府政策影响的政治力量，而更多选择免费“搭便车”，这导致了政府官僚在执政过程中更加关注城市居民。LiPton（1968）首先提出了城市偏向性理论，随后他在其1977年的论文中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制定的各类制度和政策都不合理地偏向于城市，他解释这种政策偏向性主要是由于受到城市各阶层的压力所致。Bates（1981）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角度分析城市偏向性制度的形成，他指出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的地位以及对政策的影响力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从而导致城市偏向制度的形成。“发展战略说”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工业相对于农业而言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因而选择了先发展对城市居民有利的工业的发展战略。Kruegcr（1991）从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的角度，对城市偏向制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工业部门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制定偏向于城市而不利于农业的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有研究者对这种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研究。Henderson（2002）的研究表明一个采取城市优先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高的集中度会导致城市承担更多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集中度过高，使得城市承载力受到巨大挑战，必然带来更多的成本。

在明确了城市偏向性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后，学者们也对城市偏向性制度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从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不公平、金融和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角度对这种城市偏向性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论述。Schultz（1978）、Anderson（1986）考察工业化过程后发现，城乡之间交换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他们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为了积累资金支持工业的发展，往往会出台一些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和制度，以此来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将农村剩余转移到城市以支持工业发展，从而人为地造成城乡收入差距。LiPton（1993）认为城市偏向的公共支出政策弱化了农村居民在价格控制方面的能力，城市集团吸引了大量资本，农村大量存款则成为城市居民的资金来源，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Aaron、Mcguire（1970）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扩大了美国收入差距，Dodge（1975）和Gillespie（1976）研究发现加拿大1970年的公共支出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其财政支出结构还有待改进。Robert J. Barro（1990）的研究认为，支援农业的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曲线为倒U形，政府的支农支出存在最优的支出水平，超过最优水平的财政支农支出反而可能会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城市偏向性显著地影响到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Knight et.al.（1999）的研究发现，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差异是城乡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主要原因，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进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偏向性制度导致城乡资源分配失衡，而这种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异，进而影响到城乡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差异。

1.3.2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人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是否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因此，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7）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目前总的收入差距贡献较大，Khan and Riskin（1998）、Kanbur and Zhang（1999）等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随后，国外学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偏向性制度两个视角展开。首先，部分学者就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研究，Denis Taoyang、Haozhou（2001）认为中国农村人口由于户籍制度限制难以自由流动，再加上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些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Levin、Joshua（2001）认为市场发育程度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存在按社会等级的计划分配秩序和按市场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分配格局，使得收入的初次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平衡。其次，还有部分学者从中国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主要侧重于研究城市偏向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Khan（1998）和Kanbur（1995）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积累政绩，加快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和金融政策都是以支持城市发展为主要目的。Park and Sehrt（2001）认为中国金融政策偏向于城市，特别是在信贷配置中向国有部门倾斜，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这两者之间，金融政策的作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间接作用，而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偏向于城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直接，并且影响程度更大。Dennis Tao Yang（1999）和Kevin（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晋升博弈中形成了“绩效竞争”，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特别是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会更倾向于政治力量更强的城市人口的需求，这种城市化倾向的财政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关系。

国内学者对“中国当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一定的争议，原因是不同学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算时采用的方法和计算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就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算方式来看，主要采用的测算指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结构相对数等指标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算。

较早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的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该课题组1994年基于《联合国收入统计指南》中关于“可支配收入”的定义，并且在考虑非货币性补贴和福利基础上，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发现1980-1993年中国实际收入差距变化曲线呈U形，1980-1985年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迹象，1985年以后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并且具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随后，李实、赵人伟（1999）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并采用基尼系数对1988-1995年中国农村内部、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蔡昉、杨涛（2000）则对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和实际人均收入比进行了计算，发现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和实际人均收入比在改革开放以后呈现了惊人的相同形式，呈现周期性变动，但是总体上是逐步扩大的。李实、罗楚亮（2007）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的调查数据（CHIP2002），在考虑城乡居民所获得的隐性补贴差异的基础上，推算出了包含隐性补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认为，如果考虑隐性补贴与地区价格差异的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陈宗胜、周云波（2002）采用基尼系数分步分解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中53%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而城镇内部差别解释平均不足12%。程永宏（2006）建立了不依赖于“收入分布不重叠”假定的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新算法，提出了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指标。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 2008）测算了1978-200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曹裕、陈晓红、马跃如（2010）测算了1987-200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尽管不同学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使用的指标存在差异，但研究结果基本上都表明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关于其变化趋势则存在一定的分歧，并且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收入差距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有较大的争议。陈宗胜（1999）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划分为五个阶段，只有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3年出现缩小，其他阶段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李实等（1998, 2001）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中国不存在库兹涅茨假说，而郭熙保（2002）证明在我国库兹涅茨假说基本成立，并且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必经阶段。王小鲁、樊纲（2005）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其上升阶段的特征，城乡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 2008）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在1978-1994年呈W形波动，在1995-2006年则呈V形波动，但总体上是在波动中呈逐渐扩大的趋势。曹裕、陈晓红、马跃如（2010）测算了1987-200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研究发现1987-200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明显的阶段波动性，1987-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在震荡中呈“N形曲线”上升，1995-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呈明显的“V”形波动变化。

1.3.3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国内学者就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已有的研究中，无论其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关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已经达成了三点共识：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根源，这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现有成果的共同逻辑起点；二是在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和影响比较大；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城市偏向性政策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结果，又是进一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它与制度和政策相互交织，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众多原因最简明的表述。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别从两个大的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自然因素及市场规律的影响：蔡继明（1998）对城乡比较生产力与城乡收入差别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收入差别程度。计算得出，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5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元，城乡居民实际相对收入差异为3.02，而其中75.2%由城乡之间的比较生产力差别决定。曾国安（2007）在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两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政府同时推行城市偏向性的制度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人为的制度与政策导致的结果。其中从自然因素及市场规律影响方面分析的成果较少，绝大多数成果都是从制度和政策角度进行分析的，而且有限的几篇涉及自然因素的成果中也大都把重点放在制度影响上。

从制度和政策方面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较多，具体来说，又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展开：

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分析城市偏向性制度形成及固化的原因：蔡昉、杨涛（2000）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并且考察了造成这种差距的制度和政策，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差距主要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制定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利用这“三驾马车”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限制了农村的发展，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性的政策体系，并且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保持和强化了城乡差距。随后，蔡昉（2003）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几个临界点进行考察，认为城市居民运用其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以及城市居民大于农村居民的政治谈判能力导致城乡利益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林光斌（2004）通过对等级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制度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我国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等级序列高低的顺序进行的，城乡居民之间等级关系的差异导致了其生存、发展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成德宁（2005）研究认为，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村居民由于受到交通、区位以及信息获取等因素限制，其对政策制定的政治影响力有限，政府在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时会将更多的成本分摊到农村居民身上，从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二是从阻碍城乡收入趋向均衡的劳动力流动限制角度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刘易斯模型关于城乡人口基于工资差异进行流动进而达到均衡工资的基本思路出发，分析中国与这一理论假设的“人口自由流动”相冲突的事实及其相应的户籍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破坏了市场的自我纠正调节机制。李实（1999）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规模进行了估计，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坤荣、余吉祥（2011）从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角度解释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孙宁华等（2009）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效率差异，再加上城乡的制度性藩篱，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

三是不等价交换和城市偏向性的投资、金融政策等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陆铭、陈钊等（2005）就投资、教育、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教育的影响，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陆云航（2006）认为城市偏向性的政府政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特别是基础教育投入、对外开放、政府参与经济程度、财政支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高彦彦（2010）采用中国197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城市偏向性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对中国农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不断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唐斯（2011）认为城市化进程强化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郭剑雄（2005）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并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作为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还未走出马尔萨斯理论所描述的贫困陷阱，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是艰难的。

1.3.4 财政支出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关于财政分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也是汗牛充栋，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等方面，但是关于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就现有文献来看，主要表现为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第一，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国内学者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多，如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陆铭和陈钊（2004）、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张宴和龚六堂（2006）、周业安和章泉（2008）等，大多数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不过也有部分学者的结论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如周业安和章泉（2008）的研究。但是关于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殷德生（2004）利用分税制后的省级数据，建立了一个由经济增长方程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不但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还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王永钦等（2008）从分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拉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陈安平（2009）则在殷德生研究的基础上，在联立方程中加入了财政支出方程，并且将地区差距变换为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他们认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要影响。赵玉民、汪冲（2014）认为财政分权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同时指出，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影响效应的不同。

第二，财政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实现，财政收入政策主要着眼于调节城乡居民的税费负担，财政支出政策则主要着眼于调节城乡居民的增收能力和收入渠道。国内学者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一是财政收入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王韬、周建军、陈平路（2000）模拟我国经济运行构建了以三次产业划分为基础，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重点的税收分析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因为模型假定的征税对象是资本要素，所以文中所讨论的税收政策对城镇居民造成的影响比农村居民要大得多，税收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为－10.12%，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影响则只有－2.46%。税收负担过重直接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聂海峰、岳希明（2012）参考Scutella（1999）的税收转嫁模型，使用2007年税收等相关截面数据并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微观数据，分析了间接税负担的城乡分布情况，考察了间接税负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的人均间接税负担率分别是10.99%和9.42%，城镇居民的负担率相对较高，间接税负降低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陈建东、孙克雅、马骁等（2015）从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两个类型税收的影响结果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直接税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间接税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直接税的正向调节作用要强于间接税的逆向调节作用，不过两者的影响力呈逐年趋近的态势。

第三，财政支出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方面，财政支出总体规模的变化会导致城乡之间财政资源量的变化，进而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寇铁军、金双华（2002）就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对社会公平有重要影响，而财政支出结构中福利性支出对基尼系数影响较大。冉和光、潘辉（2009）利用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且构建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全国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安平、杜金沛（2010）根据1994-2006年的年度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即使财政支出规模增加也未必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只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其更多倾向于农村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邓旋（2011）采用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不但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显著地扩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但其研究也表明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异。另一方面，在明确了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基础上，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李永友、沈坤荣（2007）就财政支出与相对贫困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城乡之间相对贫困不断扩大，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财富初始分配环节中劳动力要素价格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财政在缓解初始分配造成的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经济领域以及城市倾向导致了其调节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其作用较为有限。陶然、刘明兴（2007）认为财政分权下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加，导致了地方财政体系产生严重的城市性倾向，这种城市倾向性的支出政策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这种影响取决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刘建徽等（2012）基于非差数的Malmquist指数估算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效率，研究发现大部分省份财政支出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效率较低，但是呈现了收敛趋势。孙宁华、姚燕（2013）在参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1996-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倾向性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学者具体分析农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沈坤荣、张璟（2007）运用1978-2004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回归方法对农村公共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投向农村的财政支出有利于农民增收，但是效果不明显。从农村公共支出结构来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支出过低，支出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影响农村公共支出弥合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重要原因。

第四，公共产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财政支出这种货币财富运动过程及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最终要表现在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差异上，“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他们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研究了具体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刘乐山、何练成（2005）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解垩（2007）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金双华（2008）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科技投入等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来说，应该实行统一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才能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余长林（2011）认为财政分权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显著作用，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另外，还有学者就具体的公共产品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胡宝娣等（2011）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国有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高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从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徐倩、李放（2012）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运用199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同向变化趋势，且高度显著，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杨俊等（2008）、李湘君等（2012）、邢春冰（2013）、吴愈晓（2013）等对教育、医疗卫生等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1.3.5 文献述评

现有的城乡收入差距文献，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较为丰富，有的学者从理论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理论分析，有的学者从现实制度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些研究视角、方法以及结论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前面已经从理论梳理、现状测度、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综述。在关于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研究中，不论是理论和制度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表明城市偏向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的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大，具体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户籍制度等，其中财政政策的影响范围更广，传导更快，影响程度也比较大。而且户籍制度主要是影响城乡居民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数量和质量，而这些最终都是由于财政支出的城乡差异带来的。

本书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带来的财政支出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根据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尽管也有很多学者就财政支出、公共产品供给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大都是关于既得结果的研究。而对于为何会出现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性以及何为形成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的内在原因则缺乏研究，即关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及地方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待深入或者拓展：一是对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系统。很多学者从制度角度分析或实证研究，都得出中国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结论，但是并没有对这种城市偏向性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以及变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分权化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财税体制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领域。而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激励效应，这种影响又会导致地方政府如何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又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二是现有关于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大都将城市偏向性作为定性的结论进行使用，并没有对城市偏向性的程度进行具体的衡量，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引用到计量方程中，导致研究逻辑不完整。三是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学者们就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数据的时间跨度、统计口径有差异，设置模型时模型的设计、变量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很多实证分析都简单地将财政分权作为一个变量纳入方程中分析，并没有系统考虑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动以及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变动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而这些研究尚不完善的方面正是本书研究中努力进行完善和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