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的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一片低迷，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引领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或多或少都在货币“放水”，用债务刺激经济。就日本和中国而言：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中国放的“水”大多则是进了地产、基建和“城市化”。简而言之，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媒体上大多评论日本在“失去的30年”里，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剧增、人口老龄化、创新能力丧失。然而，事实上，日本虽然经济陷入停滞，但人均GDP一直在创新高。2012年日本人均GDP曾经达到4万多美元，2016年，日本人均GDP为38894美元，是中国当年人均GDP的4倍左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为之震惊。自2008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一直保持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8827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在全球仅排名第74位。而日本人均GDP为38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6.1万元），在全球排名第27位。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企业入围。日本凭借其低调、隐忍的民族精神，一直在默默努力、苦练“内功”，完成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实为创新的30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18年的中国面临着1989年日本的困局：老龄化、高房价、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狂涨、去杠杆、扩大内需……历史将一个近乎一模一样的问题再次摆在中国面前，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也走到日本30年前的十字路口。即便跟那个时候的日本比，中国当前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并没有充足的技术储备作为后劲。这些年来，无论在地产基建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中国都想通过投资来快速实现“跨越式升级”。这些投资，有多少真正流入了创新研发环节？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事件，惊醒了那些迷之自信的国人。在芯片领域，中国芯片依旧高度依赖进口，花费甚至超过进口原油两倍。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接近中国进口总额的15%。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发展滞后这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中国与日本也有不同之处。中国吸取日本的教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房价调控，但宏观调控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显著，而“日本病”在中国经济身上的症状反而变得越来越明显。2018年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可见“稳经济”任重而道远。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美国还在持续加息缩表，内忧外患之下，目前的中国与当年日本何其相似。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出口受阻，高层同样释放信号：通过扩大内需来提振经济。怎么扩大内需？目前中国要面对的正是地产泡沫的残局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拿什么来应对？如果还是熟悉的“配方”，地产继续加杠杆，难道不是又在走日本的老路吗？日本在戳破泡沫之后历经失去30年，中国又会经历什么呢？

相对日本而言，中国宏观经济决策面对的困难更多。首先，日本在日元升值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完成；而中国在本币重估过程中，还要考虑沉重的就业问题。其次，日本企业当时实行终身雇佣制，顾主与员工关系缓和；而中国的企业劳资关系脆弱，经济衰退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后，日本国民收入相对平均，普通人享受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的增长利益，国民能够从容面对衰退；而中国贫富差距较大，经济衰退势必给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口带来无法预知的生存压力。

中国经济的诸多现实问题，让政府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量上难以选择。“紧缩”虽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但会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社会因素不稳定，还会导致“通缩”；而在如今高通胀预期、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稍微“扩张”，结构失衡很快就会转换为总量的失衡。所以，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没有单一的“从紧”或“从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是“有松有紧，松紧结合”，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这种“有紧有松”的双向调控政策，虽然在客观上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长期下去很可能将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出现日本那样经济泡沫破灭的结果。那么，一国经济增长、贸易良性发展的持续动力到底在哪？我们应该如何着手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这需要理论界学者们群策群力，为政策的出台提供正确恰当的理论支持。

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知识产权成为对话的首要焦点议题。2016年，中美知识产权对话及中国品牌走出去论坛在纽约召开。同时，我国与欧盟通过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组，构建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中欧领导人高层对话、启动知识产权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作。此外，我国商务部还定期召开中俄、中日、中瑞（士）、中巴（西）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章节谈判，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对话交流。2017年，中国召开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机制首次会议，通过了《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指导原则》，并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TRIPS）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

随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以知识产权为主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中兴事件或许拉开了十年后中美科技与贸易角力的序幕。美国开启贸易战，重要目的就是尽可能抑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抑制中国产业升级。被“逼到墙角”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只有自主创新这一条路。因此无论是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日益提升的重要地位，还是面对发达国家高高筑起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深刻认识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大意义，努力提高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进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构建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