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面貌

香港於1941年12月25日淪陷，此後不久，日軍決定設立香港佔領地區總督部，政務由陸軍大臣直轄，但基於特別建制理由，在防衞、兵站、交通及政務等方面又必須接受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指導，這就形成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管治體制的模式。香港佔領地區總督部於1942年2月20日正午12時正式建成，內設總督一名，下設參謀部（管轄香港防衞隊及香港憲兵隊）、民治部（管轄文教、商業、衞生及庶務課，另外，區政所事務亦由此部負責）、財政部（管轄金融及稅務課）、交通部（管轄海事、陸運、土木及下水課）、經濟部（管轄產業及軍事費課）、報道部、管理部及外事部；還有華民代表會（中國人社會代表）及華民各界協議會（中國人社會功能代表）。第一任總督是璣谷廉介，到1944年12月免職。第二任總督是田中久一，他原是第23軍司令，只是遙領總督一職，1945年1月為了履任，他曾到過香港三天，之後一直坐鎮廣州，再沒有到過香港。

這個管治體制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把全港劃為28個區役所（類似今天的區議會），以便管治及自治，其中港島分為12區，分別為中區（中環）、西區（上環）、水城區（西營盤）、藏前區（由西營盤末段至石塘咀）、山王區（西環）、東區（灣仔）、春日區（鵝頸）、青葉區（跑馬地）、銅鑼灣區（銅鑼灣）、筲基灣區（筲箕灣）、元港區（香港仔）和赤柱區（赤柱）。九龍分為9區，分別為鹿島區（九龍塘）、元區（九龍城）、香取區（油麻地）、湊區（尖沙咀）、大角區（旺角）、青山區（深水埗）、山下區（紅磡）、啟德區（東九龍）和荃灣區（荃灣）。新界則分為7區，分別為大埔區（大埔）、元朗區（元朗）、沙田區（沙田）、沙頭區（沙頭角）、新田區（新田）、西貢區（西貢）和上水區（上水）。各個區役所分別由香港地區事務所、九龍地區事務所及新界地區事務所管轄，各區事務所的工作，類似戰後的人民入境事務處、人事登記處、市政總署與民政署所提供的綜合服務。

日治政府有兩個政策是始終執行的，一個是控制人口政策，另一個是計口授糧政策（即配給日用必須品）。這兩個政策的目的都是監控戶籍，限制市民的自由。為了達到目的，日治政府軟硬兼施，驅趕市民離開香港，希望把人口壓縮至60萬人左右，一方面為了易於管治，另一方面也可節省米糧。

香港在日軍入侵之前，人口大約是160萬。英軍投降時，有能力的人已即時逃離香港，後在日軍威逼利誘下，佔領初期又有不少人陸續離港，但日軍仍嫌不夠。根據1942年9月的人口調查數字顯示，當時全港人口是1,022,773人，說明在短短9個月內，香港已跑掉50多萬人，也即是說，每個月平均有5萬多人出逃，場面可想而知。

由於人口下降的數字並不理想，日軍於是想方設法，把出境手續儘量簡化，希望港人離開，只要願意走，一切好辦。到1943年3月，據統計數字顯示，香港華人仍有967,868人。具諷刺意味的是，60萬的數字終於在1945年8月左右達到了，但日軍也於同年宣佈投降，以後也不用操心人口政策的問題了。

在三年零八個月中，香港人口由160萬減少了90至100萬人，平均每月減少超過2萬多人，但這只是一個平均數。其實在日治的第一年內已有50萬人逃亡，這些人大部分是回鄉避難的。剩下來的40多萬人都是在餘下的兩年零八個月中“消失”的，其中相信只有小部分是歸鄉客，因為要跑的早就跑了，跑不了的自然是無鄉可回。可見這40萬人中很可能大部分是被迫害至死、餓死，或是在戰爭期間失蹤的人。

1941年12月25日英軍剛投降，香港的回鄉逃亡潮便隨即展開。根據有關紀錄，由淪陷至1942年2月初，即兩個多月內，回鄉難民超過46萬人。市民長途跋涉，分4條路線離開香港：1）由九龍經深圳，翻山越嶺而逃；2）僱船前往澳門，從水路或陸路再轉往內地；3）從油麻地碼頭坐船前往廣州；4）僱船從水路由香港經現在的湛江市前往桂林。

市民回鄉其實是正中日軍的下懷，所以日軍立時發起“歸鄉生產運動”，並成立了一個“歸鄉指導事務所”指導和幫助市民歸鄉。到1945年初，為了鼓勵更多人離開香港，以解糧荒之窘境，日軍進一步簡化離港手續。如預算五日後歸鄉，可即日向區役所領取“離港申告濟”，並呈交“退去屆”，第二天便可攜同申告濟、住民證、注射及種痘紙、兩張個人照片、車船費等，向地區事務所呈遞，由駐各地區事務所的南支海運社代辦所需船票及火車票等。隔一兩日後，地區事務所會在該所門前公佈歸鄉人的姓名及離港日期。當時的火車可直通廣州，而機動帆船則直達市橋。火車及輪船票價每張300元，機動帆船的票價每張600元。當時的普通市民每月的薪金不過150元，離港回鄉的費用可算是十分昂貴。

愈接近日軍投降之日，歸鄉手續愈加簡單，三兩天便可辦妥一切手續。巿民可向地區事務所申請離港證明書，即使沒有住民證的市民亦可申請離港，所需時間只三數小時。領取離港證明書後，便須確定乘坐歸鄉火車的日期，然後於火車開行前兩小時到站辦理離境手續便可。方便之門大開，用意無非只有一個，就是減少食米的消耗量。

談到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狀況，首先要談物價情況。英日兩軍剛開火之時，高級餐廳的西餐如香港酒店及Wisemen的常餐（包括一湯、一菜及飲品）價格是港幣一元五角，其他等級的西餐是七角；芝士四分之一磅是三角二分；雜色糖果半磅是九角；麵包每磅是一元三角（開戰前只售七八分錢）；中文報紙每份二角（開戰前售一角），英文報紙每份三角（同樣比開戰前貴了一倍）。

英軍投降之後，日治政府成立之前，米約一元一斤、芹菜三角一斤、菠菜八角一斤、豬肉肉眼部分三元一斤、石斑魚九角一斤、白薯七角一斤、麵粉一元八角七仙半一斤、兩磅半裝的奶粉每罐十八元、咖啡二角一杯、西餅一角五仙一件，而一元可買木柴20斤（根據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有關資料；並參看本書附錄一及二）。日軍後來規定港元及日本軍票的換算率是二兌一，稍後更調整至四兌一，即二或四港元才能換一元軍票。

日軍侵港之前，香港的經濟基本上是以自由市場為基礎，市場日用品很少配給，而且也很少限制購入的數量。但日本人入侵之後，情況頓時改變。當時包括米、柴、油、鹽、糖和火柴等六樣主要日用品都需要配給，其中柴的配給是公價，一元可買約25斤的柴，但1942年4月巿面恢復供應煤氣之後，已停止柴的配給。至於生油，原本由1942年8月開始每人每月可配到12両，可是到了1943年年中已經停止配給。

米的供應方面，日軍配米以軍票三角七仙半一斤，每人每天可配六両四錢的米，價錢算是便宜的了。食米的配給，令社會出現了一個怪現象：由於公價米是三角七仙半一斤，但黑市米價卻一直高居兩元多以上，故此當時很多市民一家四五口會把每天配到的二斤公價米，少吃五六兩，然後拿到黑市賣掉，換回來的軍票已可買到一斤半的公價米，等於是免費配米。

糖與火柴的供應，情況與食米有相似之處。當時市民每人每月配糖半斤，包括白砂糖和赤砂糖各四両。白砂糖公價是七角一斤，赤砂糖是六角一斤，但白砂糖的黑市價為五元多一斤，赤砂糖也要四元多一斤。當時有不少市民寧願不吃糖，把配糖全部賣掉，若以白、赤砂糖混合每斤不少於四元計，再以一家八口的配糖計算，每月收入便可增加十多二十元。

火柴的配給是一角一盒，但黑市價卻最低三角一盒，日治政府規定一至五人的家庭配給五盒火柴，六至十人的家庭配給十盒，巿民只要拿一半的配給到黑市出售，等於火柴又是免費供給。

鹽的配給是每人每月半斤，公價是二角四仙一斤，但由於配給的鹽粒很大，又不潔白，加上鹽的需求不大，故公價與黑市價相約，所以領購的人不多，鹽亦是市民不把配給品圖利的唯一例外。

不過，無論社會現象如何奇特，總不能抹去生活艱苦的事實，當時私下販賣配給品是犯法的，在命如草芥的年代，如果不是形勢所逼，一般巿民是不會鋌而走險的。

米糧一直是日治政府無法解決的難題，1944年4月15日，由於生活環境太惡劣，除少部分與軍政工作直接有關的市民可獲配米外，政府取消了公價配米的制度，香港市民頓時陷入絕境。即使到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萬，以每人六両四計算，每月所需的白米也要700多萬斤，如何籌措這個數量的食米，令港人費煞思量。

據當時非正式的統計，在50個港人當中，能維持每日兩餐飽飯的，僅2人；能維持兩餐米飯而未能吃飽的，僅6人；能維持兩餐吃粥或稀飯的，有14人；兩餐吃粥的有18人；一餐粥一餐雜糧的有6人，而每日僅吃一餐粥的有4人。

1945年初，由於收成不好，米糧入口更加困難，負責經辦全港米糧入口的“興發營團”，為了解決米荒，推出救濟平米賣給巿民，但每斤食米竟售90元，可說是米價的最高峰。由於米價高企，市民被逼改吃雜糧，以木薯粉、西提粉之類與麥米粉等攪和，煎成糕餅，以為糊口。其實到了1944年的下半年，香港的物價全部飛升，市民為了交租、水電費及維持每日兩餐的開支，起碼要月賺軍票300元才能達致收支平衡。與1942年相比，同樣的生活水平當時只需50至70元，可見物價在兩年間上升了六倍之多。

淪陷初期香港的物價其實已開始上漲，如食米每斤14元、豬肉每斤65元、牛肉每斤49元、雞肉每斤70元、花生油每斤55元及木柴每斤一元。到1944年底，米價高漲到驚人程度，所以連救濟米也要賣90元一斤。而花生油更飆升至128元一斤，生活艱苦到了極點。

由於離港回鄉的人數眾多，因此居住的問題不算嚴重，不過卻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當時的租客乘戰亂時大部分工商業活動停頓而不交租金予業主，在軍政統治之下，民事法庭不復存在，業主連追討欠租的法律途徑也沒有，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業主唯有僱人看守物業，這可算是業主最倒霉的年代。

至於衣着，亂世也無法講究，但卻催生了賣故衣這個行業。香港的故衣業在日治之前是沒有規模的，但日佔之後，因生活所逼，巿民為了換取糧食活命而典賣衣服，直接令故衣業繁盛起來。故衣擺賣的地點，本來集中在香港的灣仔及東區，以及九龍的長沙灣道和油麻地上海街一帶。後來由於空襲的緣故，1945年的六七月間，大部分故衣攤販已遷移到中區，擺賣地點主要在荷李活道及皇后大道西一帶。

從事故衣生意的人分擺賣及炒賣兩種，擺賣故衣的是一般受生活壓逼的平民大眾，為兩餐口糧把家中值錢的衣服拿到街上擺賣，善價而沽。炒賣故衣的卻不同，他們手握資本，開設故衣攤是志在搜購故衣，然後把故衣行銷至內地，生意十分暢旺。當時故衣炒賣是一門十分賺錢的生意，即使是一套普通的衣服，一買一賣也能賺取豐厚的利潤。反觀一般市民大眾，賣故衣只為生活所需，故此每遇糧價上漲，故衣就大量湧進市場，後來更形成供過於求的情況。

下面談談“行”的問題。自從日軍侵佔香港以後，為了節省能源，便限制汽車的行駛，故此公共交通事業大受打擊，巴士、電車等被逼停駛。為了迎合巿民的需求，巿面便出現了一些乘時而起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車、三輪車、載客單車、四輪木頭手推車和人力車等。

馬車是當時唯一非人力推動的交通工具。巴士停駛前，馬車已為市民提供服務，巴士停駛後促使馬車更加活躍。三輪車在戰前本來是商戶用來運貨的，戰時則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三輪車每次可載客四人，不過常發生車翻人仰的意外，據說在呈直角的地方轉彎，翻車幾乎是必然的事。單車載客在戰前是犯法的，當時單車只許載貨不許載人，但此時也不能計較了。由於單車來去快捷又舒適，故此最受平民大眾歡迎。

四輪木製手推車是日治時期才出現的“交通工具”，原是用作運貨的，但因為交通工具非常短缺，當時也變成客用交通工具。人力車全盛時期有4,000輛，到1931年年初全港尚餘2,000輛。日軍侵港前夕，由於其他交通事業發達，人力車業務大受衝擊，數目已降至1,000之數。日佔之後，人力車的生意幾起幾落，最初因為交通停頓，業務甚佳。可惜巴士及電車服務恢復以後，生意便一落千丈。其後，為了節省能源，巴士及電車再次停駛，人力車重新活躍起來。到1945年6月左右，香港恢復電力供應，人力車再一次受到衝擊。香港重光之前，港島僅餘五百多輛人力車，九龍則剩下百餘輛而已。

以上是從衣、食、住、行四方面簡述日治時期香港的社會生活面貌，現在再看看當時的經濟狀況。

經濟方面，日本統治香港的政策基本上是採取掠奪壓搾的手腕。他們佔領香港之後，把所有有用的物資都運回日本，當中包括西式坐廁、浴缸，甚至門鎖及鋼鐵碎片等等。據估計，日軍在香港至少攫取了250萬噸貨物運回日本，時值約二億五千萬美元。

日軍由佔領香港之日開始便大量拋出“軍用手票”，簡稱軍票，並規定以兩元港幣換一元軍票的兌換率。到1942年10月，更把兌換率改為四兌一，即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在短短10個多月內，港幣貶值兩次，貶值幅度為四倍。

發行軍票是日軍經濟掠奪、壓搾香港的一種手段，他們於侵佔地強行以軍票購買物資，逼令商人使用。這種紙幣既無號碼，也無準備金；既無信用保證，亦無發行機構的名稱，所以無法估計它的發行總額。商人非常氣憤，稱這種混帳貨幣為“廁紙”。

日軍還有一招“逼簽紙幣”的手段，務要把港幣搾乾。他們逼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經理及司庫簽發所有存倉的大額鈔票，然後利用澳門中立區的角色，拿着“逼簽紙幣”到澳門換取物資。這批紙幣總數約一億二千萬元。日治時期在澳門流通的港幣有兩種，一種是1941年12月25日之前發行的港幣，約佔澳門流通貨幣五至六成；至於“逼簽紙幣”，因為沒有外匯基金的保證，只佔澳門流通貨幣的二至三成。

在如此巧取豪奪的情況下，日治時期的香港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工商業及金融等經濟活動的，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扭曲了的活動而已，這些扭曲的經濟活動都是經過嚴格管控的。1943年12月25日，日治政府頒布各類工商業營運的新法則，並於1944年1月1日實施。根據新法令，當時的工商業務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必須得到總督的批准；第二類必須得到憲兵隊長的許可；第三類則不須審批，商人只需填報申請，交所轄地區的事務所登記即可。

第一類工商業務包括銀行、保險、運輸、藥業、工廠、農業、傳媒、軍火及通訊器材等共12項；第二類包括娛樂埸所、買賣或製造刀劍、飲食、妓寨、澡堂等行業；第三類是第一、二類項目以外的所有業務，這類業務不必申報，經營者只需自擇舖位，擇吉開張即可。

在日治政府採取經濟掠奪及壓搾手段的情況下，香港幾乎是百業停頓，商人掙扎求存。在這種特殊環境下，供求巿場也出現了一些奇怪現像。以工業原料的供求為例，內地的戰事爆發前，沿海各地區之輕工業相當發達，原料大部分自外國入口，香港遂成為工業原料的轉口港。內地戰事爆發後，香港商人估計原料入口必受影響，市價必漲無疑，於是大量囤積，待價而沽，一時之間穫利甚豐。

到日軍侵佔香港以後，所有自外國入口的原料全部中斷，但當時香港的存貨量仍十分豐富。在貨源供應充足，但本地工業停頓及內地運輸不通的情況下，原料價格不升反降，甚至比開戰前還要低。因為存貨過多，加上無人問津，商人為求把原料脫手換取現金，不惜以平價出售。

日治政府成立以後，往來內地的交通逐漸恢復，工業原料需求增多，以前無人問津的原料，慢慢又變成搶手貨。由1942年至1944年兩年間，除涉及軍事用途的原料受到管制外，其他如硝酸、硫酸、鹽酸等化學物品買賣均十分暢旺，而且價錢只上不落，特別是適用於織染業的工業原料，如染料哥士的疏打等，更是十分暢銷。其實當時香港的工業發展已大大衰退，對原料的需求不大，生產規模只及以往的十分之一。但到了後來，入口貨源已斷，貨源無法補充，才令原料市價不斷上升。

除了工業原料供應的奇怪現象外，還有一些因應當時環境衍生的商業活動，其中上文談過的故衣買賣活動就是一例，另外還要一提的是押當業。香港的押當業一向是為市民提供現金周轉的行業，戰前港九共有約60多家，香港島多設在中上環一帶；而九龍區的深水埗、油麻地及旺角等皆有。另外新界也有40多家押當舖，全港的押當商戶總數約有100多家。

戰前的押當行規是顧客押當物件，每元納利息三分至六分，即息率3%至6%。普通布料衣物納利息三分，呢絨衣服及金屬鑲作則納利息六分，全都以八個月為押當期，如期滿不贖，則任由發賣。期滿之後仍可續期，但必須先清還利息，再續之期仍然是八個月。

日佔初期，押當業務一度停頓，但巿民遭逢巨變，極需金錢周轉，於是一些小型押當店乘勢而起。押當期以五天為限，利息為20%，即押當物一元要納息二角，息高期短，一般貧民根本無法贖回押當物，押當店於是將押當物如衣服之類賣出，連帶故衣店也興旺起來。日治政府成立以後，正規的押當商亦籌備復業，中環一帶首先成立質屋業組合（即押當業組合），參加的押當店約20多家，規定押當期為三個月，利息首月為10%，第二、三個月為5%。由於利息比較輕，押期又較長，一般平民遂轉往光顧這些正規的押當店。小型及不規範的押當店生意大受影響，也被逼延長押當期至一個月，利息則改為五元以上利息為10%，五元以下利息為20%，以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

據當時的業界估計，日軍侵港初期，一般小型押當店的營運資金只需一萬數千元，但利潤卻超過一倍。到大型押當店重開之後，小型押當店生意雖受影響，但每月盈利仍有數千元，業務總算穩定。大型押當店雖然息低期長，但與戰前比較，利息與押期仍相差甚遠，故生意仍大有可為。

到1945年，押當業的押期及息率略有改變。押期由三個月縮短至一個月，其後又再縮短至半個月。利息亦由一個月取息10%，改為半個月取息10%，巿民又重回日治初期息高期短的困局。但奈何糧價高企，在救濟米也要90元一斤的情況下，市民為求一飽，典當物件幾乎是自救的唯一辦法，因此造就了當時押當業興盛的現象。

另一個出現畸形現象的行業是傢私業。當時的傢私，新舊中西均有，中式傢私以酸枝為主，西式傢私則以柚木為主。售賣傢私的舖戶，中西傢私嚴分界限，售酸枝的不兼營柚木傢私，反之亦然。至於經營地點，在港島賣二手貨的多在荷李活道近文武廟一帶，而售賣全新傢私的則多集中在摩羅下街、擺花街及灣仔的莊士頓道。九龍方面的店舖大部分集中在彌敦道，特別是昔日的平安戲院附近。

日佔之後，傢私買賣出現兩個現象，1）歸鄉市民日多，為了輕身上路，方便舟車上落，家中的傢私，一律變賣，幫補旅費；2）由於柴價日高，巿民大多把傢私當作燃料。商人見有利可圖，便大量收購及囤積傢私，完好的略作修補，然後善價而沽；損壞的就破之以為木柴，也可圖利。

當時傢私的銷路，一是內銷自用，一是運往廣東省及澳門等地出售，而且生意不錯。價錢方面，1945年初，普通一套酸枝檯椅價錢在三至四千元以上，而西式全套廳房傢私，價錢更在四五萬元左右，價錢並不便宜。這反映了當時傢私業務的情況，也反映了日治時期一些特殊的現象：既有巿民在饑餓邊緣垂死掙扎，也有巿民可負擔數萬元的傢私買賣。

最後還要一談的是一個可喜的經濟現象，這現象充分顯示出香港商人靈活應變的商業智慧。當時有部分廣州及香港的商人，從爛棉被及爛襪中找到商機，發展出“翻抄工業”。他們專收購爛襪及爛棉被，之後把爛襪的布料逐條撕開成線，再把線打成線球，製成各種線織物品。至於爛棉被，拆去的紗線及棉花，經加工變成藥棉及翻織毛巾。翻製藥棉是先把拆下的紗線漂白、曬乾，再用機器消毒，最後製成藥綿。翻織毛巾製品則先把棉花漂白，然後用木製紡織機紡製成棉紗，再以一磅為單位賣出。這種廢物利用的產品，是商人求變營生的表現，也是亂世中十分可貴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