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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相连的

毕业前不久，在一次面试中，面试官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答案与众不同。

“我想成为一个像电话交换机一样的人，”我告诉面试官，“从无数的电话线路中收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然后将它们传送给世界。”

他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但我当时的态度认真且确定，大四毕业前的一次难忘的会面更是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在一直寻求下一步的方向又毫无头绪的时候，我给埃夫里尔·哈里曼写了一封信，征询建议。他是耶鲁1913年届毕业生，骷髅会会员，也是美国外交的“智者”之一，曾担任纽约州州长。

他回信邀请我下午3点去他家见面，但后来的见面又变成了共进午餐。

我赶紧跑出去采购了自己的第一套西装，那是普莱诗的灰色西装，上面有白色细条纹。哈里曼的房子位于东81街16号，距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半个街区。身穿白色夹克、戴着黑色领带的男仆打开门，把我带到一间挂有印象派画作的起居室。在这里，我能听到隔壁的房间的纽约市前市长罗伯特·瓦格纳说话的声音。最后，轮到我了。哈里曼坐在扶手椅上，他将近80岁了，但还是起身迎接我，让我坐在他的右手边，因为他的左耳听力不好。在壁炉架上是被刺杀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半身像，罗伯特是哈里曼的朋友，之前一年也被暗杀了。我们讨论了几分钟我进入政界的可能性，哈里曼问：“年轻人，你本身富裕吗？”

“不，先生。我不富裕。”

“好吧，”他说，“财富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那么我建议你先竭尽所能去赚钱。如果你决定要参与政治，那么金钱会确保你的独立性。如果我的父亲不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如果我不够富裕，我就不能确保我的政治独立性，那么今天你也不会坐在这里征求我的意见。”

他跟我讲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的人生就是一系列不间断的冒险。他在格罗顿的寄宿学校上学，然后在耶鲁上大学。大学期间，他将自己继承的财富用于饮酒和打马球。毕业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依靠父亲的支持和关系，他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前往俄国，带领一批美国企业在那里进行投资。他认识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没收了美国企业在俄的大部分资产之后，他回到美国，提出了模仿瑞士圣莫里茨，在爱达荷州修建滑雪度假村的想法，他称之为太阳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苏联大使，他又回到莫斯科。1955年，他成为纽约州州长，后来又回到国务院任职，当时的总统是肯尼迪，他们两家是朋友。1969年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在巴黎和平会议中担任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致力于推动结束越南战争。在我们聊天期间，哈里曼的电话不断响起，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想请他提供意见和建议。

我听得如痴如醉，忘记了时间。哈里曼说：“我们一起吃午饭吧。你介意用托盘吃东西吗？”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走进过像他家这样精致的房子，但用托盘吃东西，我还是有经验的。

从他家离开以后，我跑去公共电话亭给爸妈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去找哈里曼了，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建议。他告诉我，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到的事情。他说，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越早认清自我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活在他人创造的梦幻中。但如果我要把自己有价值的理想变为现实，成为一个有信息大量流入的如电话交换机一般的人，那么我需要去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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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一小时到达华尔街参加面试——这是我在华尔街的第一次面试，所以不想迟到。我坐在乔弗纳咖啡馆里，抿着唯一一杯我买得起的咖啡，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表。上午9点，我来到位于百老汇140号的帝杰证券总部，上了第36层楼。我在接待处坐了下来，看到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戴着黑色的头带，穿着昂贵的鞋子，年纪比我稍大的年轻男子则穿着衬衣，打着领带，他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来回奔忙，整个办公室充满生机和战斗力。

半个小时后，一位助手带我进入帝杰证券联合创始人比尔·唐纳德森（Bill Donaldson）的办公室。看到坐在摇椅上的是一位如此年轻的男子，我感到非常惊讶，当时肯尼迪总统引领了坐摇椅的时尚。我们的会面是比尔的耶鲁同学拉里·诺布尔安排的，他当时在耶鲁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作。我跟拉里是在一次耶鲁第15届同学会上遇到的。当时他刚成家，带着家人一起参加聚会。出于礼貌，我给他的儿子买了一套《大象巴巴》绘本。我当时和拉里不太熟，但正是由于我的这个慷慨之举，我们两个成了朋友，我也获得了这次面试机会。

“告诉我，”比尔说，“你为什么想在帝杰工作？”

“坦率地说，我不太了解帝杰是做什么的，”我说，“但你似乎招聘了很多出色的年轻人。所以我想做他们正在做的事。”

比尔微笑着说：“这个理由不错。”

我们简单聊了一会，他说：“你要不要参观一下公司，跟我的合伙人聊一聊？”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当天参观结束后，回到比尔的办公室时，我告诉他其他合伙人似乎对我不感兴趣。“听着，”他笑着说，“这两天我会打电话给你。”他如约打来电话，给我提供了工作机会，起薪是每年10 000美元。

“太棒了，”我说，“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需要10 500美元。”

“不好意思，”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需要10 500美元，因为我听说另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人起薪是10 000美元，我想成为我们班里收入最高的人。”

“我不在乎你的想法，”比尔说，“我根本就不该付这么多钱给你。就10 000美元！”

“那我不接受这份工作。”

“你不接受这份工作？”

“不接受。我需要10 500美元。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唐纳德森大笑起来：“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不是，”我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让我考虑一下。”两天后他回电话：“好的，就这样定了，10 500美元。”就这样，我进了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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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给我配了一个秘书，我的办公室窗外是豪华的住宅区。来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有人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鞋类和服装零售企业格涅斯科的年报。我的任务是进行年报分析。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种报告。我打开报告，看到了格涅斯科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的脚注里谈到优先股和可转换优先股、次级债和可转换次级债、优先债和银行债。如果是在今天读到这份年报，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一片混乱。但当时，我好像在读一份外语报告。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人能帮我翻译，我茫然无知。时至今日，当谈到格涅斯科这个名字时，我时常还会脊背发凉，额头冒汗，唯恐这时有人走进办公室，向我发问，戳穿我骗子的身份。在这个圈子里，每一笔交易的金额都很大，却没人来为新人提供培训。他们觉得我们都是聪明人，可以无师自通。我觉得这种做法太离谱了。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个新上市的德式香肠连锁餐厅朱姆客，餐厅的运营主体是一家在纽约拥有一些高端餐厅的餐厅联合公司。朱姆客在纽约的主打菜品是德国蒜肠。这是我造访的第一家公司，我来到公司总部，开始向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管提问。他们似乎不太友好，我获得的信息也很少。我乘地铁回到办公室，因为我业务生疏，我的秘书也通常无事可做，那天她正等着我回去，要告诉我一个消息：“詹雷特先生要立刻见你。”迪克·詹雷特是金融界最迷人、最聪明的人之一，也是我日后的密友和知己。但在那天的下午，他是帝杰证券的总裁，我几乎不认识他。

“你对餐厅联合公司的人做了什么？”他说，“他们对我们十分恼火。”

“他们为什么会恼火？”我吓了一跳。

“他们说你在搜集内幕消息。”

“我只是问了一些问题，我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预测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走势。他们有几家店，每家店的利润是多少，开销是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我才能做分析。”

“史蒂夫，他们不能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那我靠什么来进行预判？为什么这些信息不能给我？”

“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了信息披露的范围，你问的都是内幕消息。如果他们告诉了你，他们就得告诉所有人。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我不懂，但大家又都懒得给我解释这条规则。

在朱姆客碰了钉子之后，我开始研究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是向大学生出售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销售的一种人寿保险产品，我见过的二十几岁的人都不会想买，他们还有针对大学生宿舍的冰箱租赁业务。我刚从大学毕业，知道学生如何使用家电——他们随心所欲，毫不爱惜。公司的记账方式是把冰箱的使用寿命定为六年。我认识的每个本科生两年内就能把冰箱用报废。去这家公司拜访时，我遇到的第一位高管竟然不知道隔壁办公室的人叫什么，他似乎是局外人，一副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样子。我不需要任何内幕消息，就能判断这家公司即将破产。我如实撰写并提交了分析意见，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帝杰证券正在为这个公司安排定向增发。

几年后，一如我的预测，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倒闭了。帝杰证券遭到起诉，原因在于明知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依然承销定增项目。在庭审时，我不得不面对满屋律师对我的分析意见的质询。我被帝杰证券描述成为一个对业务一窍不通的白痴，以致我的分析意见未被采纳。而原告将我刻画为天才专家，极早就看到了帝杰证券其他高薪专业人士忽视的问题。结果，原告赢得了这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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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杰证券工作的时候，我搬了很多次家，租的都是没有电梯、经常有蟑螂出没的公寓房。有段时间，我住在第49街和第50街之间的第二大道中城窗帘公司的楼上。那个路段略有坡度，所以我整晚都能听到卡车换挡的声音。我大都回家做晚饭，用一个锅在电炉上煮番茄酱意大利面。我没有厨房，浴室在走廊的尽头。一天晚上，我约了一个姑娘。我去接她一起吃晚餐，她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她点餐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菜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暗暗希望她没有意识到我只能付得起她一个人的开胃菜和甜点，剩的钱也只是刚好够打车送她回家。在与她告别后，我步行了50个街区才回到家，一路都在想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他在帝杰证券工作的同龄人都是纽约名流的子女，我一个都不熟悉。这一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我住在陋室空堂，在一家证券公司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根本没有与他们交往的机会。我深信，在帝杰工作的他们如果不是教养良好，一定已经让我打扫卫生了。但是有一点，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偶尔瞥见纽约的繁华。我在帝杰的同事劳拉·伊士曼比我大几岁，出于同情心，她几次邀请我去她家的公寓吃晚餐，在她家地下室里打壁球，她住在第79街和中央公园之间。劳拉的妹妹琳达不久之后嫁给了保罗·麦卡特尼，而她的父亲李·伊士曼也成了保罗的律师。他们家是我去过的第一个公园大道公寓，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公寓。公寓的装饰由美国当时的顶级装饰师比利·鲍德温负责。公寓入口处有一个小图书馆，墙上贴着米色麻布，挂着威廉·德·库宁的画作。我跟劳拉聊起这些画，她告诉我，这个艺术家在她父亲在东汉普顿的海滨别墅附近生活和工作。德·库宁经常找她父亲进行一些法律咨询，没有报酬，算是以画代酬。德·库宁需要很多法律建议，所以伊士曼家现在有很多他的画作。而在我们阿宾顿的施瓦茨曼家里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家庭聚餐期间，劳拉的父亲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极富表现力，与人交往真诚热情，充满了正能量和洞察力。他的纽约生活正是渴望成功的我梦寐以求的。

越南战争打断了我的努力。此前，我选择直接报名参加陆军预备队，而不是等待征兵选拔的结果，因为选拔的结果几乎是百分之百派上战场。而预备队会进行6个月的现役培训，然后在地方部队再培训5年以上，每月16个小时。加入帝杰证券6个月后，我接到培训通知。比尔·唐纳德森人还不错，约请我进行了离职谈话。我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在帝杰证券的经历不尽如人意。我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人花心思培训我，我一直在东奔西跑，却又碌碌无为。与耶鲁不同，我还没有找到什么成事的途径。

“你到底为什么要聘用我？”我问道。我们坐在小小的员工餐厅，对着塑料托盘吃饭。“你浪费了钱，我也一无所成。”

“我有预感。”

“真的？什么样的预感？”

“有一天，你会成为我公司的负责人。”

我坐在那里，非常震惊：“什么？”

“是的，”他说，“我对这些事情有第六感。”

我离开了帝杰证券，去参加预备队，但比尔·唐纳德森所谓的预感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我觉得华尔街是不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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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尔克堡成为即将参加越战美军的主要作战训练中心。营房里潮湿阴冷，在军事演习期间，我们不得不睡在地上，冻得要命。我们连的受训士兵均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小城镇，有些几乎不识字，大多数都是应征入伍，准备奔赴战场参加战斗。在经历了耶鲁求学和帝杰工作后，这里的人和环境对我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训练我们的中士在越南战场是一个“沟渠鼠”。他的专长是在南越和北越的隧道里安置炸药，他所有的装备只有一个手电筒和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战场上根本无法预判黑暗的转角处有没有敌人、前方有什么样的陷阱。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现在是一名教官，因为头部有一块金属板，所以不能再参战了。他对战争充满了蔑视。

“打仗真是乱搞，”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花时间抢夺一座山头，抢下了，5天后放弃了，又被敌人重新占领。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也不会越南话。他们白天是朋友，晚上就想杀了我们。我们的军官大多是白痴。”他甚至告诉我们，如果为了避免无谓的死亡，必须得杀死一名军官，我们就应该考虑把他杀掉。

他是一个善良勇敢的人，生活却因政府最高层的决策而改变了。他的愤怒和沮丧给我们的经历蒙上阴影。我很快意识到，越战不仅仅是政治家、外交官和将军的战略游戏，也不仅仅是学生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玩具，它对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每当有机会影响具有全国甚至全球重要性的决策时，我都会慎之又慎，谨记自己的行为会对承担后果的个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已经没有了高中时期的体格，但还保留着奋发努力的作风。我喜欢早上五点全副武装地长跑，因为这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我也喜欢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但我不喜欢部队一些不近人情的做法。一天早上，我们整装列队，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个半小时，等着吃早饭。我们的中士忘记了我们站在外面，也没有一个人敢破坏队形去找他，结果谁也没能吃上早饭。即使在能吃上早饭的日子，食物也经常匮乏。我们这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不是在越南，应该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会没有呢？于是，我决定进行一番调查。

我们刚到达波尔克堡时，一位上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发现任何问题，就要向他汇报。我决定听从他的提议，向他汇报我的疑虑。我走进上校的办公室，全身都是训练时的灰尘。他的书记员问我有什么事。我把自己的名字和士兵编号报给了他。“滚一边去。”书记员说。我拒绝离开。他叫来了一名中尉。我说我只想和上校谈谈。

“你以为自己是谁？”中尉说，“这里是军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滚回连里。”一个连长过来了，我们进行了同样的对话。我感觉自己的连长会随时破门而入，抓着我的脖子，把我扔到沼泽地。但因为我的坚持，我最终还是坐在了上校面前。他人很瘦，短发偏分，头发花白。

我描述了我们的饮食情况，告诉他我们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吃了什么，他看起来非常震惊。他掏出一张纸，上面详细记录了我们连的能力得分情况。我们连是整个旅中最差的一个。他告诉我回到连里后，今天的事一个字都不要说。两天后，我们连所有的军官都被撤职了。原来他们一直在偷卖我们的食物。上校把我叫过去，感谢我打破了军队的组织架构障碍，向他汇报了我的观点。这就是他向所有新受训人员发表讲话的初衷，但没有人敢找他。

储备军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等级制度的怀疑，也坚定了我在发现问题时挑战权威的信心。大家在波尔克堡不同的命运也让我意识到运气的重要性。无论你多么成功、聪明或勇敢，都有可能身陷困境。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现实，但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现实。见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理解他人的处境。

我从军队中学到的另一条人生经验是，我们的服役人员所做出的承诺和牺牲必须毫无例外地得到尊重。多年后，这种信念促使我在2016年参与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基金会工作。当时我带领黑石集团筹集资金，用以帮助和抚慰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丧生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的家属。我把拜访每个商业团体当成个人使命，我想确保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回馈那些保障了我们日常自由的人是多么重要。最后，黑石集团的每一位美国员工都参与了捐款，海军海豹突击队基金会筹集了创纪录的9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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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7月离开路易斯安那州，8月底，我坐在了波士顿的一间教室里。在离开耶鲁之前，我提交了研究生申请。我的首选是法学院，最好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但唯一接受我这一申请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院，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到费城。我几乎是事后才想起要申请哈佛商学院。当时，商学院还不是优秀学生的首选。人们认为商学院培养的是大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而不是企业家或知识分子。1970年，获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意味着将就职于军事工业巨头陶氏化学（凝固汽油弹的制造商）或孟山都公司（橙剂的制造商），这两家公司生产的化学制品都曾被用于杀害或伤害越南人民。但是当哈佛商学院给了我入学通知时，我还是决定接受。我想，也许这就是埃夫里尔·哈里曼推荐的财富之路。

我初到哈佛跟刚去耶鲁的感觉是一样的：内心孤独，无人交往，而且感觉到处都是出色的人物。我去哈佛的同年，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未来的国家领袖在模拟法庭上进行着高智商的辩论，而不是在研究生产小部件的公司。

我的第一堂课是管理经济学。课程核心是绘制决策树，这个逻辑链可以把概率应用于不同的行动方案，并根据自己的预测结果计算出最佳结果。与步兵训练的见闻和经历相比，决策树的概念显得无比抽象。我们的第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家寻找沉没宝藏的公司。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分析埋在海底大帆船中的黄金的预期价值，判断淘金的成本支出。我们的教授杰伊·莱特只比我们大一点，是第一年教书。刚开始上课时，我举起手来，杰伊示意我：

“施瓦茨曼先生，你想做开头陈述吗？”

“实际上，”我说，“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什么问题？”

“我读了这个案例，”我说，“但感觉这是无稽之谈。如果以后所有的课都是这种内容，那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杰伊盯着我：“告诉我，施瓦茨曼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关于预期价值的案例有个前提，就是寻找黄金的潜水次数是没有限制的。我这辈子不能进行无数次潜水。如果我下水，就必须百分之百地找到黄金，否则企业就会让我搞垮。你说的这种情况适用于那种不用限制潜水次数的大公司。但大多数公司不是埃克森，它们的资源有限。至于我个人，我完全没有什么资源。”

“噢……”杰伊说，“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让我再想一想，然后我们再继续。”

几个星期后，我得出结论，哈佛商学院虽然开设了不同的课程，但教授的理念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的一切要素都相互关联。如果企业要取得成功，那么每一个部门既需要独立运转，又需要与其他部门顺利协作。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封闭的综合系统，而经理就是组织者。以汽车制造商为例，他们需要进行良好的市场调研，了解目标客户需求和市场潜力；需要出色的设计、管理和制造，生产出优质的产品；需要制订有效的方案，进行员工招募和培训；需要良好的营销方案，激发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欲望；还需要可以达成交易的优秀销售人员。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又无法快速修复，企业就可能会面临亏损和破产的风险。我已经熟知这一课了。下一步是什么呢？明天还有3个案例，重复同样的道理。在那之后呢？又是3个案例，继续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一理念。

到12月假期时，我已经准备好退学了。我百无聊赖，波士顿又天寒地冻。学院教学主要由仍在探索自己的教学风格的年轻助理教授完成，乏善可陈，了无新意。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和生命？我准备重返职场了。

曾在帝杰聘请我的比尔·唐纳德森离开了公司，去华盛顿担任副国务卿。迪克·詹雷特接替他担任公司总裁。我之前最后一次见到迪克，还是在他因为我不经心地在餐厅联合公司询问内幕消息而教训我的时候。但是他曾经在哈佛商学院就读，所以我决定征询他的建议。

“亲爱的迪克，”我写道，“我讨厌这里。我已经理解了他们教授的理念，现在正考虑辍学。也许我可以回到帝杰或去其他地方。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令我惊讶的是，迪克不吝时间手写了6页纸的回复，他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在回信中说道：“亲爱的史蒂夫，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曾经也在第一年的12月准备从哈佛商学院退学。我发现商学院无法满足我对智力活动的追求，我打算转到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但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而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不要离开，留下来。”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胜感激。每当年轻人写信或打电话向我寻求建议时，我都会回想起迪克周到体贴的回复。像杰伊·莱特一样，迪克·詹雷特后来也成为黑石董事会的长期成员。在决定留在哈佛商学院后，我开始刻苦学习自己在帝杰没有学到的知识，从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到会计、运营和管理。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习，并被教师团队选为世纪俱乐部的成员，而该俱乐部是由1972年每个学院的前三名学生组成的。接着，我又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选为主席，像在高中和耶鲁那样，我开始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独一无二的体验。我发起一个项目，邀请只比我们大几岁的成功的年轻人，与俱乐部成员座谈。我的前两位嘉宾，一位是约翰·克里，他是反对战争的越战老兵，后来成为参议员、国务卿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另一位是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他当时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后来成为伦敦和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在哈佛的第二年，我还遇到了艾伦·菲利普斯，并和她结了婚，当时她在哈佛商学院担任课程助理。

我还决定推动改善哈佛商学院的管理现状。由于我成功地改变了耶鲁的禁宿规则，并有解决波尔克堡食物混乱问题的经验，我信心满满地邀约了哈佛商学院院长拉里·福雷克见面，想就改善学校状况提出建议。福雷克并非院长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他普普通通，没什么过人之处，是一个做事机械的行政管理人员，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企业的董事会就职。尽管学院依然名声在外，但其实已经出现了严重衰落的迹象。我花了5个月时间才与福雷克约上。我开门见山：

“学院的老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学习，课程陈旧过时，行政部门又效率低下。”我举例说明了每个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施瓦茨曼先生，”他回应说，“你一直都这么我行我素吗？”

我告诉他，我是初中学生会主席、高中学生会主席，主持了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现任哈佛商学院世纪俱乐部的主席。所以，不是，我和“我行我素”这个词没有任何关系，但院长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耶鲁大学的规模是哈佛商学院的许多倍，业务繁忙程度可想而知，耶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却会特意安排时间，一定在4天之内会见预约的人，福雷克却让我等了足足5个月。我告诉他，哈佛商学院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对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告诉了你问题的所在，甚至向你提供了解决方案，你却没有任何兴趣。”我说，“我真的很遗憾，竟然过来试图帮助你。”

“我觉得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福雷克说。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比院长更聪明，而是我通过学生生活的视角，多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尽管哈佛商学院存在缺点，但我还是关心着母校的发展。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艾伦也对教学和学生的素质形成了类似的悲观看法，我对院长的建议也吸收了艾伦的意见。我唯一的失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验和对方的谦虚程度，认为他可能会重视我的坦诚和直率，而他把我的提醒和建议视为冒犯甚至侮辱，不想跟我交流。

于是，我向自己保证，如果我经营一个组织，一定会尽可能降低人们与我见面的难度，我会一直实事求是，无论情况多么困难，只要你能够保持诚实、理性，能够解释自己的想法，就没有理由感到不自在。再聪明的人也无法单独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群聪明的人如果能够彼此坦诚地沟通，就会战无不胜。这是我从拉里·福雷克那里得到的唯一收获。

在哈佛商学院的求学经历使我确信，虽然我在帝杰出师不利，但可能我还是适合做金融的。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我能够发现模式、感知问题，也能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而不会迷失在数据中。课外活动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我喜欢和他人一起努力应对困难，甚至是完成不可能的挑战。尽管我在帝杰的开局很差，尽管我的数学技能平平（当时和现在都还是平均水平），但随着毕业的临近，我决定在华尔街再试一次。

当时，投资银行的主营业务有两个。第一个是销售和交易，就是买卖债券、股票、期权、国库券、金融期货、商业票据和存款证等证券。第二个是为企业提供金融替代方案、资本结构或兼并和收购方面的建议。这些业务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人。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计算机彻底改变市场运作方式之前，交易大厅充满了情绪不稳定的交易员，既疯狂又嘈杂。咨询工作往往更考验脑力，需要长期谈判和耐心以建立客户关系，必须努力让主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相信我所说的话，根据我的建议采取行动。我必须进行创新，说服客户接受我的咨询建议，达成交易，与同行竞争。这似乎正是我的强项。

我申请了6家公司。当参观他们的办公室时，我回想起自己在耶鲁学习的文化和行为课程，突然又想到哈佛商学院最重要的课程高级论文应该选的题目——《银行办公室氛围所反映的企业文化》。库恩勒伯公司的历史氛围厚重。在正门内侧，悬挂了一幅创始人雅各布·希夫的巨幅肖像，还有公司历史上每一位合伙人的小幅肖像。合伙人坐在独立办公室里，与办公区的同事和外面的活动隔离开来。公司气氛凝重，显得故步自封，将来可能难以适应和生存。

摩根士丹利和帝杰在同一栋楼里，但它在大楼的顶部，办公室光线明亮。合作伙伴区域的金色地毯和古董卷盖式办公桌提醒人们不忘过去，除此之外，公司的氛围是现代化的，可以随时改变。然后是位于威廉街1号的雷曼兄弟，这是一座巨大而华丽的石头建筑，像一座意大利宫殿，顶部是罗马式塔楼。每层楼都被分成了一小部分办公室。在我看来，它像一座封建时期的城堡，充满了阴谋诡计，完全不透明。在那里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互相拼杀才能成功。我想，雷曼兄弟会做得很好，直到内斗将其摧垮。

我的毕业论文写得容易、轻松，里面既没有数据，也没有调研。我的教授却认为论文很有创意，给了我很好的成绩。

然而，我的求职面试就没有这么顺利了。第一波士顿银行在1972年没有一个犹太员工，显然我不会成为第一个。高盛说他们喜欢我，但担心我个性太强，也没有给我录用通知。

摩根士丹利当时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它为最重要的公司提供服务，是名副其实的大行。摩根士丹利有一位犹太人——合伙人刘易斯·伯纳德。除了他之外，全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他们邀请我回来进行第二轮面试，并给我指派了一位向导，也就是一位年长的员工，带我参观公司，去见合伙人。我的向导谈到了精确度在起草招股说明书中的重要性。对摩根士丹利的文化来说，精确度显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能令我兴趣盎然。

最后，我被邀请会见公司总裁罗伯特·鲍德温。鲍勃此前一直担任海军部长，他的办公桌后面矗立着海军旗帜和美国国旗。摩根士丹利那年仅招聘7名员工，鲍勃给了我成为其中一员的机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我必须改变我的个性。摩根士丹利的等级文化老套古板，在这里，我不能彰显自以为是、狂热激进的自我。鲍勃认为我有在这里工作的才能，只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对他的邀约表示感谢，但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我希望在符合自己个性的地方工作。他应该收回邀约，把机会提供给更合适的人。但鲍勃拒绝了。他说，如果摩根士丹利给你一个邀约，邀约就是你的了，应该由你自行处理。他的公司会永远信守诺言。这件事情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在接下来的10年中，鲍勃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文化，摆脱许多古老的传统，使其更为现代化。但是，因为要尊重自己所继承的文化，他必须遵循一些条条框框和前提条件。他知道我很难驯化，但也预感到我可能会帮助公司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前进。

对我而言，雷曼兄弟更有吸引力。这个公司招录的并不全是MBA，而是聚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退伍军人、前石油行业从业人员、家人、朋友和各种各样的人。每层办公室的设计都不同，30个合伙人和30个经理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里看起来是一个风起云涌、令人兴奋的地方。

面试当天，参加面试的人坐在合作伙伴餐厅的桌子旁，合伙人坐在后面。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克·埃尔曼扎着一条带有大银扣的牛仔腰带，这非常不符合华尔街的穿衣风格。他告诉我们，我们会成对接受面试：两位候选人为一组，与另外一组候选人进行45分钟的讨论，全天如此。我当时觉得，这种分组策略可能会以灾难性后果而告终，因为两位候选人会互相竞争，争取比对方表现更好。如果我在这9次面试中都展现竞争意识最强的自我，一天下来，地面上会“鲜血四溅”。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我的搭档——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士——保持风度和友好。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对的：公司拒绝了在面试过程中激烈竞争的人，那些相互合作的人则收到了录用通知。

我正确的决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好处，我的同事贝蒂·艾维拉德在投行从业已久，有着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我们经常在工作场合遇到对方。在那个危险的面试日过去数十年后，我们一起在弗里克收藏馆的董事会任职，这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艺术博物馆，她后来成了主席。人生早先遇到的人、交到的朋友，总会在后来的人生中以另外的方式再次出现。

在帝杰，我独自一人在华尔街的迷雾中摸索。而在我刚开始在雷曼兄弟工作的时候，公司就指派了一位合伙人史蒂夫·杜布鲁指导我。他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史蒂夫这个企业金融家长得像电影明星：高挑，苗条，英俊，黑发侧分。他是前任主席罗伯特·雷曼兄弟的门徒。他带我去吃饭，给我介绍公司的运作方式。

但就在我接受雷曼兄弟的工作一周后，史蒂夫往我的住所打来电话：“我不希望你因此有任何的苦恼，但我要从雷曼兄弟离职了。我加入了拉扎德公司。”

“等等，”我说。“你是和我一起吃饭的人。现在你要走了？这怎么会不影响我呢？”

“这与雷曼兄弟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你一定会如鱼得水，声名显赫。但我以前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雷曼兄弟度过的。现在是我继续前进的时候了。我想亲自告诉你，让你明白这只是一个个人决定，跟公司没有关系。你应该对自己在雷曼兄弟工作感到开心。”

“如果你要去拉扎德，”我说，“那么也许我应该和你一起去。”

“你不应该忠诚于我，而应忠诚于公司。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面试。”我接受了他的提议，飞往纽约，与拉扎德颇有名气的兼并和企业融资顾问菲利克斯·罗哈廷会面。罗哈廷身材矮小，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却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二战之初，还是小孩子的他与母亲一起逃离欧洲，来到纽约。他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拉扎德，成为纽约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他最伟大的举动是在1975年拯救纽约市于破产的边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他说：“史蒂夫，你是一个有趣的人。如果你想在拉扎德工作，我现在就能为你提供工作机会，但我建议你不要接受它。”

“为什么？”

“因为在拉扎德，有两种类型的人：像我这样的主人和像你这样的奴隶。我觉得做奴隶你肯定会不快乐，但你现在还不够格做主人。你应该去雷曼兄弟工作，让他们训练你，然后你再以主人的身份来到拉扎德。”

我飞回波士顿，艾伦问我事情进展如何。“罗哈廷给了我一份工作机会，然后告诉我不要接受它。拉扎德真是个匪夷所思的公司。”

就这样，我去了雷曼兄弟接受训练，驻扎华尔街，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成了一个如电话交换机一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