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对抗品格和理性[1]——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亚里士多德式修辞学和拉米斯式修辞学

采朋（James P.Zappen）　著

赵雪纲　译

人们普遍认为，在对现代修辞学的种种更重要影响的人们当中，拉米斯（Peter Ramus）即是其一，主要是他和他的追随者造成了修辞学从其他知识学科的分离，[2]而霍布斯则属于对现代修辞学影响不那么重要的一位，在当今的权威解释中，人们把霍布斯的修辞学放到了拉米斯学说的历史脉络之中。[3]尽管如此，最近还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注意霍布斯的修辞学，这足以激起人们的兴趣，重新审视霍布斯修辞学的历史语境，尤其是考虑到，在当代的霍布斯研究中，已经兴起了一种迈向文本释评的普遍趋势。[4]遵从十七世纪早期的用法，霍布斯用“修辞”（rhetoric）一词来指雄辩（eloquence），并且，他还斥责雄辩是一种适合于激情的隐喻式词语用法。在斥责名称的同时，霍布斯恢复了修辞艺术的本质，这种修辞由亚里士多德构思而成，而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和英国，针对拉米斯的反改革（counterreform）再次肯定了这种修辞。[5]在这样做时，霍布斯保存了修辞学与其他知识学科的传统联系——一方面是与逻辑学，另一方面是与政治科学和伦理学的联系。这样，对于修辞学以及它在一部科学著作中的地位，霍布斯就同时坚持两种歧异而互相冲突的态度。一方面，他把修辞学贬低为适合于激情、而不适合于理性或科学著作的隐喻式词语用法，另一方面，他又崇拜并且模仿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并采纳这部著作对理性（logos）、品格（ethos）和尤其是情感（pathos）的诉诸，以作为自己的政治科学的基础。在他最成熟的政治科学作品《利维坦》中，霍布斯区分道德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中对情感（passions）的正当和不正当，试图藉此调和这些分歧和冲突的态度。[6]对霍布斯来说，异常不幸的是，理性以人们之间的论辩为条件，当他试图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在人们的德性（virtues）、激情（passions）和仪态（manners）——理性、品格和情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最成熟的政治科学著作时，他同时也诉诸他的批评者所想到的人类最卑劣的激情（passion）——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恐惧。[7]在霍布斯的批评者看来，霍布斯自己求助于激情，似乎不比任何其他人求助于激情更正当，可能还要更不正当。

这篇论文提供了霍布斯的生平和作品中的一些细节；简要勾勒了霍布斯修辞学的亚里士多德的、拉米斯的和反改革的背景；也引介了霍布斯在早期著作中对修辞学和科学的态度；并且，本文还叙述了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品格，尤其是情感的重构，它们是《利维坦》中的修辞学“整体艺术”（whole art）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