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它与现代医学共同支撑着我国的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要想学习好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的内容，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简史。
一、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简史
中国传统医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绽放的一枝奇葩。她伴随着中华民族从蛮荒时代走向文明，为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类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药学这枝民族文化之花不但没有丝毫褪色，反而在现代文明的映衬下更映射出艳丽的光彩，得到了世界各民族的青睐，已经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人类始终都在与疾病抗争，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为药，到名医扁鹊、华佗高超的医术，中国医药学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紧跟着时代在进步。医学的发展是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分不开的。《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篇叫做《异法方宜论》，认为中医不同的治疗方法，来自不同的地域，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如东方傍海，是鱼、盐比较多的地方，因为经常吃鱼，会使人“热中”，而盐又会“胜血”，所以这里的居民容易罹患“痈疡”一类的疾患，需要用砭石来治疗，因此砭石产生于东方；西方寒风凛冽，而且比较干燥，水土刚强，因为这里的居民经常食肉类，病邪虽然不能伤其形体，但容易从体内产生疾患，需要用“毒药”来治疗其内，所以“毒药”治病的方法产生于西方；南方炎热、湿润，这里的居民经常吃酸腐的食物，容易发生“挛痹”一类的疾病，需要用“微针”来治疗，所以“微针”刺法，产生于南方；北方天气寒冷、冰天雪地，当地居民因“藏寒生满病”，所以“灸焫”的治疗方法产生于北方。中央地区地处平原，物产丰富，人民杂食，所以多发生痿、厥、寒热病变，需要用导引、按摩来治疗，因此，导引按摩产生于中央地区。《黄帝内经》的这些说法正表明了医学的治疗方法的产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古代人们在与疾病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
（一）医药的起源
关于医药的起源，有比较多的说法，其一是“源于某些圣人”，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与岐伯问对作《内经》”等。不可否认，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出现过一些杰出人物，但绝不是某些个人就可以创造和决定历史，中国医药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很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二是“医源于巫”，有人认为，世界各民族早期医学多出于“巫”。在人类各民族的早期，大都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自然崇拜和神权迷信的时代，当时人们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发生疾病是神鬼对人的惩罚，所以“巫师”们就常常用迷信的方式与鬼神沟通，达到为人驱鬼治病的目的。巫师在为人们驱鬼治病的时候，除了搞一些迷信的巫术活动之外，通常还要施行一些针药的治疗，在人神杂糅的时代，人们还弄不清究竟是什么起到了治病的作用，反而被那些迷信的巫术所迷惑。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个阶段，医疗活动被巫师掌握，医学成了巫术的奴仆。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和医学知识的不断增长，神权思想逐渐动摇，医与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医学终于从神权迷信中解脱出来。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就曾公开宣称“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医学与巫术在本质上的不同，医学从巫术中的解放，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其三是“医学源于人的本能”，这种说法是说治疗技术和药物都是起源于人类生来就具有的某些“本能”。持有这种说法的人还从某些动物具有本能救护的现象作为例证，如水牛会进入水中以解热，猴子会拔除刺入身体的异物等，他们抓住这些表面现象，提出了所谓的“本能论”。但是动物的这些活动只能停留在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永远不可能成为医学。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医学的创立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来源于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正说明了人类在采集植物作为食物的过程中对植物治疗作用的实践，才认识了药物。传说中的神农不可能只有一个，只有千百个“神农”的共同实践，才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人类的文明进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当人类学会了用火以后，从“茹毛饮血”发展到熟食，这对于人类的保健和大脑的发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从“构木为巢”到学会建筑房屋，从用树叶蔽体到学会纺织，都为自身的保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所以医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二）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夏～春秋）
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有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齿、疾腹等，基本上是按照疾病发生的部位来命名的。但也有一些是按照疾病表现特征而定的专名，如疟、疥、蛊、龋等，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已经认识了多种疾病。
从历史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西周以来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病名，如《诗经》中涉及的病名有40多种；《山海经》中有瘕、瘿、痔、疟、痹、疽、痈、疥、疣、疠等38种病名；《左传》中也有骨折（折肱）、伤疾、佝偻等疾患，这些病名表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这一时期，对疾病的发生原因的认识逐步摆脱了神鬼迷信的束缚，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及某些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与人体的健康和发病有着内在的联系。如《周礼》中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还认识到四季气候的异常变化也会引起疾病流行，如《礼记·月令》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左传》中记载了秦国名医医和对疾病病因的归纳：“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发为五色，徵为五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说明了当时已经有“六气致病说”，是后世六淫病因说的滥觞。据《周礼·天官》记载，周朝时已经有了医事制度，医师主管医药政令，下设食医、疡医、疾医和兽医，医事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治疗方法上已经有食养、药物、酒剂、针刺、火灸等手段。当时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已经有了金属针具。酒的发明和使用对于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药物发现还不普遍的时候，酒在治疗上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期，丰富的哲学思想为中医学理论的创立建立了雄厚的基础。为了能够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在当时“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人们开始运用自然之理来解释人体的奥秘。当时比较流行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就成为中医学论理的工具。按照“精气学说”的观点，“气”是构成自然界一切有形物质的基础，一切有形物质，都是由无形的气转化而来，人的生成也来源于气。气的最精微物质叫做“精气”，人的生命活动都是以精气为基础的。阴阳和五行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按照其形质划分其阴阳属性，而阴阳之间又具有相互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关系，用阴阳的这种关系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各种变化的机理。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按照五行学说的观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为元素构成的，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具有相生和相克的关系。相生是互相促进，相克是互相制约，相生与相克构成了物质之间生克制化的关系，维持了事物运动的动态平衡。在中医学中，常常用五行来说明五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卫生保健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个人卫生方面，从考古挖掘出来的殷商生活用具来看，当时已经有洗脸、洗手、洗脚、沐浴和洗涤食具的卫生习惯。在环境卫生方面，相传夏代已有水井，对于饮水卫生大有裨益。在殷墟遗址中，考古还发现了地下排水管道，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环境卫生方面也有很多有效的措施。在婚姻形态方面，从血缘群婚过渡到族外对偶婚，同样是人类卫生保健的重大进步，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繁衍。
（三）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战国～三国）
战国时期，我国思想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活跃的局面，精气学说以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也都产生在这个时期。为了能够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解释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古代的一些自然观就被引进了医学领域，成为医学的指导思想和论理工具。
中医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产生于这个时期。《黄帝内经》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一部收集了从先秦到汉代的医学论文集，其间经过了很多医家的编修和整理。这部书基本上涵盖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全部内容，所以《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该书现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收集医学论文162篇，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高的医学成就。其中阐述的有关藏象、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和方药的理论，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黄帝内经》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引进了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表现了中医学鲜明的哲学特色。
东汉时期，出现了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部书中共收载了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补养药列为上品。《神农本草经》是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医家和民间的用药经验，所记载的药物功效大部分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指导着临床实践。
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继承和总结了《黄帝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经辨证体系，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热论》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外感热性病的发病规律、辨证方法和处方用药的基本原则，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因为兵燹战乱，不久就散失了，后人搜集了其中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分别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至今仍然是学习中医的必修著作。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这三部著作的出现，是先秦医学发展的结果，标志着中医药理论的成熟。《黄帝内经》中论及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等理论原则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圭臬。《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的六经辨证体系，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论》书中所载的113首方剂，不但用药简洁，而且疗效确切，虽然经历了几千年，其中很多方剂仍然在中医临床中使用。《神农本草经》是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的著作，书中关于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也成为后世中药学的基本理论。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名医。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据说他善于望诊和切脉，有着丰富的医疗经验，像“扁鹊望齐侯面色而知病”，“为虢太子治病”等事迹，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西汉名医淳于意，人称“仓公”，曾因拒绝为达官贵族看病而获罪，幸亏其小女儿缇萦直接上书皇帝才使其获救。后来汉文帝询问其学医和诊治疾病的情况，他一一作了详细回答，其中叙述了25个病人的治病经过，当时称为“诊籍”，这是我国最早有记录的“医案”。东汉名医华佗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他精于针术，早在1700多年以前，他就应用中药麻醉剂——麻沸散，为病人施行开腹手术，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属于重大创举。
（四）医药学的全面发展（晋～唐）
经过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以后，司马氏再一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晋朝。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和医疗实践活动的深入，医药学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晋代的著名医家王叔和在医药学著作的整理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叔和，名熙，山东高平人，生于汉末，卒于晋初，曾做过太医令。王叔和对脉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总结，他所撰写的《脉经》共10卷，98篇，大约10万字。在这部著作里面，他根据《内经》的脉学理论进一步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归纳了24种脉象，使脉名和脉象达到了统一化和标准化。王叔和的《脉经》不仅对我国中医学诊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医学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1世纪，欧洲的很多医学校还把《脉经》作为教材。王叔和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伤寒杂病论》的整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遭兵燹而散失，王叔和因为任太医令，有机会看到很多医书，再加上他丰富的理论修养和临证经验，所以他在整理《伤寒杂病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朝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系统总结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书，并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撰写而成的。《针灸甲乙经》共12卷，128篇，内容丰富，叙述系统，理论完备，是中医针灸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后世常把这部书作为教习的课本。
中国的炼丹术是制药化学的先驱，炼丹术发源于战国时期，是当时的“方士”为了寻找“不死之药”而进行的。到了东汉时期，随着道教的兴起，由于道教的提倡，炼丹术开始兴盛。东汉著名道士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记载了大量的炼丹方法，是最早的炼丹著作。晋代著名道士葛洪是炼丹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中，系统讲述了炼丹技术和炼丹过程中一些化学反应现象，还记载了很多炼丹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是中国医药史上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虽然炼丹术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却积累了大量原始的化学知识。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士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最重要的中药学著作。这部书共3卷，收载药物730种，其中新增药物365种。陶弘景在药物分类上根据药物的自然属性，按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进行分类，对后来的中药分类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朝时期雷敩所著的《雷公炮炙论》系统地讨论了药物的性味、炮炙、煮熬等理论及具体操作方法，是现存最早的中药炮炙学专著。雷公成为后世制药业的鼻祖。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中医病因症候学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的医学理论与临证医学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公元624年，唐政府设立了“太医署”，是比较完善的医学教育机构，在医学分科方面也比较详细，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比较早的。由苏敬等人编写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这部书图文并茂，影响非常大。
唐代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如孙思邈是我国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和思想家，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卒于唐永淳元年（682），享年一百四十一岁。由于幼年多病，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他对经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并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曾上峨眉山、终南山，下江州，隐居太白山等地，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他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祖国的中医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他所写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大力倡导医生的职业道德，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和医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孙思邈不仅以医德率先垂范，在医疗技术上也非常精湛，他所写的《千金方》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这一时期医学各科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家和有影响的著作。像外科方面的著作《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朝时有一位叫做刘涓子的，在丹阳郊外碰巧获得“黄鬼父”遗留的一部医书，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鬼遗方》，是中医外科学较早的著作。伤科方面有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著作。妇产科方面有昝殷的《经效产宝》，是现存最早的妇产科著作。隋唐间还出现了一部不署撰人的《颅囟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书。从上述的这些“最早”的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唐代国家统一，药物知识的积累也逐渐丰富。公元657年，由苏敬上表请求重修本草，唐政府命长孙无忌、李勣主持编修《新修本草》，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药物发展水平，由政府颁发全国，这是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书中还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我国有学校教育性质的医学教育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的性质已较晋更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唐代的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除此之外，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的普遍和建制的严谨，为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
（五）医药学术的发展和争鸣（宋～元）
从宋朝到元朝400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在动荡中，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不同的区域交叉存在。1271年，蒙古族在大都（北京）建立了元朝。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都非常重视，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医药学，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轼、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1057年，北宋政府设立了校正医书局后，专门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医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校勘整理，像《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都经过了重新校勘整理，对于医学的发展和医药学著作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设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在当时和后世影响都非常大。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有规模的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即《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都有记载。
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方面，两宋时期也有很多创新性的发展。如南宋时期陈言（无择）在张仲景“三因致病说”的基础上，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类病因，使中医病因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为后世病因学所遵循。再如儿科方面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妇科方面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针灸学方面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等都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编纂的巨著，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而修撰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像《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证类本草》等，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方书卷帙浩大，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普济本事方》等，收载的方剂都有几千首，甚至上万首，是丰富的医学宝库。
宋代法医学在历史上有很大贡献，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地总结尸体检查经验的法医学名著。它自南宋以来，成为历代官府尸伤检验的蓝本，曾定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检验的准则，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深受世界各国重视，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代医学教育方面最有特色，北宋时期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的针灸铜人，是世界医学教育史上实物形象教学法的创造。
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却罕为人知，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直到唐·宝应元年（762），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
金元时期，医学上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打破了过去那种“泥古不化”的沉闷，对中医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刘完素生活的时代，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于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开拓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张元素也是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张从正主张“邪气”说，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如果有了病邪不去消除，反而先去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所以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在治疗上，他提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震亨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中医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清）
明朝时期，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医学领域，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例如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就是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撰著的《景岳全书》、《类经》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学类书，像王肯堂编撰的《证治准绳》、徐春甫编集的《古今医统大全》等在医学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传染病学方面，明代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而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了寻找预防和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方法，在与当时危害人类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大约在明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痘接种法。关于人痘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说：“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是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是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吴昆的《医方考》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透彻，在出版后影响广泛。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我国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对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科学比较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被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都是出自这一地区的著名医家。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在温病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确立了三焦辨证，确立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察舌即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验齿即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重要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对温病的治疗也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其中不少方剂经临床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到了清代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医学著作，如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1823）、龚廷贤等。其中比较有创新的是王清任（1768—1831），他在长期行医实践中对解剖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认识，并身体力行探索解剖学知识，亲临义冢、刑场观察尸体，绘制了人体内脏图，于1830年撰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一些认识错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西方医学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一些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排斥中医中药，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步履艰难。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中西汇通的道路，并出现了一些中西汇通的大胆探索和实践者。其中像唐宗海，本着保存和发扬中医药学的愿望而提倡中西汇通，主要是以西医印证中医；还有恽铁樵，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张中西汇通应该以中医为主，同时要注重实际效果。到了近代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张锡纯，他治学严谨，学有渊源，师古不泥，勤于实践，博采众长，衷中参西，敢于创新，是一位有所突破的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
总之，中医学所经过的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中医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手法医学简史
中医传统手法医学早期称为“按摩”，在中国古典医籍中“按蹻”、“挢引”、“案扤”等均指按摩而言，直到明代中后叶出现“推拿”一词后，推拿与按摩两者并存使用。目前，以保健为主要目的的手法体系一般称为“保健按摩”，而以治疗为主要目的的手法体系一般称为“推拿”。如果更加科学地命名，应当称为“手法医学”或“手法治疗学”，但目前中医界仍习惯称之为推拿，本书也暂使用这一习惯用法。
（一）推拿初创时期（春秋～汉代）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拊”字，《说文解字》说：“拊，揗也”，“揗，摩也”。甲骨文中还记载了为王室成员按摩前进行可行性占卜的过程，并记录了3位专职按摩师的名字。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异论》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见当时推拿作为一种治疗手法已经被较为广泛地应用。此外，《黄帝内经》还有多篇涉及推拿治疗的记载。如《素问·血气形志篇》说：“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素问·举痛论》说：“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气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脉，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灵枢·九针论》说：“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1973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的文物中有帛书十种，竹木简四种，《五十二病方》是其中最重要的医学文献，其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五十二病方》所涉及的推拿手法有按、摩、蚤挈、中指蚤、括、捏、操、循等十余种，所治疗的病种有腹股沟疝、白癜风、疣、虫咬伤、皮肤瘙痒、冻疮、外伤出血、癃闭等。
《金匮要略》是医圣张仲景于公元三世纪撰写的经典之作。《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说：“若人能养慎，不令风邪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勿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伐；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膏摩即在施治部位涂以某种膏药再进行推拿治疗的一种方法。可见推拿疗法已经成为医圣张仲景当时用于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藏经》和《华佗神医秘传》是后世医家托名汉末名医华佗的名字而编写的，书中对推拿治疗的机理和禁忌证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认为推拿“可以驱浮淫于肌肉”，而“外无淫气勿按摩”。否则，“宜按摩而不按摩，则使人淫随肌肉，久留未消”，“不当按摩而按摩，则使人肌肉胗胀，筋骨舒张”。
《肘后救卒方》是晋代医家葛洪所编著，经后梁医家陶弘景增补录方101首，更名为《肘后百一方》，此后金代医家杨用道摘取《类证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再次更名为《附广肘后方》，即现存的《肘后备急方》。根据《肘后备急方》的记载，这时的推拿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书中介绍了：“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手腹，令病人自纵，重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以及“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此法即后世所说的“抄腹法”和“捏脊法”。前者可用于治疗肠扭转和肠梗阻，后者广泛应用于小儿疾病的治疗。《肘后备急方》所介绍的推拿疗法的适应证有：卒心痛、卒腹痛、卒中恶死、卒中五尸、霍乱转筋、时行发疮、口僻、风头及脑掣痛、脚气、反胃、风热隐疹、蜈蚣咬伤、四肢疾病、支节麻痛、瘫痪不遂、风湿痹痛、肌肤不仁、手足拘屈等。
《肘后备急方》首次对我国晋代以前的膏摩法进行了总结，膏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卷八·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具有代表性的膏摩方有：裴氏五毒神膏、苍梧道士陈元膏、华佗虎骨膏、莽草膏、扁鹊陷冰丸、丹参膏、神明白膏、赵泉黄膏、牛蒡摩膏等。历代广为流传的苍梧道士陈元膏即出于此。《肘后备急方》说：“苍梧道士陈元膏，疗百病方：当归、天雄、乌头各三两，细辛、川芎、朱砂各二两，干姜、附子、雄黄各二两半，桂心、白芷各一两，松子八两，生地黄二斤，捣碎取汁。十三物别捣，雄黄、朱砂为末，余呋咀，以酽苦酒三升，合地黄渍药一宿，取猪脂八斤，微火煎十五沸，白芷黄为度。绞去滓，内雄黄、朱砂，搅令稠和，密器储之。腹内病，皆对火摩病上。日两三度，从十日乃至二十日，取病出差止。四肢肥肉，风瘴，亦可温酒复之，如杏仁大一枚。主心腹积聚，四肢痹躄，巨体风残。百病效方”。
根据《肘后备急方》的记载，膏摩法可以治疗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多种疾病，如四肢疾病、支节疼痛、瘫痪不遂、风湿痹痛、肌肤不仁、中风偏枯、手足拘屈、口眼斜、咽喉痹塞、青盲、耳聋、齿痛、头风、背胁卒痛、心腹积痛、心急胀满、痈疽、金疮、胸胁痞塞、瘰疬、癣疥、蜂毒、产后血积等。
晋末医家刘涓子撰写的，约成书于公元499年的中医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中对膏摩法治疗外科疾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现存的该书残片中记载膏摩方14首，如生川芎膏、白芷摩膏、生肉膏、丹砂膏、鸥脂膏、麝香膏、五毒膏、黄芪膏等，其中治疗外科疾病的有10首。
（二）推拿快速发展时期（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推拿疗法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医学分科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根据《唐六典》记载，隋代太医署按摩科设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
隋代大业年间（605—617），太医博士巢元方撰写了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该书的特点是各病证之后均不列方药，而是附以详细的“补养宣导”之法，其中包括大量的按摩法（主要是自我按摩法），这些按摩法结合肢体导引，既可对症施治，又能养生防病。
唐代改太医署为太医院，对按摩科人员进行了调整，设按摩博士1人，按摩师4人，增设按摩工16人，还有按摩生15人。当时的按摩博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按摩科培养的对象不仅要承担临床治疗任务，还要负责宫廷保健，指导皇室成员的导引养生活动。当时的正骨科也隶属于按摩科，所以在按摩手法中也包括了一部分骨折整复手法。唐代中期蔺道人撰写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最早的骨伤科专著，现存的《理伤续断方》是其残卷，书中提出的治疗闭合性骨折的四大手法即“揣摸”、“拔伸”、“撙捺”、“捺正”，对后世正骨推拿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我国医学史上曾被誉为“亚圣”、“药王”，按照新唐书和旧唐书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推算，他大约生于公元542年，卒于682年，终年140岁。在他撰写的医学巨著《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除记述了大量的中医药内容外，对当时的推拿疗法也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分别对内科、儿科、妇科、骨伤科疾病的推拿疗法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
《千金要方》说：“治小儿新生，肌肤幼弱，喜为风邪所中，身体壮热，或中大风，手足惊掣，五物甘草摩膏方：甘草、防风各一两，白术二十铢，雷丸二两半，桔梗二十铢。右
咀，以不中水猪油一斤煎为膏，以煎药，微火上煎之，消息视稠浊，膏成，去滓，取如弹丸大一枚，炙手以摩儿百过，寒者更热，热者更寒。小儿虽无病，早起常以膏摩囟上及手足心，甚辟寒风”。关于内科疾病的手法治疗，《千金要方》介绍了“治肠随肛出转广不可入方：生栝蒌根取粉，以猪脂为膏，温涂，随手仰按，自得缩入”；“蛔心痛”，“以手按而坚持之，勿令得移”。对于妇产科疾病，《千金要方》说：“治妇人阴下脱若脱肛方：羊脂煎讫，适冷暖以涂上。以铁精敷脂上，多少令调。以火炙布暖，以熨肛上，渐推纳之。末磁石，酒服方寸匕，日三”；“治逆生方：以盐涂儿足底，又可急搔之，并以盐摩产妇腹上即愈”。《千金要方》还介绍了急性腰扭伤和颞下颌关节脱位的手法治疗经验：“正东坐，收手抱心，一人于前据蹑其两膝，一人后捧其头，徐徐牵偃卧，头到地，三起三卧，止便瘥”；“治失欠，颊车蹉，开张不合”，“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即急出，恐误啮伤人指”。
《外台秘要》为唐代医家王焘于公元752年撰写，书中介绍了很多手法治疗的内容，如心绞痛的手法治疗：“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疗心痛，痛及已死方：高其枕，拄其膝，欲令腹皮蹙柔，令其脐上三寸胃管有倾，其人患短气，欲令人举手者，小举手问痛差，缓者止”。
手法医学在唐代已经传入海外。日本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颁布的“大宝令”中规定的按摩科编制与我国唐代的编制完全相同。
（三）推拿理论总结时期（宋元时期）
尽管到了宋代，手法医学经历了隋唐时期的高潮后暂时走入了低谷，宋太医局取消了隋唐以来持续近400年的按摩科，《宋史》所记载的按摩专著《按摩法》和《按摩要法》均已失传，但从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开始，历经南宋、金、元约400余年的时间内，推拿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
公元992年，北宋翰林医官王怀隐在广泛收集民间效验方的基础上，参阅北宋以前各种方书，集体编撰成医学巨著《太平圣惠方》，该书对当时推拿疗法中的膏摩法进行了总结，记载了大量的膏摩、药摩方，仅治疗眼疾的膏摩方就有6首。同时，对摩膏的制备也较唐代有了改进，对膏摩的部位也有了新的认识，摩顶、摩腰得到了重视，并出现了铁匙等膏摩工具。如“治一切眼疾，及生发，退热毒风，摩顶膏方”，由莲子草等12味药物组成，其制法是“细锉，绵裹，于铛中。先下油酥及莲子草汁，然后下诸药，以文火煎半日，即以武火煎之，候莲子草汁尽，其膏即成。去滓，更细澄滤过油，瓷瓶盛。每次用时，夜间临卧时，以铁匙取少许，涂顶上，细细以匙摩，摩令消散入发孔中，顿觉清凉。轻者不过五六度，重者用膏半剂即差。膏摩之法，每隔三夜一度摩之，甚妙。并日，恐药驱风毒太急，乍有触动。其膏治肾虚眼暗，及五脏毒风，气上冲脑，脑脂流下为内障。方书所不治者，此能疗之。遍除眼暗映翳，赤眼风毒，冷热泪出，眼睛如针刺痛，无不差者。摩膏候，三两日便能生发，风毒自散也”。
《圣济总录》是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写的一部医学巨著，成书于1111—1117年。该书的第四卷治法篇对按摩疗法进行了专门论述，认为不应将按摩与导引混为一谈，并进一步区分了“按”与“摩”，认为“按”为单纯用手法，而“摩”则可结合药物，手法有助于药物作用的发挥。该书在理论上提出推拿具有“开达抑遏”的作用，并认为“大补益摩膏”可摩腰补肾，提出推拿补虚的理论。
《圣济总录》的大补益摩膏经金元时期的医家朱丹溪的大力倡导得到了广泛应用。清代医家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介绍了当时的应用盛况：“有人专用丹溪腰摩方治形体之病，老人虚人极验，其术甚行”。《圣济总录》卷八十九对大补益摩膏的药物组成、调制及实用方法、适应范围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治五劳七伤，腰膝冷痛，鬓发早白，面色萎黄，水脏久冷，疝气下坠，耳聋眼暗，痔漏肠风。凡百疾病，悉能疗除。兼治女人子脏久冷，头鬓疏薄，面生皯黯，风劳血气，产后诸疾，赤白带下。大补益摩膏方：木香、丁香、零陵香、附子（炮裂）、沉香、吴茱萸、干姜（炮）、舶上硫黄（研）、桂（去粗皮）、白矾（烧灰研）各一两，麝香（研）、腻粉（研）各一分。右一十二味，捣罗八味为末，与四味研者和匀，炼蜜丸如鸡头实大。每先取生姜自然汁一合，煎沸，投水一盏，药一丸同煎。良久化破，以指研之，就温室中蘸药摩腰上，药尽为度。仍以绵裹肚系之，有倾，腰上如火。久用之，血脉舒畅，容颜悦泽”。
张子和为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在其代表作《儒门事亲》中把按摩归入汗、吐、下三法中的汗法。在推拿手法的临床应用上，该书有以木梳梳乳治疗乳痈、以推揉法配合泻下药治疗妇人腹中有块、自我揉腹催吐治疗伤食及伤酒、按摩治疗小儿腹内痞块等。
《医说》是南宋医家张杲撰写的，刊于1224年。该书介绍了下肢骨折自我搓滚舒筋的康复疗法：“道人詹永志，信州人。初应募为卒，右胫折为三，困顿且绝。军帅命舁营医救。凿出败骨数寸。半年稍愈，抉杖缓行，骨空处皆再生，独脚筋挛缩不能伸。既落军籍，沦于乞丐。经三年，遇朱道人，亦旧在辕门。问曰：汝伤未复，初何不求医？对曰：穷无一文，岂堪办此。朱曰：正不费一文，但得大竹管长尺许，钻一窍，系以绳，挂于腰间。每坐则置地上，举足搓衮之，勿挤工程，久当有效。詹用其说，两日便觉骨髓宽畅，试猛伸足，与常日差远。不两月，病筋悉舒，与未坠时等。予顷见丁子章，以病足故，作转轴踏脚用之，其理正同。不若此为简便。无力者立可办也”。
《世医得效方》为元代医家危亦林撰写，刊于1345年。该书阐述了应用倒悬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髓关节脱臼和坐凳架梯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的手法治疗方法，可谓医学史上的创举。大约同时期问世的《回回药方》也介绍了脊柱骨折的手法复位方法：“用一张床，使病人覆卧，将棉布十字缠胸上，又在膝上复缠至腰间，用力扯，医人以手按其骨。令病人覆卧，医人以脚踏出骨节上，立少时。或将擀面推于脱出的骨上，用力擀入本处”。
（四）小儿及骨伤推拿发展时期《明代）
明初，按摩为太医院的医学十三科之一，但大约200年后，在隆庆五年（1571），按摩科和祝由科被撤销，仅存十一科。正如《明会典》所说：“隆庆五年奏定御医吏目共二十员：大方脉五员，伤寒科四员，小方脉、妇人科各二员，口齿、咽喉、外科、正骨、痘疹、眼科、针灸各一员”。
明代中期手法医学之所以衰退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当时的人体解剖学知识还非常有限，实施手法治疗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从业人员的医学素质参差不齐，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的理解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再则当时行之有效的推拿手法往往秘而不传，甚至已绝于世。因此，当时的推拿临床上常有意外情况发生，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古今医统》由明代医家徐春甫编撰于1556年，该书卷三指出：按摩手法“亦绝不传。其仅存于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折而伤者多矣”。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其1624年完成编著的《类经》中也指出：“导引者，但欲运行血气而不欲有所伤也，故惟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乃能胜任，其义可知。今见按摩之流，不知利害，专用刚强手法，极力困人，开人关节，走人元气，莫此为甚。病者亦以谓法所当然，即有不堪，勉强忍受，多见强者致弱，弱者不起，非惟不能去病，而适以增害。用若辈者，不可不慎”。
与《古今医统》大约前后问世的由万全所编写的《幼科发挥》中也有小儿推拿意外的记载：“一儿发搐，先取善推法推举之。向后发病益危甚。予曰：推法者，乃针灸按摩之遗意也。经曰：无刺大虚人。推搐之法，壮实者可用之，如怯弱者其气不行，推之有汗，反伤之也。其家不信予言。予曰：不死必成痼疾。半月后果死”。万全在另一部专著《万氏家传育婴秘诀》中说：“幼科有拿掐法者，乃按摩之变也。小儿未周岁者，难以药饵治，诚宜之。则可以治外邪，而不能治内病也。能治小疾及气实者，如大病气虚者用之，必误也。为父母者，喜拿而恶药，致令夭折者，是谁之过欤？”
当时手法医学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孟子》关于“男女授受不亲”和《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思想到明代中后期发展到了顶点。据1573—1620年的《襄阳县志》记载，当时的皇太后患病，曾“引线候脉”。由李梃编撰的刊于1515年的《医学入门》中曾有这样的规定：“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证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当时的医家龚廷贤在其撰写的《万病回春》中对当时的这种风气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常见今时之人，每求医治，令患者卧于暗室帏幕之中，并不告以所患，止令切脉。至于妇人，多之不见，岂能察其声色？更以绵帕之类护其手，而医者又不屑于问，纵使问之，亦不说，此非所以求其愈病，将欲难其医乎！”
明代中期取消按摩科后，按摩被迫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手法”的名义在正骨科领域继续发展；二是在小儿科领域应用和发展；三是流传于浴室和理发业，逐渐转变为民间保健按摩。
《小儿按摩经》和一批按摩专著的问世，标志着小儿按摩体系的建立。《小儿按摩经》原书已失传，现在所见者为收录在明代医家杨继洲于1601年完成的《针灸大成》卷十。除《小儿按摩经》外，由龚廷贤撰写的《小儿推拿方脉活婴秘旨全书》完成于1604年；由周于蕃撰写的《小儿推拿仙术》成书于1605年；由黄贞甫撰写的《小儿推拿秘诀》、《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成书于1620年。
明末医家李盛春在《医学研说》中对小儿推拿临床进行了总结：即以操作手法为纲，也就是手法作用于穴位或患病部位；以脏腑为纲；以病证为纲。以操作手法为纲者，如：“运五经，通五脏六腑之气。凡咽喉闭塞，肚腹膨胀，气血不和用此法”，“掐四横纹，和上下气血。乳食不化，手足搐掣用之”。以脏腑分类者，如：“肺经有病咳嗽多”，“退肺经之证，以泻肺为主，推肾水，分阴阳，凤凰单展翅，二龙戏珠，推天河水入虎口”。以病证为纲者，如：“口中插舌，乃心经有热，退六腑，水里捞明月，清天河为主”“四肢冷弱，推三关，补脾土，四横纹为主”“治肚痛，每次分阴阳二百，推三关一百，退六腑一百，天门入虎口十，抱手揉肚二百，揉一窝风穴五十，掌心揉脐一二百，吐法可用。上滚水推，用艾捶饼贴脐。忌乳食，要常带饥”“治水肿，每次分阴阳二百，推三关一百，退六腑一百，推脾土三百，运水入土一百。上用剩姜葱汤推之。忌盐，并生冷物，乳食少用”“治黄症，每次分阴阳二百，推三关一百，退六腑一百，推肾水一百，推脾土三五百，运水入土一百。上用姜葱汤推之。山楂煎汤不时服”。
明初太医院的十三科中，有“接骨”和“按摩”科。隆庆五年，接骨科改为“正骨科”，按摩科被取消，按摩科中与骨伤疾病相关的内容逐渐被纳入正骨科，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普济方》为明代中期的周定王朱棣牵头编写的一部医学巨著，书中已有关于肩关节脱位手法治疗的记载：“肩胛骨脱落法：令患人服乌头散麻之，仰卧地上。左肩脱落者，用左脚蹬定，右肩脱落者，用右脚蹬。用软绢如拳大，抵于腋窝内，用人脚蹬定，拿病手腕近肋，用力侧身扯拽，可再用手按其肩上用力往下推之”。
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医家王肯堂在其所著的《疡医准绳》中也有髓关节脱位内收复位法的记载：“凡妇人腿骨出进阴门边，不可踏入，用凳一条”，“令患人于上卧，医以手拿患人脚，用手撙上在好脚边上去，其腿骨自入”。
此外，明代记载了许多手法治疗腰痛的经验。如《景岳全书》卷四十五介绍了麻油按摩治疗腰痛的方法：“治发热便见腰痛者，以热麻油按痛处揉之可止”；《韩氏医通》说：“肾虚腰痛，令少阴掌心摩擦，每至万余。或令进气于肾俞穴。丹田冷者，亦摩擦而进于脐轮，其功尤烈”；《针灸大成》中也有以指代针治疗腰痛的医案：“壬戌岁，吏部许敬庵公，寓灵济宫，患腰痛之甚。同乡董龙山公推予视之。诊其脉，尺部沉数有力。然男子尺脉固宜沉实，但带数有力，是湿热所致，有余之疾也。医作不足治之，则非矣。性畏针，遂以手指于肾俞穴行补泻之法，痛稍减，空心再与除湿行气之剂，一服而安。公曰：手法代针，已觉痛减，何乃再服渗剂乎？予曰：针能劫病，公性畏针，故不得已。而用手指之法，岂能驱其病根，不过暂减其痛而已。若愈全可，须针肾俞穴，今既不针，是用渗利之剂也。岂不闻前贤云：腰乃肾之府，一身之大关节。脉沉数者，多是湿热壅滞，须宜渗利之，不可用补剂。今人不分虚实，一概误用，多致绵缠，痛疼不休。大抵喜补恶攻，人之恒情也。邪湿去而新血生，此非攻中有补存焉者乎？”
至于明代中期以后流传于浴室、理发行业的保健按摩手法，多以口头形式师徒相传，很少见于文献记载。
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内科杂证以及妇产科领域的手法治疗经验也可散见于明代中后期的其他医学著作，如《医学入门》、《保生秘要》、《古今医统》、《景岳全书》、《证治准绳》等，此处从略。
（五）推拿民间发展时期（清代）
清代太医院将医学分科设定为九科，不设按摩科。除正骨科采用手法治疗和一些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主动结合手法治疗外，推拿手法基本在民间流传和发展。
《医宗金鉴》是乾隆年间由朝廷组织人员，由太医院判吴谦于1742年主编完成的一部大型医学丛书。该书作为太医院的教科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清以前的正骨治疗手法，其中以“正骨八法”为代表的骨伤科治疗手法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医宗金鉴》认为，手法为“正骨之首务”，确立了手法在正骨科的地位：“夫手法者，谓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但伤有轻重，而手法各有所宜。其痊愈可之迟速，乃遗留残疾与否，皆关乎手法之所施得宜，或失其宜，或未尽其法也。盖一身之骨体，既非一致，而十二经筋之罗列序属，又各不同，故必素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症，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或拽之离而复合，或推之就而复位，或正其斜，或完其阙，则骨之截断、碎断、斜断，筋之弛、纵、卷、挛、翻、转、离、合，虽在肉里，以手扪之，自悉其情。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手法也。况所伤之处，多有关于性命者，如七窍上通脑髓，膈近心君，四末受伤，痛苦人心者。即或其人元气素壮，败血易于流散，可以克期而愈，手法亦不可乱施；若元气素弱，一旦被伤，势已难支，设手法再误，则万难挽回矣。此所以尤当审慎者也。盖正骨者，须心明手巧，既知其病情，复善用夫手法，然后治自多效。诚以手本血肉之体，其宛转运用之妙，可以一己之卷舒，高下疾徐，轻重开合，能达病者之血气凝滞，皮肉肿痛，筋骨挛折，与情志之苦欲也。较之以器具从事于拘制者，相去甚远矣。是则手法者，诚正骨之首务哉”。
《医宗金鉴》详细论述了摸、接、端、提、推、拿、按、摩“正骨八法”，这是对正骨手法的首次科学总结。其中的摸法为诊断手法，又称扪诊、摸诊或触诊。接、端、提主要是骨折整复手法；推、拿、按、摩主要是软组织手法。该书对“筋”（即软组织）病的观察与分类、对骨病的描述和“骨缝开错”理论的提出、对骨伤推拿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医宗金鉴》记载了很多骨伤推拿手法，如：
关于胸椎错骨缝（后关节紊乱），该书主张先手法放松软组织，再行按脊复位手法，并配合药物内服外敷：“先受风寒，后被跌打损伤者，瘀聚凝结，若脊筋陇起，骨缝必错，则成伛偻之形。当先揉筋，令其和软；再按其骨，徐徐合缝，背膂始直。内服正骨紫金丹，再敷定痛散，以烧红铁器烙之，觉热去敷药，再贴混元膏”。
关于腰部软组织损伤，该书卷八十九介绍了一种牵引上身舒筋法：“腰骨，即脊骨十四椎、十五椎、十六椎间骨也。若跌打损伤，瘀聚凝结，身必俯卧，若欲仰卧、侧卧皆不能也。疼痛难忍，腰筋僵硬，宜手法：将两旁脊筋向内归附膂骨，治者立于高处将病人两手高举，则脊筋全舒，再令病人仰面昂胸，则膂骨正而患除矣。内服补筋丸，外贴万灵膏，灸熨止痛散”。
关于头部跌打损伤，该书采用拔伸颈椎加棒击足心法治疗：“凡头被伤，而骨未碎筋未断，虽瘀聚肿痛者，皆为可治。先以手法端提颈项筋骨，再用布缠头二三层令紧，再以振梃轻轻拍击足心，令五脏之气上下宣通，瘀血开散，则不奔心，亦不呕呃，而心神安矣。若已缠头，拍击足心竟不觉痛，昏不知人，痰响如拽锯，身体僵硬，口溢涎沫，乃气血垂绝也，不治”。
关于颞颌关节脱位，该书主张“单脱者为错，双脱者为落。凡治单脱者，用手法摘下不脱者，以两手捧下颏，稍外拽，复向内托之，则双钩皆人上环矣。再以布自地阁缠绕头顶以固之”。
除《医宗金鉴》外，清代其他医学专著如《捏骨秘法》、《伤科大成》、《按摩经》、《动功按摩秘诀》、《石室秘录》、《伤科补要》、《一指定禅》等均有不少骨伤手法治疗的内容。
小儿推拿兴起于明代后期，首先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民间流行。清代小儿推拿在民间的进一步流传并向全国发展。正如《厘正按摩要术》陈桂馨序所说：“按摩一法，北人常用之。曩在京师，见直隶满洲人，往往饮啖后，或小有不适，辄用此法，云能消胀懑，舒经络，亦却病之良方也。南人专以治小儿，名曰‘推拿’。习是术者，不必皆医。每见版锓‘某某氏推拿惊科’悬诸市。故知医者略而不求，而妇人女子藉为啖饭地也”。
除了在民间流传外，小儿推拿也得到了一些医生（主要是儿科医生）的重视。如康熙时名医夏鼎不仅以药饵活人，而且将推拿法用于儿科治疗。所著《幼科铁镜》一书，就以推拿为主。
在此期间，小儿推拿适应证从早期的惊风扩大为小儿科大多数疾病。
这一时期小儿推拿著作的数量明显增加，但主要以继承为主，述而不著作，在理论、手法和临床上未见重大创新。
清代质量较高的小儿推拿著作有《推拿广意》、《幼科推拿秘书》、《幼科铁镜》、《保赤推拿法》、《推拿小儿全书》、《厘正按摩要术》等。
《推拿广意》3卷，为清代熊应雄所辑，陈世凯重订，约成书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又名《小儿推拿广意》。上卷首列总论，论述推拿在小儿惊风治疗中的作用，其大旨源于《补要袖珍小儿方论》；次叙儿科诊断和治疗手法，介绍手足45个小儿推拿特定穴的主治，以图谱示之；手法着重介绍推法和拿法，并提出了“推拿手部次第”和“推拿面部次第”，即手部和头面部的推拿操作常规程序；还绘有“推坎宫”、“推攒竹”、“打马过天河”等21帧手法操作图，并有文字详解；最后为“脏腑歌”，源于《小儿按摩经》“手法歌”和《小儿推拿秘旨》“五脏主病歌”，论述脏腑病证的小儿推拿方法。中卷主要论述胎毒、惊风、诸热等17种病证的推拿治疗。下卷附有治疗儿科常见病的内服、外用方剂187首。该书是清代第一部小儿推拿专著，也是影响最大的小儿推拿著作。明代的小儿推拿，大多以治疗惊风为主，其他疾病往往述之不详。本书除专设惊风一门外，还设诸热、伤寒、呕吐、泄泻、腹痛、痢疾、疟疾、积症、痞症、病症、咳嗽、肿胀、目疾、杂症诸门，扩大了小儿推拿的治疗范围。本书和明末《万育仙书》中所绘的推拿手法操作图，是对小儿推拿的一大贡献。
《幼科推拿秘书》5卷，为骆如龙所撰写，骆民新抄订，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该书卷四有“推拿病证分类”。
《幼科铁镜》6卷，为夏鼎所撰，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该书为儿科专著，但作者特别重视小儿推拿，卷一即载有小儿推拿法，凡例中亦有小儿推拿内容。书中所录小儿推拿法，均为作者家传或临床亲验，图穴亦经两代考索。临床不效者，如“老汉扳罾”、“猿猴摘果”之类，均予删除。作者认为“用推拿就是用药味”，故作“推拿代药赋”。如以“推上三关，代却麻黄、肉桂；退下六腑，替来滑石、羚羊”。推拿须在下午，不宜在早晨；慢惊属虚，宜药不宜推等观点，亦成一家之言。
《保赤推拿法》为夏云集编著，成书于光绪十年（1885）。书前凡例，首释拿、推、掐、搓、摇、捻、扯、揉、运、刮、分、和等12种小儿推拿常用手法，言简意赅；次述小儿推拿注意事项，并附有“推拿药赋”。正文首先描述开天门、分推太阴太阳、掐天庭至承浆以及揉耳摇头四法，主张推拿小儿皆应先用此四法以开关窍，然后辨证择用诸法。其次简介揉太阳等穴的手法操作及主治，并主张推毕各穴以掐肩井收功。作者世传医道，并亲自在金陵育婴堂设小儿推拿专科，故是书所录手法，均为切合临床之实用效法。
《推拿小儿全书》为徐宗礼编著，光绪三年（1877）成书。开始部分为三字句歌诀体，后人称之为《推拿三字经》。后有“推拿三字经序”和四言脉诀，并有推拿插图和操作方法，内容比三字经多。徐氏认为古书所载推拿，皆适用于小儿，而人的经络气血，老幼没有本质的不同。只要根据年龄大小相应地调整推拿次数，小儿推拿法同样适用于成人。手法操作上，主张四岁以下婴儿推拿300次，小儿为3000次，16岁以上的成人可达3万次，并主张独穴多推，如霍乱吐泻独推板门，流行性腮腺炎独取六腑。本书推拿治疗范围亦有所扩大。除常见的小儿疾病以外，作者还根据当时的疾病流行情况，将推拿用于治疗霍乱、瘟疫、流行性腮腺炎、疮疡、肺结核、肾虚牙痛等病证。徐宗礼还以方剂的功效类比、概括穴位推拿的作用，如推三关功同参附汤，运八卦为调中益气汤等。
《厘正按摩要术》4卷，为张振鋆所编著，成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又被称为《小儿按摩术》。该书对明代以来流行的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小儿推拿八种基本手法作了全面总结，还介绍了20种外治法的具体运用以及24种小儿常见病证的辨证、推拿和方药治疗，并将胸腹按诊法引入了小儿推拿。本书是清代后期小儿推拿手法学较重要的著作。
尽管明代中后叶按摩科被取消，直至清代成人内妇杂病的推拿治疗也不能正规开展，但是仍有一些内妇科甚至眼科的手法治疗的内容散见于不少当时的医学文献之中。
（六）西方手法医学的传入及推拿流派的形成（1911—1949）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政府对中医和推拿仍有政策的限制，所以推拿只能继续在民间进行发展，当时的推拿临床以私人开业行医为主。
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陆续传入，西方手法医学也开始传入我国。
1928年，丁福保编译的《西洋按摩术》首次向中国展示了西方手法医学。
1934年，杨华亭编撰的《华氏按摩术》是一部将近代东西洋医学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推拿古法相会通的推拿专著。
1935年，谢剑新编著的《按脊术专刊》全面介绍了西方按脊疗法。
此外还有紫霞居士编译的《西洋按摩术》，陈景歧编译的《（最新）按摩术讲义》，陈奎生、金兆均翻译的《实用按摩术与改正体操》，薛受益、徐英达合译的《推拿法引言》等。
这些西方手法医学著作，对中西医推拿医学的交流有积极意义。其中的脊柱手法对我国传统导引类手法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推拿流派的形成是近代推拿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推拿有技能要求高，难以用文字表达的特点。推拿的技法和学术是靠人传授和继承发展的，而一般的师徒相传或父子单传难以提高推拿的学术水平，而且往往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推拿学术的萎缩或发展的中断。于是，地区性的、较大规模的推拿流派便应运而生。
构成推拿流派至少应具备以下要素：有明确的学术思想，有独特的主治手法，有一定的适应病证，有较大的流传范围，还应该有代表性的著作。但由于推拿的历史局限性，很多流派还无法满足这一条件。
当时形成的主要推拿学术流派如下：
1.一指禅推拿 由江苏扬州丁凤山（1842—1915）得自清代河南的李鉴臣真传，并结合中医理论，以一指禅推拿行医于扬州、上海、杭州一线，并广收门徒。知名的弟子有王松山（1873—1962）、钱福卿（1882—1967）、丁树山（1886—1931）、沈希圣（1892—1975）、钱砚堂（1881—1933）、丁鹏山（1895—1953）、丁宝山（1900—1978）、黄海山、翁瑞午、周昆山、吴“大嘴”以及王传焘、张子良等十余人。另外，在上海开设一指禅推拿诊所的《黄氏医话》、《一指禅推拿说明书》的作者黄汉如亦属这一流派。当时的一指禅推拿流派主要以一指禅推法为主，全部手法据《一指禅推拿说明书》称，有按、摩、推、拿、搓、抄、掖、捻、缠、揉十法。
一指禅推拿的适应证比较广泛，尤擅长治疗内科杂病（如头痛、眩晕、失眠、劳倦内伤等）、胃肠疾病（如胃脘痛、胃下垂、久泄、便秘等）以及面瘫、月经不调、痛经、慢性鼻炎和颈椎病、漏肩风、关节疼痛等病证。如今天重新得到重视的戒毒问题，一指禅推拿流派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一指禅推拿说明书·余墨》说：“鸦片为世界巨患，我国人受害最多。一经沾染成癖，任用何法，终难戒绝。损人身体，甚于病魔。汉如研究有年，洞察其隐。盖凡烟类，皆能使人气血及神经顿呈快状，鸦片尤甚。染癖者戒时，气血必骤然停滞，精神亦随之委顿，神经遂受莫大之影响。惟推拿术，有流通气血之能，活泼神经之力，并细察人身虚实，系何脏何腑受烟成癣，即直接其脏腑之穴道，施用手术。俾烟毒由大小便中随排泄而出，其癖自断。不但身体无伤，并能因兹强健，洵新发明戒烟之善法也”。
除了《黄氏医话》和《一指禅推拿说明书》外，有关一指禅推拿的代表作还有《一指定禅》。
2.㨰法推拿 㨰法推拿流派的创始人丁季峰，出生于一指禅推拿世家，伯祖父丁凤山、父丁树山均为一指禅大家。丁季峰于20世纪40年代针对当时推拿门诊运动系统、神经系统疾病多，而原有的手法刺激量不够或效率不高的矛盾，在原有的一指禅推拿流派㨰法的基础上变法图新，把手背尺侧作为接触面，既增加了刺激量，又富有柔和感，为与一指禅原来的掖法相区别，故取名㨰法。后来又将㨰法与关节被动运动相结合，并辅以揉法和按、拿、捻、搓等法，形成了风格独特的㨰法推拿流派。㨰法以其对软组织损伤、运动系统与神经系统疾病独特的疗效，逐渐得到了病家的欢迎和推拿界的认可。㨰法推拿流派创始于上海，影响遍及全国，逐渐成为中国推拿最有影响的手法之一。
3.内功推拿 内功推拿的师承脉络，可追溯到清末山东济宁的李嘉树。李氏擅长武艺，且精于手法疗伤。李传同乡马万起（1884—1941），马于20世纪20年代从山东来到上海，以拳术和内功推拿饮誉沪上。其子马德隆、弟马万龙（1903—1969）得其衣钵。内功推拿主张治病以病人自我锻炼少林内功为主，手法治疗为辅。其特色手法有擦法、击法、五指拿法等，并有一套全身推拿常规操作法，擅长治疗内妇科疾病。
4.脏腑推按 清同治年间，河北雄县王文（约1840—1930），中年患咯血之症，多方医治罔效。幸遇一游方道人，以手法为其治愈顽疾，并以《推按精义》一书相授。王氏遂因病成医，以推拿为人治病，名闻河北塘沽一带。1910年后收王雅儒为单传弟子。王雅儒从师十余年，后据王文所授及自己的经验，口授《脏腑图点穴法》一书。该派以推按、点穴为主要手法，以腹部操作为主，重视脾胃，注重调理阑门穴，贯通上下气机。
5.腹诊推拿 河北武邑人骆俊昌（1881—1965），早年随父习摄生之道及推拿治病法，后受教于当地名医李常，并遍访东北、京津推拿名流。骆氏继承了几近失传的古代腹诊法，结合独特的手法，创立了腹诊推拿流派，在重庆和西南地区颇有影响。诊法上重视腹诊，常用手法有推、拿、按、摩、捏、揉、搓、摇、引、重等，治法上突出补、温、和、通、消、汗、吐、下八法。
另外，各地均有以治疗骨伤科疾病为主的推拿法流传，可称为“正骨推拿法”。“捏筋拍打法”、“点穴推拿法”等特色推拿法也开始形成。
（七）推拿复苏和繁荣时期（1950年至今）
20世纪50年代比较系统地论述推拿治疗的著作是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推拿医士学校编写的《中医推拿学》，该书详细介绍的推拿治疗适应证有6大类70种。包括风湿症12种：风湿热、肩周炎、膝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风湿腰痛、腰背四肢风湿症、落枕、风湿样关节炎、风湿性髋关节炎、肥大性脊柱炎、历节痛风、腮部酸胀；内科疾病32种：头痛、感冒、中暑、癫痫、高血压病、半身不遂、脑炎后遗症、颜面神经麻痹、正中神经麻痹、四肢痉挛、腓肠肌痉挛、肺结核、肺气肿、久泄（包括结肠过敏）、便秘、腹痛、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脘痛、胃痉挛、神经性呕吐、肝胃气痛、消化不良、气臌胀症、寒疝、肾亏腰痛、阳痿、遗精、气血两亏、劳倦内伤（失眠、神经衰弱）、昏厥；妇科疾病6种：盆腔炎、子宫下垂、经闭、痛经、乳癖、习惯性小产；儿科疾病3种：脊髓灰质炎后遗症、惊风、食积；伤科疾病10种：外伤性腰痛、椎间盘突出症、各种关节扭伤、颈椎半脱位、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肩部压伤、胸腔手术后遗症、外伤性失音、伤气、脑震荡；外科疾病7种：流注、流火、瘰疬、痈、眼丹（睑腺炎）、扁桃体炎、悬雍垂下垂。其中肺结核、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痈、淋巴结肿大、流火等以前被列为推拿禁忌证的，都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基础上收入了这本教材。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推拿治疗学著作还有：《推拿疗法简述》（江静波，1955年）、《按摩新编》（曲祖贻，1959年）、《按摩疗法》（卢英华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推拿广要》（李卓英，内部出版，1959年）、《简易推拿疗法》（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推拿学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推拿疗法》（安徽医学院附属中医院，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推拿疗法》（乳山县人民医院海阳所分院，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推拿医学的发展明显加快。推拿的临床、教学、科研全面展开。中医医院大都设有推拿科或有推拿项目，推拿从业人员数量大大增加。全国有20多所高等医学院校设有推拿（按摩）专业。推拿学术活动日趋活跃。不少有特色的骨伤推拿专著先后问世，如《推拿疗法与医疗练功》、《李墨林按摩疗法》、《按摩正骨歌诀实践》、《实用整骨推拿手册》、《颈肩腰腿痛推拿疗法》、《软组织伤病治疗手法彩色图谱》、《伤筋与错缝的手法治疗》、《推拿防治冻肩》、《腰腿痛的推拿治疗》、《常见腰腿痛病与推拿疗法》、《骶髂关节错动的诊断与手法治疗》等。同时，《妇科按摩学》、《实用内科推拿》、《小儿推拿疗法》、《小儿推拿》、《幼科推拿三字经派求真》、《中国小儿推拿学》等内妇儿科按摩专著也相继出版。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各种推拿著作外，其他重要的推拿治疗学著作和综合性推拿著作还有《中医按摩疗法》、《推拿疗法》、《杨清山按摩经验集》、《齐鲁推拿医术》、《推拿治疗学》、《实用推拿治病百法》、《实用针灸推拿治疗学》、《脏腑经络按摩》、《中医推拿学》、《中国推拿大成》、《中国按摩全书》、《中外独特按摩技法大全》、《实用推拿治病法精华》、《按摩治疗学》、《百病中医按摩疗法》、《中国推拿》、《中国推拿治疗学》、《推拿大成》、《中医推拿学》、《中华推拿大成》、《百家推拿经验集》、《实用推拿手册》、《实用推拿学》、《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推拿分册》。
（八）中国传统手法康复治疗学
现代康复医学体系真正传入我国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严格说来，目前我国还没有专职的中国传统手法康复治疗师。在专科康复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康复科一般都有推拿医师参与治疗，但这些推拿医师几乎都只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医基本理论和推拿临床的培训，但几乎都没有比较系统地学习过康复医学的必要知识，因而很难从康复医学的角度出发比较有效地应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指导康复临床，用中国传统治疗手法去解决康复临床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要想出现一本从理论到临床实践比较系统的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必须加快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之后让他们在康复临床实际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经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出现足以引起国际康复医学界瞩目的“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
三、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康复医学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越来越受到更多国家人民的欢迎，并日益引起国际康复医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中国古代还没有明确形成康复医学的概念，所以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相关内容只是散在于历代医家的著作之中，而未见专门的康复医学专著，未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何谓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发掘、整理、研究、总结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康复医学中所面临问题的医学学科即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尽管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发掘的丰富文化遗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大厦尚待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一砖一石地去建造。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有必要弄清一些概念。
（一）分清几个概念
1.中国古代康复医学 现存最早的中国古典医籍《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偏枯”、“偏风”、“风痱”即指偏瘫而言。在以后两千余年时间里，在八千多种四万余册的中国古典医籍中所记述的大量的关于中药内治法和外治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气功疗法、中国传统体育疗法、中国传统音乐疗法等等，有好多内容可以用来解决或减轻康复医学所面临的五类残疾中所出现的问题，或可有效用于残疾预防，这些均属于中国古代康复医学的范畴，应当称之为“中国古代康复医学”。
应当强调一点，中国古代康复医学和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不是一个概念，为了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把二者严格加以区分。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常被称为“中医康复学”。严格说来，应当称之为“当代中医康复学”。但是，因为“中医”这一用语在国际上通常被翻译为“中国传统医学”，所以关于现在使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康复医疗的学科经常被称为“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在此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决不要因为这一名称就把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关于可能有效地用于康复治疗的实际上本来属于“中国古代康复医学”的内容通通认为已经就是“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了，如果这样，恰恰有碍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发展。
2.西方古代康复医学 早在古希腊神庙的壁画中就有关于用运动治病的内容。在公元前4～5世纪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认为日光、海水、矿泉等具有镇静、止痛、消炎等作用，并提出运动可以增强肌力，促进精神，有助于改善体质及延缓衰老。几乎与之同时代的卡洛斯·奥雷利亚诺斯（Caelus Aurelianus）首次提出用滑轮悬挂肢体治疗瘫痪病人，并采用步行练习及在温泉中进行运动等。
在文艺复兴以后，1569年，耶罗尼莫斯·莫丘利亚里斯（Hieronymus Mercurialis）明确提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健康，运动要适合于身体的可能，运动过度会引起疾病，出现不良反应时应及时停止运动，运动应经常进行等。16世纪富克斯（Fuchs）提出，运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单纯运动，一是既运动又工作，这可谓最早的作业疗法。1780年，荻索（Tissot）建议骨科医生用运动疗法促进损伤后关节和肌肉的功能恢复。
19世纪，瑞典的林（Ling）在用阻抗运动提高肌力的过程中，对运动的负荷及运动次数进行了定量，赞德（Zander）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系列使用杠杆、滑轮、重锤摆动进行治疗的器械。1854年，威廉·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建议心脏病人做有控制的体操和步行，以改善心脏功能。
19世纪40年代直流电和感应电开始用于治疗，并开始了离子导入法。1891年，俄罗斯的明林（Minlin）开始用白炽灯进行治疗。1892年，达索瓦尔（Dasonval）首先使用了高频电疗。这些使理疗学开始形成。
3.现代康复医学 现代康复医学是在20世纪各基础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以两次世界大战伤残的康复需求为契机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以药物、手术、PT（物理治疗）、OT（作业治疗）、ST（言语治疗）、文体、心理等方法最大限度地改善各种残疾所造成的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下以提高其QOL（生活质量）的一个医学分科，它与保健医学、预防医学、治疗医学以及临终医学并列，被称为第四医学。
4.中国传统康复医学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实际上应当叫做“当代中医康复学”，基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一般多称之为“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应当能够对康复临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中医理论的高度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临床康复具有指导作用，并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比如，它应当能明确回答脊髓损伤的中医病机是什么，应如何辨证施治；上运动神经源性膀胱及下运动神经源性膀胱的中医辨证处方、针刺穴位及手法如何；偏瘫病人的假性球麻痹、肩-手综合征、空间失认、结构失用、失读、失写症应如何辨证用药及针刺治疗等等。
应当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只有能够借助于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之同步向前发展，才会具有生命力。如果不借助细菌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会知道双花、连翘具有抗菌作用；如果没有血小板的概念，就不可能知道犀角地黄汤可以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如果没有血液流变学检查，就不会知道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如果不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人进行介入治疗，就不会知道冠脉支架涂以丹参、厚朴提取物具有防止心肌梗死再发的作用。同样，如果没有偏瘫病人患肢联合反应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得出巨刺法可以诱发其联合反应的结论。
（二）发展中医康复学任重而道远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康复医学工作者在发展我国传统康复医学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现在市面上还找不到一本能使临床康复医生满意的、用起来觉得得心应手的《中医康复学》。要达到这一目标，决非一蹴而就之事，它需要一代人脚踏实地、一砖一石的积累。中国古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居世之士，曾不留心医药，精究方术”，“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情况下，能脚踏实地，终生探索，最终写出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金代医家李东垣写成《内外伤辨惑论》书稿后，“束之高阁十六年”，经反复验证、反复修改后才付梓发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30岁时发现当时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谬和缺陷较多，因而立志重修本草，为此他“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参考“古今”本草、医书及经史百家各类著作近千种，并跋山涉水到许多地方实地考察，历时27年才完成历史巨著《本草纲目》。要想产生一本能在国际康复医学界举足轻重的《中医康复学》，需要一代人以这样的精神努力工作。
为保证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健康发展，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一是必须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去分析和解决康复临床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从中找到答案，并不断在临床中加以验证和提高；其二是合理地借助现代康复医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发展插上有力的翅膀。
比如脊髓损伤是康复临床中比较棘手的难题，我们查阅中国古典医籍只找到两处可能与之相关的论述。《灵枢·寒热病》说：“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肢懈惰不收，名曰体惰，取其少腹脐下三结交。三结交者，太阴阳明也，脐下三寸关元也”；明代医家赵献可在《医贯》中说：“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无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软弱麻痹，小便或涩或自遗”。具体分析一下以上论述，前者没有提到二便失禁症状，不能认为是对脊髓损伤进行的描述。后者虽然提到了小便失禁，但是并没有涉及其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对于指导康复临床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就要求我们用中医基本理论对脊髓损伤进行具体分析。《难经·二十八难》说：“督脉者，起于下极，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素问·骨空论》说：“督脉者，贯脊，属肾”。同时国内已有人提出脊髓损伤的中医病机为督脉损伤，以及中医理论认为督脉为“阳脉之海”，“督一身之阳气”，并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而司二便”，基于上述理论，并结合脊髓损伤的临床症状有双下肢发凉等，符合中医的阳虚证候。为此，我们认为脊髓损伤的中医病机是督脉损伤、肾阳不足，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我们用督脉电针和温补肾阳的中药协定处方为主治疗脊髓损伤收到了比较好的疗效。
牛顿曾经讲过，我之所以看得远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基于同样的道理，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必须不断借鉴现代康复医学的研究成果。现代康复医学中刺激拮抗肌以抑制痉挛肌的方法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采用拮抗肌取穴的方法治疗偏瘫病人的患肢痉挛。同样，如果你不了解促进技术（facilitation techniques）中的布伦斯特伦（Brunnstrom）方法，你就不可能吸取其精髓用以发展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如果你没有真正掌握鲍巴斯（Bobath）方法，不了解它的局限性，恐怕很难创造性地总结出超过鲍巴斯的偏瘫治疗的推拿手法。
四、怎样学好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植根于中华文化丰沃的土壤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所用的术语名词无不具有中国传统的特色；中国医学从其理论体系开始建立的那一天就与古代哲学思想紧密结合，所以又具有鲜明的哲学特色，因此在学习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理论时就必须紧紧把握这一点，否则就会感到无从下手。为了更好地掌握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必须理解中医学基本的思维方式
取类比象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说，“取类比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及动态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例如中医有“左肝右肺”的说法，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怎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这个方位是“象”模型的方位，并不是指其实际的解剖部位。中医学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因此在学习中医学时必须能够理解这一点，才能掌握中医理论的实质。
（二）必须勤学苦练，掌握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中医的治疗是在其理论指导下经过医生施用各种治疗方法才能达到治疗目的，其中有很多是属于基本技能的东西，需要熟练地掌握，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捷径，相反的则是需要日积月累、勤学苦练才能有所收获。例如像针刺的取穴方法及刺法、推拿治疗的手法等临床技能都是这样。
中医很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是需要牢牢记忆的，比如各脏腑的功能、各证候的辨证要点、各穴位的取穴方法等都需要反复的记忆，才能灵活运用，这些都属于中医的基本功，需要艰苦努力才能获得。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书本的知识仅仅是入门的向导，并不能解决临床的全部问题，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说过：“学医三年便谓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才知无方可用”，是前人的经验所得，也是谆谆告诫。
（三）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因为中医康复临床中所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比如失认症、失用症等往往是古代医学文献尚未予以论述的，有些问题如患肢痉挛、骨质疏松等往往不会立刻找到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常常要求我们用中医基本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所要解决的康复临床中的实际问题，指导我们采取适当的康复治疗方法。至于康复疗效的评价，我们可以采用国际康复医学界公认的疗效评价标准，使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四）必须树立良好的医德
自古就有“医乃仁术”的说法。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所重视，在他们的著作中，几乎都要论述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后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不图名利；急病人所急；贫富一视同仁；珍重人的生命；谦虚谨慎，互相学习。唐代孙思邈是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医学家，他一生用自己的行为表现了良好的医疗道德，他写的《大医精诚》一文可谓古今中外论述医德的楷模。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唯一职责，其他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是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学习中医学首先要继承中医前辈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医德，把全心全意为解除人类的病患作为终身的追求。
（于铁成 许健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