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
最初几个月我一直躲在墙内的藏身处。我的妻子在里面放了一个儿童座椅，逼仄的空间让我只能面朝一侧坐，两个肩膀挨着墙。我能站起来，但无法走动。从清晨直至午夜过后，我都被关在那里。我的妻子或表妹为我送饭，然后通过墙上的洞把它递给我，吃完后她们再回来取盘子。只有在深夜前门关闭之后，我才能出来在屋子里略微活动筋骨。我的养父的房子是一间旅馆，总有骡夫和其他人进进出出，还有人到他的理发店理发，所以我不得不藏到前门关上后再出来。
我藏身的房间就在屋子临街的入口旁，里面有一扇正对街道的窗户，如此近的距离使它不易引人怀疑。谁也不会想到有人藏在紧挨街道的地方，毕竟任何人都可能进去，不是吗？如果是屋子里另一个隐秘的房间，那才是他们来搜查时的目标。可是这个房间，他们开门后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一张床、一个抽屉柜、墙上贴的几张画、一把椅子——这个房间非常小，他们不会想到我躲在墙后的空隙里。其中一幅画遮住了我用来进出的洞，那是我的妻子为了这个目的挂在墙上的一大幅画。
最初的几个月很糟糕。事实上，在养父家度过的最开始那两年半都很艰难。那些日子比在监狱还难受，因为监狱里你至少可以在院子走动，和别人交流。可我被孤立着，完全与世隔绝。然而，我们别无他法。我在内战结束后回来，以为自己会在监狱里关几年，因为我知道所有有过政治历史的人都是这种结局，比如被判入狱十二年等等，之后因政府的赦免而减刑——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如此一来，我在监狱待两三年就可以重获自由。我以为是这样。但有一天深夜，当我躲过所有人的眼睛回到家听妻子告诉我发生的事情后，我知道如果我去自首，他们要么会枪毙我，要么会让我在监狱里蹲三十年。这是许多人的遭遇，他们的职务应负的政治责任远低于我，而且完全什么也没做。起初我不相信，但随着妻子不断告诉我，我明白这是真的。在所有人中，他们要找的人是我。我才是他们最想抓的那一个。
关在藏身处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在里面待上几年。我以为是四五年，直到情况开始改变，他们宣布内战时期的结束，然后颁布特赦令。那年我三十四岁，风华正茂。我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三十年将在躲藏中度过，从来没有。我不清楚如果那时知道这个结局自己会怎么做。但我天性乐观，总认为情况会改变，而且最后我是对的——尽管这个最后是那么姗姗来迟。
为了打发时间，我有时会在藏身处点一根蜡烛，把它放在以前用作碗橱的其中一层搁板上看书。报纸也好，女性小说也好，为了消磨时间什么都看。我从孩提时代就喜欢读书。但时间过得很慢，非常慢。一段时间后，白天关上房门似乎并不危险，多数时候我可以不躲在藏身处，但这并未好过多少。因为百叶窗不能开，唯恐别人看见，我也不能开灯，所以我只能眼前一片漆黑地坐在床上。坐够了我会起身来回走几步，接着又坐下，然后又站起来……日复一日，两年多都是如此，直到妻子找到了一栋能让我转移的房子。
我是个不轻易灰心丧气的人，我认为自己从容地面对了磨难。但最初那两年我常常感到消沉。无所事事地在黑暗的小房间里，害怕别人听到所以不敢咳嗽或者弄出任何声响，来来回回地走那几步，坐下后又站起来——这实在令人绝望。没有人可以和我说话，只有等到夜深我才能和妻子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一天又一天如此重复，唯独盼望着夜晚的到来。有时候我会爬回墙内，点上一根蜡烛看书，只为分散注意力——老实讲，有时我希望自己死掉。不是说自杀，我从来没想过这样做。我认为一个神志清楚的人是不会考虑这种疯狂行为的。但我常常想着自己遭遇不测，比如身患重病。当然，这是一时的错想，因为与此同时我并不想结束生命。不过在那个时候死去是一种解脱，让疾病带走我——但不是被他们抓去，我不想这样。整个内战期间我从未惧怕过死亡。作为卫生员，我离前线很近，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炮火不断袭来。如果你直接这样战死的确很倒霉。但如果被他们抓住后受刑，然后遭到处决，这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你要承受的不仅是死亡，更有死前肉体上的折磨。这就是被抓的下场。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自首，从来没有。我知道他们会如何在我面前幸灾乐祸。一直以来，我因为自尊心太强而不愿对任何人低头。我想过逃跑，如果被他们抓住是另一回事，但要我像羔羊一样把自己交出去——绝不可能。
然而我回村子的目的就是自首。内战结束时我在瓦伦西亚，我所属的第40警察部队转移到了那里。马德里战线的司令卡萨多对共和国的背叛导致了战争的结束。国民军长驱直入地挺进了瓦伦西亚。他们在斗牛场设立了一个疏散中心，所有遣散后想要返乡的共和派士兵都得去那儿。一旦你进去后就不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有些人被关在里面饿了多久。有的人至少十到十二天没吃东西。那些有家人或朋友能在里面用绳子吊着篮子往下给他们送点食物的人熬了过来。可其他人……
我是幸运的。有一天下午我去了斗牛场，当晚有一列火车。我等了将近两个星期，漫无目的地瞎转，把身上所剩无几的东西卖掉填肚子。他们用运牲口的车把我们带到了科尔多瓦，我们这些往南去的安达卢西亚人在那儿搭上了一趟客运列车。他们给我们发放的通行证用来当车票。我们一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一罐沙丁鱼和一小片面包是每个人仅有的干粮。
1939年4月16日傍晚，我到达了马拉加。国民警卫队在我们下车后立刻围了上来，将我们列队押往他们的控制点。按年龄分组后，我们之中在国民军区域未被调动的人被视为平民，他们让我们回各自的村里向政府报到。其他人则被当作战俘押到马拉加的一处军营。尽管我曾为共和军效力，但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没有被国民军征召，所以我可以离开。
我走出了火车站，身上穿着平民的衣服，披着警察部队的披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扔掉了披风。我请一名警卫队巡警帮我指路到蒂罗彼琼，那是马拉加的一个地方，我知道在那儿能坐出租车。那时仍有不少出租车，内战期间美国不断向国民军提供大量的汽油。
我们从海岸开到米哈斯的那条路时天已经黑了，当时肯定有十点半或十一点。从马拉加出发后，我一路都在想该怎么做。当然，我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思考这件事。在瓦伦西亚时我试图弄一本护照，可就连找摄影师拍照都得出示政府的证明，还要获得其他文件，然后去军需部和省长办公室——过程极其繁琐。我想去法国，如果可以我早就去了。我说的是内战结束前瓦伦西亚还没有沦陷的时候。投降谈判期间，双方同意所有想离开的人都将得到允许。有些平民在最初那几天登上法国的轮船离开了。然而等所有共和派区域紧紧落入国民军手中后，剩下的所有人都不许离开，还在部队的我毫无机会。而且即使成功去了法国，我也无疑会在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抓住。这是许多西班牙人的遭遇，其中来自这里的一个男孩就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于饥饿和毒打。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
在瓦伦西亚的斗牛场内，他们只问了我的名字、职业和家庭地址。我本来可以告诉他们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从格拉纳达或科尔多瓦来，不回米哈斯。但我囊空如洗，除了那些人给我们的身份证，在没有更多证明的情况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意味着很快会被抓住。那时候时局的警戒太高了！唯一的另一个办法是去山里避难，当逃犯或者游击队员。许多人做了这种选择，甚至有人藏在这里的山上。但我不愿这么做。于是我心想，我要回村子去，那儿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会被送到监狱关几年，不会再有别的麻烦。并不是说我在当村长期间做错过什么，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是因为我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他们说，只要你没有杀人放火就不用害怕，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没有任何担心，准备向政府报到。不过我想，我还是要谨慎一点。
出租车离村子还有大约两公里时，我让司机停了车。附近是一个叫塞罗比诺萨的乡下地方。我假装自己住在那里，付给了司机三十八或三十九比塞塔。接着他调转车头原路开回了丰希罗拉。我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然后在农场周围垒起的石墙外抄了小路。这样我就可以避免穿过村子，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到达我养父的屋后。我翻墙跳进院子里敲响了后门，起初他们因为害怕不愿开门。家里有我的养父——我的养母于1936年内战开始不久后去世，还有一个从小到大和我情同亲兄妹的表妹。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是生是死。我逃离村子已经两年多了，他们认为我可能已经遇害，或者逃往了法国之类的地方。
表妹跑到我妻子的住处告诉了她消息，她很快抱着我们的女儿来了，她的父母也来了。只有这些人知道我回来的消息——除了另外几个亲人，我的女婿和我的两个外孙女——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是唯一知道我在村子的人。假如有更多人知道，我不可能活到现在。
门窗关好后，我告诉了他们我的计划——第二天早上去自首。“自首？什么意思？”养父和妻子问，“你不知道他们在这儿喊着要抓你吗？”然后他们开始对我讲述发生的事，那些在村里被告发的人和他们所受的判决。革命委员会的四位主席有三位被枪决，其中一位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社会党和工会的同志。听到他的遭遇后我问自己，他们怎么可能对一个什么也没做的人——完全什么也没做——干出这种事？他只不过在内战的结尾主持了几个星期的委员会，那时委员会的重要性和建立之初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我想这肯定是一桩私人恩怨。村里有一个地主，是一名政治党徒，我的同志曾租过他的农田。共和国时期地主不能随意涨地租，我的朋友依法声明了自己不接受涨租的权利。结果这位地主对他记恨在心，并在机会来了的时候为自己报了仇。我的同志也有过属于他的机会。如果他是个坏人，他会利用自己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将地主除掉。但他没有，他没有对地主做任何事——仅仅是依法声明了自己的权利。
随着妻子和养父不断告诉我发生的事，我明白了眼前的危险。如果我在村里的敌人没有声张，如果他们说：“他要是回来，不会有事的。”他们可能已经抓住我了。但因为他们四处声张我回来后会怎么对我，妻子很清楚结果是什么。“你不能去自首，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除了藏起来别无他法。我的通行证已经失效，身上也没有钱。如果自首，我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养父说我应该藏在他的家里，等我的妻子找到房子再搬走。然后我记起前面有一间房，也就是临街的那一间，我过去常在它对面的房间为别人理发。这间房里有一个嵌入墙内的碗橱，已经用砖围砌起来。墙内因此是空心的，狭窄的空间刚好可以容身。我在这个房子里长大，所以对它十分了解。我想，只需要在墙上凿一个洞能让我爬过去，然后在上面挂一幅画用来掩人耳目。我患了重感冒，所以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我都藏在顶楼，妻子和表妹在墙上凿洞。接着我搬到了楼下的藏身处。
幸好我们这样做了。一两天后，妻子和一个叫加西亚的国民警卫队员聊了几句，她认识他的妻子。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没来由地问：“如果我的丈夫回来了……？”“你的丈夫和像他这样的人不应该回来。”他回应道，意思是她应该明白存在的危险。鉴于内战之前以及内战期间我对待他的方式，这位加西亚有理由对我心存感激。他总是愿意向我的妻子提供建议，不过他当然不知道我在这里。
关在黑暗的墙内，最令我沮丧的是同志们被枪决的消息——我在社会党和工会大部分的同志，他们之中最优秀最慷慨的人，还有许多不是同志但来自其他党派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在我之前的村长。他和我差不多同时回到马拉加，也许晚了一两天，因为他先给在马拉加的姐姐去了一封信，问回去是否安全。他曾是激进党的一员，直到他受够了勒鲁的诡计多端，后来加入了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他的姐姐把信给了我的妻子，让她再把信转交给村里的另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去信给她在瓜达拉哈拉的弟弟让他回来，说不会有事的。他刚到马拉加就被捕了，根本没能回到这里。他去那里的警局报到，就像我应该在这儿做的一样。然后他们问村子里是否有对他的举报。那群掌管村子的人告发了他，就是基于这一点，他被推上了军事法庭，并在一两个月后被枪决。
他在这里的姐姐得知他被告发后以为钱能救他，想去马德里干预这件事。那些人捕捉到了风声。他们说，如果她想办法撤销了告发，他们会再加上一个。如果又失败了，他们会接着告发。他们用不着麻烦，告发一次足矣。
就是这少数几个人最想看到我毙命，他们把村子握于股掌之中。告发只需要三个人，一个在内容上签字，另外两个当证人。他们可以轮流行事，随心所欲地以任何“罪名”控告一个人。这种情况下军事法庭能做什么呢？只有告发在不断进行。我想澄清的是，这不是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不该给人们告发的自由。在我们这样的村子里，永远存在个人恩怨……革命期间这里有四个地主丧命，后来许多人因为涉及他们的死而被告发乃至枪决。只有几个人例外，因为我十分清楚谁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其他人和他们的被害没有任何关系。
只有一个地主是被这里的人枪杀的，其他几人被来自阿尔奥林和洛斯伯里切斯的无政府主义巡逻队枪决。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救他们，后面我会解释。我不希望任何人被枪决。事实上，有一天晚上当另一支无政府主义巡逻队来时，我救了十四个人。在这十四人中，有一个是后来最想看到我毙命的那群人之一。
即便只有一个地主被杀，对我来说仍然太多了。他不应该被枪决，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不会这么做。杀一个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的内兄，也就是我妻子的哥哥，在马拉加被判处死刑。革命期间他在一个集体农场劳动过，农场的地主告发了他。但这个判决被认为有失公正而减刑至十二年零一天。他在监狱服刑了两三年，结果因为最初的一次特赦被有条件释放。这意味着他必须在特定时间向政府报到。这里的村子总有人准备告发——就连那些在国民军效力过的人也可能在战后返乡时被当地人告发，入狱三四年。
除了另外一位，我想我是那个时期附近村子的村长中唯一健在并生活在这里的人。丰希罗拉的村长被处以绞刑，阿尔奥林和贝纳尔马德纳的村长都在他们村子沦陷的时候被枪毙。洛斯伯里切斯的村长曾和我一起逃走，并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他在监狱里用剃须刀片割脉自杀了。或许除了在监狱服刑几年他并不会怎么样，但他害怕面对被杀的可能而选择了自我了结。科因的村长逃到了山里，后来在那里和其他逃犯一起遇害。马贝拉的村长是一名共产党人，他和身为社会党人的蒙达村村长都逃到了共和区。据我所知，前者成了一位民兵中尉，逃到了法国。就我了解，只有埃斯特波纳的村长还生活在这里。他在监狱服刑几年后被释放了，仅此一人。
我藏了不到一两天，一个在街上开商店的男人就去国民警卫队向他们报告，说他在开往马拉加的火车上见过我。妻子告诉我时，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真的。因为火车上有许多复员的国民军士兵，他很可能就在其中。他说他看到我在博瓦迪利亚的铁路枢纽下过车，事实的确如此。我当时口渴极了，我记得自己穿过地下通道去餐厅喝了杯饮料。但我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在另一端离得很远的车厢上了车。所以如果他看到了我，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我在哪儿了。尽管我们是政治对手，但他并不是坏人，否则他会立刻找警察告诉他们：“听我说，我看到了一个通缉犯。”不过，他回到村子没多久就通知了国民警卫队。加西亚告诉了我的妻子这个人说的话，而且她再次被叫到警卫队的军营接受盘问。她对他们说，如果他看到过我，他必须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因为她还没见到我。然后她去找了那个男人，对他进行试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她一个确切的回答，他不想让她知道他对警卫队一口咬定自己看到了我。总之，重要的是他不能说他看见我到了马拉加。不管怎样，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但警卫队没有来搜查。
这个人在革命期间躲起来过一阵子。我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来自北方，在一家布店找了个店员的工作，不久就接手了这家店。农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让他们拿地契作抵押借钱给他们，或者让他们在店里赊账。如果他们无法偿还，利息不断积累，两三年内他们就会债台高筑，这时他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农庄。他用这种方法成了五十多处地产的主人，这些地产由他的几个孩子继承。如今他的女儿是这里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之一。
当军队在1936年发动叛乱，随后革命开始时，他遭到了一些极端分子的追捕。他们没有找到他，他在自己家里有一个藏身处。有一天民兵搜查了他的住所，其中一个人看到了他。但他没有叫来其他人，而是在门口转身告诉他们那里没有人。那位民兵是社会党人，他找到我们说：“听我说，那个人在他家里。我看到他了，但我不想对其他搜查的人说什么。”所以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在哪里，但我们没有泄露他的踪迹，他平安地躲过了这一劫。
他是我的政治对手，不是我的敌人。正如我之前所说，村子里有两三个人最想看到我毙命。他们对我的恨，不仅仅是因为我曾是这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或者我曾在人民阵线时期当过村长。他们对我记恨在心，并且把发生的一切算在我的头上。但除此之外，他们想要了结的是个人恩怨。就是因为这个——他们为此对我的痛恨与我的政治历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身处险境。
这些积怨源于我任村长期间用公职身份制止过他们的行为。他们以为还能继续自己的老一套，仿佛他们还生活在党魁当道的时代。有一次，村里的村民对他们视为虐待的行为进行了抗议。可尽管如此，他们的怨恨却是针对我个人的。个中缘由我只能点到为止，就算在今天，说出来可能还有危险。这些是我真正的敌人，就是这两三个对我怀恨在心的人。除此之外我一直有许多朋友，不仅是和我有着共同政治信仰的人，其他意识形态的也一样。政治是一码事，朋友是另一码事——我就是这样，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所有事情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我不能和那些左翼的朋友碰面交流。在见不到任何人事的情况下被独自关着，让感到人十分绝望。从早上到深夜，我都藏在墙内或被关在那个黑暗的小房间里，等着妻子或表妹给我送饭的片刻，我们能借机小声说几句。每次我都知道，这片刻结束后意味着再次被关起来。那漫长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光。日复一日在房间里来回地走那仅有的几步，走够了就坐在床上，坐够了又开始走来走去。就这样打发时间。这至少让我没有失去行走的能力。我一向很亢奋，我的神经让我总是不能长时间保持安静。我总想做些什么，把它们完成。我在这方面很执着，非常执着。尽管我体格不太健壮，可一旦我着手一件事就绝不会半途而废。我的精神很强大，没错，因为尽管有那么多令人绝望的事，我从不害怕失去理智，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回首过去，你能想象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个人被关在漆黑的房间里无所事事，但我不允许把自己囚禁在头脑中丧失所有现实感，绝不，我不可能这样。我总在寻找能让自己重新振作的事情，一些能让我依附的希望。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想起颁布特赦令。尽管凭我的良知来说，我并不需要赦免，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但我却不得已把自己看成一个在躲藏中等待宽恕的罪犯。除非得到特赦，否则我必须继续藏着。我的妻子会告诉你最初那几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