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
养父和表妹来告诉我马诺洛回来的消息时，我正躺在床上。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去了养父家。我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是二十六个月之前，那天我们逃到了马拉加外。看到他我激动地哭了起来。他非常瘦，脸色因为路途的艰辛而发青。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因为又见到了他，难过是因为我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哭着说道：“唉！你怎么回来了呢？你回到这里做什么？”我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想法——他们会对他做什么？我们该怎么把他藏起来？我感觉自己快疯了。他不能去自首，我们又不知道要把他藏在哪儿，也不清楚如果他们来搜查该怎么办……以前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他回来，我想过把他藏在马拉加。在城市藏身要容易一些。但我的兄弟姐妹不愿负这个责任……我从没想过能把他藏在这里，直到他出现。说实话，如果他没有回来，而是逃到了国外生活，我会很高兴。我迟早会去和他团聚，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免于这三十年来的痛苦。三十年，说起来容易，但要亲身经历……我的丈夫很镇定，虽然他对事情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是个没有警惕心的人。他总是从容地面对一切，好像没事儿人一样。我不是这样。如果我是他，我就算走也要走过边境，而不会回到这里。
那晚在养父家，我向他解释了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他们对他的同志——那些回来自首的人——都做了些什么。我会说：“听我说，他们是这么对待谁谁谁的。”然后告诉他名字。“唉，他们也会这么对你。”随着我不断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变得越来越沮丧，直到最后心灰意冷。他看出了我说的是事实，也终于明白了眼前的危险。他当然预料到了会受惩罚，但没想到这么严重，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可以，他们会除掉他，就像仅仅几天后他们对另一个返乡的人做的那样。他曾是这里革命民兵的领头人，也为共和军效力过。他回来的那天我在马拉加见到了他，我说：“你要去哪儿？”“去报到自首。”他回答，头上还戴着另一派的军帽。“把那东西拿下来。”我说。他以为自己还在另一派的地盘。“你为什么要去报到？”“我什么也没做，所以我要去米哈斯报到。”“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然后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告诉他，“别留在这儿，快走吧。”我话音还未落，村里的一些人就来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你好啊！”他们说，“看来你回来啦，你在这儿呢。”他回应道：“是的，我准备一会儿就回米哈斯。”他们告诉他：“很好，货车在外面等着你呢。”我和另几个卖鸡蛋的小贩也是坐那辆车回来的，他在车顶上坐着。他在广场刚跳下车准备往圣巴斯蒂安街去——他的家在那个方向——就被他们抓了起来。他的母亲甚至没来得及拥抱他，他们在路中央逮捕了他。两三天后他们把他带到了马拉加，他就这样被处决了。当我目睹事情的发生，看到所有人冲上去时，我感到内心一阵涌动。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把买东西的篮子忘在广场上就回家了，脑子里全是我的丈夫和他可能面临的遭遇。
但那天晚上，我们中只有我的母亲认为他应该去自首。她真是太无知了！“他们给了他通行证，这就是说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啊，”她说，“战争结束了，最坏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不是的，”我说，“如果马诺洛自首了，你就会明白最坏的还没过去。他不能去自首。”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能把他藏在哪里。“最好的办法，”她说，“他晚上而不是白天去自首，这样别人就不会看到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不能去自首，”我回应道，“我们现在要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后来当她看到发生的事情后，她说：“啊，你做得对。要是他自首了，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他。”
养父不希望他去自首。“就算你得躲在井里也不能去自首。”井里面！他怎么能藏在水里呢？你或许能在井里待两三分钟，但要住在那儿……然后马诺洛想了一个办法，他想起那个用砖围起来的碗橱。这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怎么做，是他做的安排。我心想，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假如结果不错，那很好；就算不行，我们目前的处境要更危险。
我和他的表妹第二天晚上弄好了那个藏身处。我们拿来一个锤子，砸开了被砖砌起来的碗橱，凿了一个足够大的洞让他出入。我找来一幅画，拿掉了前面的玻璃好让它不那么重，然后把它挂在了洞的前面。这样他就能在必要的时候从里面把画挂起来。我在里面放了一个儿童椅，这是唯一能容下的东西。我们在洞的下面放了一个抽屉柜，让他能站在上面爬进洞里。他会先站上一把椅子，然后踩在抽屉柜上比较容易地爬进去。没有谁会想到他在那儿，更不用说房间离街道这么近。这比试图把他藏在其他地方——比如乡下——要安全。我父亲的房子本来就太小，他迟早会被发现。藏在这里他离我很近，我可以照顾他。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不能离开，也无处可去。他不会考虑去山里和那些逃犯一起，那样更不利。那些人去那儿是因为他们做过坏事，一旦抓住就会被枪毙。他这辈子从没犯过罪，一向不喜欢违法的事情。虽然他是社会党人，但他不会犯法。有政治主张和做坏事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吗？有这些主张是一码事，干坏事是另一码事。如果他逃到了山里然后被抓，他会被指控那些逃犯的罪行，那样就更糟了。不，他不肯这么做。他宁愿去自首，不管结果有多么严重。
最初几个月对他来说糟透了，你能从他的气色和身体看出他受的影响。他变得非常憔悴和消瘦。从起床直到深夜，他不得不一直挤在那两面墙之间。睡觉的时候他的床在窗户下面，他必须小心地不弄出任何声响。咳嗽的时候他就把脸埋在枕头里。他在里面点了一根蜡烛，用来看些书，还有借光吃饭，这是仅有的活动了。我在自己家做好饭后给他送过去，把饭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点东西，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如果路上碰到邻居停下来和我说话，我不会进屋去。我会继续往前走，假装要去我的父母家。因为他养父的房子是一间旅馆，整天都有人进进出出，这意味着没有人会注意。不管怎样，我要确保没有街坊邻居发现我每天在同一时间去那儿。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惕，除了想着保证他的安全，给他做饭，把饭给他送去，我心里从来不装其他事情。
我去乡下或者马拉加办事时，他的表妹给他做饭。吃饭的时候他不从洞里出来，我把盘子递给他，吃完后他再把它们递出来。每次进房间我务必先让表妹把临街的门关上，让别人看不到我。一进房间我就把门关上，那扇门很薄。毫无疑问，百叶窗一直都关着。我会站着通过洞口和他说话，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到，就像在无声电影里一样。我会告诉他村里发生的事，让他知道存在的危险。有些日子我一刻也不逗留，因为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似乎很危险，有搜查的可能。但他们从没有来找过他，因为他们不相信他在这儿，他们以为他在马拉加之类的地方。
有时他很绝望——在那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不绝望呢？但他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设法逃跑会更不利。他必须忍耐并坚持。我从不怀疑他能够坚持下来，毕竟生命是美好的——太美好而不忍心将它放弃，不是吗？对我来说一样，我知道我必须经历这些，不然能怎么办呢？那段日子很难，非常难。但迫不得已的时候，你能做到境遇要求的一切。
他回来的那晚我把女儿带去和他见了面，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对我拜托照看她的表亲说：“小姨，昨晚我看到我爸爸了，还吃了巧克力……”的确如此，我想那晚我们确实吃了点巧克力。当时因为太晚她只醒了一会儿，但她记住了足够多的事。我回去的时候，我的表亲——她只有十岁，我出去干活的时候常托她照顾玛利亚——立刻告诉我：“你知道玛利亚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吗？说她爸爸回来了，还给了她一些巧克力。”“啊！”我说，“可怜的孩子，她一定是昨晚做梦了。我总是对她讲她的爸爸，好让她不会忘记。她肯定在梦里搞混了。”因为太小，我的表亲相信了我的话。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会产生怀疑。
表亲走后我立马把女儿叫到一边，问她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当时她还不满四岁，不记得见过自己的爸爸，直到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战争期间我常常带她穿过广场，她会在看到卢卡斯先生的时候——他是镇上的书记，我丈夫的朋友——指着他吃饭的小店喊：“妈妈，妈妈，爸爸在那儿。”我丈夫逃走的时候她只有十八个月。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她高兴极了，但我必须好好说她一顿。我对她说如果她告诉了任何人，她的爸爸就会没命，我们都得进监狱，国民警卫队会来抓我们。“妈妈，我再也不说了，绝对不会了。”表亲第二次来的时候，玛利亚告诉她那是她做的梦。那时我已经对她说了许多次她梦见爸爸回来了，连她自己都相信了。
那之后我没有再让她和他见面。我常常带她去养父家，把那幅画向上提一点，好让他能在藏身处看看她。但我不想冒险让她说漏嘴。我会在他看过一眼后马上把她带出房间。
每次去乡下收鸡蛋或者去马拉加卖鸡蛋时，我都恐惧不已。如果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来搜查，如果他们找到了他……从村里去马拉加的出租车上下来后，我立刻充满了警觉，留心人们有没有在看我。他们在我出门的时候抓住他了吗？人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出门做买卖时总是提心吊胆——既担心自己整天不在村里，一心只想回来；同时又担心回来的时候发现出事了。然而我不得不去马拉加做生意，因为这是我们维持生活的唯一途径。我丈夫逃走的时候留给了我五十比塞塔，我用这些钱做起了鸡蛋买卖，从农庄买鸡蛋到马拉加去私人家里卖。
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村里的人到处说国民警卫队有一种机器，他们可以用它找到任何藏着的东西。我信以为真地听进去了：他们有那种机器，可以放在墙上找出藏着的人。这让我害怕极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把那个东西拿来搜查，那就完了。这当然不是真的，他们没有机器或类似的东西。这不过是人们在随口制造恐慌。
有个人去警卫队军营说他看到我的丈夫在博瓦迪利亚下了火车，他们马上把我叫了去。我进军营的时候他正好出来。我什么都不承认。“如果他说他看到了我丈夫，他必须告诉你们他在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在自己家，可他并没有回去。”他们不断说：“他说他看到他了。”“如果他看到他了，让他告诉你们他在哪儿。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始终这么回应。他们只能放了我。我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因为被他们盘问而怒火中烧。
我当天就去找了那个人，想看他知道些什么。他似乎并不十分确定，只觉得自己看到一个和他很像的人下了火车。“好啦，他没有回这里来。既然他没有回来，说明你看到的只是和他长得像的人。”我说。“嗯，肯定是这样。肯定是有个和他很像的人。”他说。“回来的人很多，一定是另一个人。”“是的，”他说，“一定是其他人。”
他和警卫队都不能证明我的丈夫到达了马拉加。据他们所知，他可能留在了博瓦迪利亚或那附近。这个人没有进行告发，也没有签什么东西。如果他告发并能找到两个证人，他们就能逮捕我。不过他只是毫无说服力地抖出了一点信息。但这足以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因为它搅乱了一切。他们开始不断让我去军营接受盘问。当他们开始琢磨马诺洛的行踪时，这永远是最糟的。每次掌管营区的中士换人后，盘问就会再次开始。他们会欺压并传唤我，威胁要逮捕我。每次给新来的中士或下士施压的是那些政治党徒，是这些人想要找到他。几个月后，当中士无法从我这里有任何收获时，他们就会忘掉这件事。然后营区会来一个新指挥官，又一次开始盘问。没完没了。
但他们从来没有去养父家里搜过他。大约就在我丈夫回来的时候，一个叫加西亚的警卫队员给了我一点建议。他说我应该搬到和另外四五个女人一起住的房子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我把他藏起来了。他这样说了以后我立刻搬了家——当晚我就打包好仅有的家当，搬进了新找到的房子里。虽然人们都说加西亚是个坏人——我不会说他很好，但他对我很友善。我和他的妻子处得不错，她常让我在马拉加帮她带东西，我会时不时给她的孩子买点礼物。她经常通过另一个女人给我捎话，在我被叫到军营接受盘问的前一晚通知我：“明天他们会来找你，想给你制造更多麻烦。”
战争之前这位加西亚在这儿待过，他有亲戚在这里。1937年2月国民军占领村子后他回来了。因为了解这个村子和村里的人，最开始他被任命为代理指挥官。后来他们派来了一位中士，他就继续当一名普通警卫队员。从一开始他就对我很好。他知道马诺洛离开了村子，也从没找过我麻烦，来我家搜查的是长枪党的人。加西亚知道，革命期间我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参与过任何洗劫教堂和退职少校家的事。他知道我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责任。他对这里的许多人都不好，但在我看来，我没有什么关于他的坏话可说。
他常常在我被叫去军营的时候派一名警卫队员来接我，他就等在他的姑妈家，我会先去那里。然后他会告诉我怎么回答中士的问题。“你对你丈夫的行踪一无所知，你什么也不知道。你要一直这样说。”他的建议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总是坚持这样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什么，他们不应该再叫我去接受盘问。
他经常告诉我，他只因为一件事对我丈夫有意见，而他已经原谅他了。那天是战争就快爆发前的劳动节，警卫队试图制止一场示威游行。他说我的丈夫作为村长站在了示威者一边，和警卫队作对。但他已经为这件事原谅了他，如果再看到他也不会伤害他。村里的人会怎么对他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说。我没有质疑他什么，让他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如果他抓到了我丈夫，谁能断定他不会做出他说的那些村民会做的事呢？现在他死了，这已经不重要了。
等我做好去军营的准备时，他会说：“我们先走，你跟在后面，这样别人就不会看到了。”他的意思是，人们不会发现我又得跟警卫队去军营。
我搬到和其他几个女人一起住的房子里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找我了。当时肯定是八点半，我到军营的时候是九点。整个上午我都在那儿，至少待到了一点半，一直在接受盘问。总是那几个不变的问题：“马诺洛在哪儿？”“有人在火车上看到了他，你一定知道他的行踪。”“他藏在哪儿？”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那天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告诉他们他在哪儿，就要把我关进监狱。“你们可以审问我，可以把我关起来，想怎么样都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不知道。而且就算我知道，我也有责任不告诉你们。但既然我不知道，我也就不可能告诉你们。”我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话。当他们说要把我关进监狱时，我告诉他们：“你们不是这里的政治领导，没有权力让我进监狱。除非你们有签署的告发信和两个证人，说我知道我的丈夫在哪儿。除非有这些，否则你们不能抓我。”这让他们收敛了一点。我这样摊牌能让他们好好想想。他们试图用恐吓逼我说出他的行踪。每次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都很害怕，但一到军营，我就知道我能抵挡住他们的发难。我会对自己说，不管他们做什么，我都不会开口。他们可以把我关起来，可以枪毙我，但我绝对不会对马诺洛的下落吐半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