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经济本不应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目前经济政策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会中速增长的常态论（刘世锦，2011，2015a）。该派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自然该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因为东亚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然而，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中速常态之说的论据值得商榷，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
2.1-1 中速增长常态论的逻辑推理和政策主张
常态论这一派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律，经济增速自然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所以不必强行刺激，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刘世锦（2011）分析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少数国家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历史表明，部分国家或地区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迈向高收入水平，如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以及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也有部分国家不能跨越这个阶段，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和类拉美的东南亚国家。
常态论者还认为中国和一些东亚新兴经济体一样，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经济增速从8%进入中低速度。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这种观点的论述是，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较大，基数过大的话负担就会太重，一方面因为劳动力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因为自然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的约束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也会下降。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多国际元，按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在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甚至中速的转折时候，所以过去8%以上的高速增长就难以维持了。因此，常态论者认为从未来长期看，国民经济不会再拉到高速增长的格局上来，中国经济将进入常态化的格局，主张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保持这种7%及7%以下的中速度增长即可。
他们提出解决中国经济中速常态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特别强调中国要想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铺平道路（刘世锦，2014b）。常态论者提出有五个重点领域的生产效率需要提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率；打破基础产业的垄断，如能源、石油、铁路、电信、金融等；重视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企业兼并重组创造良好的外部体制、制度和政策环境；进一步开放，加快成为全球高水平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引领者。
2.1-2 对中速增长常态论的商榷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常态论观点有“两个论据、一个建议”。前一论据是，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的发展轨迹相似，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是一种经济常态；后一论据是GDP规模的基数已经很大，基数大速度就放慢，这是一个发展的常理。而政策建议就是，要提高生产效率。我们认为，这两个论据都需要讨论，因而，其对应提出的政策建议也需要商量。
从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结束时，无论是GDP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时间，都没有达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详见表2.1）。
表2.1 中国、中国台湾地区、韩国8%经济增长率年份各项指标的对比
首先，常态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达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低于8%时的水平，是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人均GDP。那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经济数据具有可比性吗？购买力平价理论是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提出的汇率决定理论，它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于它们单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例（杨长江、钟宁桦，2012）。使用购买力平价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居民支出和实际可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因此，采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两个经济体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用来比较两个经济体的实际规模则具有误导性（Gilboy、钟宁桦，2010）。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西瑟斯甚至认为，在任何时点使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GDP，都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德里克·西瑟斯，2008）。购买力平价反映国内购买力而非国际购买力。研究表明，市场汇率容易受到短期冲击的影响，因而常常与购买力平价汇率表现出不一致。并且从长期来看，市场汇率向购买力平价汇率收敛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是市场汇率，而非购买力平价汇率。所以，相比而言，一个经济体对外购买力的高低更依赖于市场汇率。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计算购买力平价时使用的一篮子货物中，食品、医疗等商品和服务占比较大，而这些多属于不可贸易的本地化产品，也无法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标准。因此，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中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失偏颇。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土地、房屋租金、货物运输成本等，有些已经与美国的水平相当了。一些在美国办厂的企业发现，在中国投资建设工厂以及运营的成本，相当多的已经与美国同样，个别项目甚至高于美国。这是中国资金向美国流出，以及一些外企公司向美国回流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用当时的汇率折算，中国从8%增速跌下来时，正处在人均GDP从5500美元向12500美元冲刺的阶段，而韩国和中国台湾从8%增速跌下来时的人均GDP分别是12094美元、14048美元，按实际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中国只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45%和39%。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发展轨迹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其次，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高增长时间不一致。前面已经讨论，以从8%速度跌下来为界，从现代化起步到高增长结束的时间看，中国比韩国短了9年，比中国台湾地区短了15年。如果按照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我们正好是处在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冲刺的关键阶段，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却减弱了下来。如果按照常态论者的观点，我们是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的发展轨迹，目前仍然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为什么我们的高增长时期短了十多年，提前十多年就进入中低速增长？
再次，中国经济呈现未富先老的症状。1952年和1955年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阶段。截至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多达2.2亿人[30]，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近2600万人[31]。据有关资料显示，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还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老年人口的高龄、失能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现象日益凸显，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5年估计在6000万人。人口老年化，其中一个经济含义是，一国产品中需要增加有关老年人的养老、医疗和照顾等成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其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加上年轻人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劣势，必定会削弱国民经济的增长动力。
对于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而使增长速度下降，常态论者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用GDP总量来衡量中国经济总规模，认为我们的经济基数已经很大。那么中国真的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了吗？虽然2011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排世界第二，但就人均GDP水平而言，我们仅排在全球第89位。再者，中国各省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分省的GDP总规模在世界上排位的话，也并不是每个省的经济规模基数都很大。从GDP的地理面积密度看，中国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要小得多，也说明不了基数已经很大而速度下降的论点。
只有人均GDP水平的不同，才能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在一国正常的每一发展阶段，因其消费结构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工业化处于轻工业先发展的阶段，从低速度增长开始，向中速增长转变；而进入重工业发展阶段时，资本集中和大规模生产，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拉升；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时，对居住质量的追求，汽车等消费的扩大，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8%左右的高增长速度。而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只有5447美元，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地区可能还在中期。从城市发展阶段看，2011年还有48.7%左右的人口在农村，如果考虑20%在城市的常住务工人口没有市民化，中国城市化至多到了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相当比重的人口并没有在城市中购置和拥有较为体面的住宅，汽车普及的比率也很低。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就进入了中速度增长阶段并会成为常态的观点，与经济发展阶段对增长速度的要求相悖。
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投资、消费、出口，称之为“需求侧”，与此对应的便是“供给侧”。实际上，供给和需求是一种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增加劳动力以至所有人口的收入，从而扩大劳动力以至所有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如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就能刺激消费，来平衡产能的过剩和新增的产能。常态论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的措施，更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更侧重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就是提高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32]
问题是，在人口相对收缩的格局下，其决定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竞争能力均下行，如果不通过补救和替代思路改善和扩张需求侧的萎缩，而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少投入和多产出方面发力，结果只能是供给更加过剩。如果效率只是资本的利用率提高，产生的效益大部分归资本所有者，而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资本密集而就业的减少，失业率上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能得到改善，则供给增多与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会使生产更加过剩。
我们可以看出，简单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增速下行阶段的说法，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人均GDP5500美元向高收入冲刺的关键阶段，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维持8%高速增长的时长，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大体短了9年和15年。可以说，常态论学派还没有理清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特殊、内在和根本的症结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