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增速下行不是外因所致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另一派观点是外因论，他们认为200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波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成因（林毅夫，2015）。这里，我们认为外因论者也没有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因而其政策建议也需要讨论。
2.2-1 增速下行外因论的逻辑推理和政策主张
外因论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还特别强调政府可以依靠城市化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阻挡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外因论者认为，根据世界银行近年公布的数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往年有所下滑，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主要是国际经济疲软造成的。外因论者分析认为，一直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但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一直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前，其一直保持3%—4%的增长速度，但从2008年到现在再没有恢复到这个速度。此外，按照一般规律，金融危机后增长会有5%—6%的反弹速度，美国也一直没有出现这种反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要放到全球环境背景下看，美国、日本、欧元区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中国的出口主要面对这些国家，肯定也会受到影响。[33]
外因论者还特别强调可以依靠城市化和短期经济政策刺激来弥补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以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他们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将达75%，因此，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的时间。以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例，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占美国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间7.6%—9.2%的增长速度。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平均每年保有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维持8.6%的增长；中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实现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保持7.6%的增长。以此类推，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是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1%，中国与上述国家、地区同是东亚经济体，它们既然能够实现20间高稳速发展，中国也未必不可能实现。因此，外因论派认为，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还有20年的时间，每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林毅夫，2014，2012）。他们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当推进城市化，并进行需求刺激的政策，来平衡外部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林毅夫、玛雅，2013）。
2.2-2 对增速下行外因论的商榷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还是因外部波动所致？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政府总是要以问题的成因而采取措施。如果成因判断有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会差之千里。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洲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引致的全球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造成了中国出口的困难。然而，如果中国经济主要受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二者的经济起伏应该是同向的，但数据事实却是反向的。虽然欧美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好转。美国GDP实际增长率已由2008年的-0.3%、2009年的-2.8%，逐步恢复到了2015年的2.4%；欧盟经济也从2008年的0.4%和2009年的-4.5%，恢复到2016年的1.9%，改善许多。中国经济在欧美最差的2009—2011年，却实现了高速度增长，而到了欧美经济复苏时，则一直在下行。因此，很难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是欧美经济不景气的外因所致。
实际上，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动荡之间互为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贸易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12.2%的大国，进出口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人口过快地少子化和老龄化，直接导致制造产业成本上升，抑制了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增长。货物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的25.7%下降到了2016年的-7.7%。其次，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住宅需求趋于饱和和过剩，关联地使得国内建材、房地产、家具家电等产能过剩，致使中国对国际商品的需求也减少，货物进口增长率也从2007年的20.8%下降到了2016年的-5.5%。中国进出口的变动无论是对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对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外因论者认为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因此我们要依靠内部发展，即城市化和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中国经济，以保持长期的高增长。实际上，中国迁移人口进城并实现市民化的比率很低，而且2008年我们就进行了强刺激，结果导致产能和住宅存量更加过剩。
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流向存在明显的“青出老回”，或者在城市中漂泊，而没有市民化的现象。由于城镇中的户籍、住宅、教育、社保等体制的半歧视，进入城镇的农民并没有能较为永久性地进入，他们达到劳动年龄时从农村进入城镇，老了失去工作能力时，又从城镇回到农村，有的因土地变更、技能专业、生活习惯等原因，不能或者不愿意再回农村，而在城市中漂泊。中国城市化特有的流程和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由于体制不同，不能与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简单相比较。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1950年起有两段截然不同的变动过程，一是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以及人口迁移管制和户籍城乡分割体制，二是从过去的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村人口可以到城镇务工和暂住的体制。人口流动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地方财政体制等等，与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很大，今天的经济运行、结构和增长之后果，带有深刻的体制和政策等历史原因。
1978年以后的中国虽然向市场经济转轨，虽然在逐步放开人口流动，允许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务工，实行临时居住制度，特别是最近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仍然存在许多差异：第一，有了暂住证和临时在城市及异地居留的人口制度，虽然放开了劳动力的流动，但是没有彻底放开户籍管制，还是存在着城乡户籍的分割，是一种半管制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制度。第二，教育等公共服务是不平等的，农民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其被征用的土地增值和其辛勤的工作，为城市积累了利益和资产，但是，其子女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公平的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第三，社会保障方面，进城农民工在异地的养老金划转和接续存在障碍，许多企业没有给农民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金，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不能与城市的医疗保障体制相接轨，农村养老标准和城市养老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使农村老年人口无法在城市中生存。第四，虽然在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复杂的集体土地承包体制，使想进入或者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通过简单且容易操作的产权交易或者其他流转的方式，退出土地和退出农业。特别是由于户籍制度对人口向城镇迁移的管制，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年轻时没有成为城镇市民，现在已经50岁以上了，应该城市化时没有市民化，在未来也不可能再成为城市化的人口，也即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错过城市化人口。据我们的计算，2016年农村中有近1亿人的规模，占到总人口的5.6%。也就意味着农村人口中，至少有5.6%的人口不可能再城市化，即使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中国的城镇化率也难以达到75%或者85%的水平。城市化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比想象的要大打折扣。
由于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城镇中房价太高，在务工城市和其故乡周边城镇中能买房的比例较低，农民进入城镇，以住宅建设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相比以此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就要大打折扣。能够使80%以上进入城镇的农民，有自己产权的住宅，不再租房漂泊，青出老回，是他们得以成为市民的基础。然而，农村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来看，进入城市，到城镇买房特别是在工作地买房，从购买能力上看，大部分人难以承受。
在大量农民购买不起城镇开发的住宅的同时，城镇住宅建设和供给规模与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低增长的人口相对应，已经严重过剩。截至2016年底，包括年底待售的，城镇共有3.56亿套住宅，每户如果住3.5人，可以居住将近12.6亿人口。如果加上2016年在建和新开工的住宅，全部建成，将有4.26亿套住宅，可以居住14.91亿人口。从有关的数据看，2016年城市（包括县城）的3.56亿套住宅中，农民和农民工人口购买了2420万套，库存653万套，城镇户籍居民居住和投资拥有的住宅总量为32524万套住宅。按照城镇市民人口占总人口41.2%计算，城镇居民57153万人，除去4%的集体户居民2286万人，并按每户平均3.1人计算，有17699万家庭，则每户城镇居民平均拥有1.84套住宅。
可以看出，中国在地方政府买地财政的推动下，地价房价快速上涨，投资渠道狭窄引致集中投入追涨房价，导致这样一些问题：住宅供给速度快于市民化的城市化，供给规模远远大于城镇中有购买能力人口的需要；政府炒高房地价格以获得更高土地的收入，而不断上涨的房地价格，又使住宅被当做投资增值盈利品；住宅在居民中的分配和拥有严重不均，即使在21%的多套房城镇居民中，拥有的套数，也存在着不均，可能少数的城镇居民有数十套甚至百套以上的房产。未来老年人口死亡率提高，遗留的房屋越来越多，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恢复缓慢，甚至不能恢复；而房地产税的开征，将大大降低多套房居民的房产持有数量，房价长远期低迷下行已成定局。加上“互联网+”对实体商业、金融、物流的线上整合，非住宅的房地产需求也将下降，供给也会过剩。因而，市民化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而物的城市化已经大大超前，房地产投资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再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因论的两个观点也经不起推敲。首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表面上是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导致，但后来却是受本身内需不足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进口需求减少又同时影响世界经济增速。其次，虽然中国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1.2%，但是城镇中的住宅产业却严重过剩。如果不彻底改革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现在城市化基本上已经中断的格局，加上还有不能再城市化的错过城市化人口，不可能再有较明显的通过农民进城来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力量，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因城市化而高增长15—20年的断言可能不会成为现实。未来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在于消化一部分过剩住宅存量，通过改变一定规模人口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盘活农村和城镇的未利用资产和劳动力，来获得经济增长的需求和要素投入及利用动力。
根据上述分析探讨可知，这两种主流观点都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相关政策建议的有效性需要讨论。我们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要从“人口”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架去探寻。目前，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蔡昉（2014）对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他曾指出2004年是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即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而2013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人口红利的消失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因为人口总量、增速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影响（Cai and Wang，2010；蔡昉，2013）。他还指出，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理论上缺乏一致性认识，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蔡昉（2010）尝试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10）。
不过我们认为，要想更深入地厘清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关系，还得同时从中国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入手。一方面，中国实行了长达近40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增速放缓，落入人口坑陷阱，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和老年化，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劳动力优势锐减以至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消费呈“排浪式”衰退，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等等（张弥、周天勇，2015）；另一方面，中国流动人口城市化存在诸多障碍，如户籍限制、购房压力大、教育和医疗等制度的不公平，以至于出现严重的“青出老回”和在城市中漂泊的现象，即年轻力壮时进城务工，待到年老体衰时再回到农村，或者在城市中游荡不定而没能成为真正的市民，这种人口半流动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城市消费、农村消费、资源闲置等方面引发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周天勇，2015）。据我们的推断，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基础的原因应从人口生育管制和流动干预来解释。因此，本书后面章节将主要围绕人口问题，即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结合人口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以及土地住宅等财富及收入向城镇和向上集中流动、城乡收入差距、税费负担太重、企业经营高成本等因素，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描绘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逻辑路线，并在下一本《中国走出经济下行》中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