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社会资本

男人和女人都想从他们的家人、朋友、同辈或者其他人那里获得尊重、认可、名誉、接受和权力。消费和其他活动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社会成分因素，部分是由于这些活动是在公众场合发生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就餐的餐馆、邻居、学校、阅读的书籍、政治观点、食物或闲暇活动时，都会考虑让他们社交网络中的同辈和其他人感到满意。

我试图通过社会资本存量（用S表示）这一变量，将别人的影响对个人效用所起的作用引入到效用函数中来（参见Coleman对社会资本做的具有先驱意义的分析，1990）。由于社会资本包含了社会环境效应，因此，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不是由他自身的选择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相关社交网络中同辈的选择。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2]，即个体i的下期社会资本等于i的社交网络中所有人对社会商品的消费量加上i当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中未被贬值而剩下的部分。更一般化的公式是将领导者和跟随者在社会资本方面的投资加以区分（参见Becker and Munphy，1994），并且它不一定是他们行为的加函数。

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提高或降低效用。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同辈的压力之下被迫吸烟或加入一个暴力团伙，那么他的效用将会降低；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在盗贼试图入屋偷窃时可以得到邻居的帮助，那么这个家庭的效用将提高。个人的社会资本对他人行为的依赖性可以产生重要的外部性。如果同辈们大量酗酒并迫使某人加入酗酒的行列，那么同辈们的酗酒行为将成为这个人的一项成本。同样地，邻居们对犯罪行为的高度警惕将给邻近社区内的每个人都带来好处和收益（参见Coleman，1990：249-260）。

社交网络一旦确定，人们基本上就失去了对社会资本生产的控制，因为社会资本的生产主要是由同辈和其他相关的人的行动所决定的。如果个人的社交网络由许多人组成，那么个人的行动对他的社会资本的总投资量［见注释[2]　中的式（1.3）中的X］将很难产生影响。因此，与个人资本或想象力资本相比，人们对其社会资本的控制力要弱得多。

但是，尽管人们并不能对其社会资本施加过多的直接影响，他们还是可以施加较多的间接影响，因为他们都试图成为社交网络中能使自身受益而不是受损的一员。著名的人类学家Mary Douglas说：“真正的选择是……对伙伴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1983：45）Thompson, Ellis和Wildavsky也认为：“理性的人们支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是否理性取决于生活的方式……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其行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理性的行动集。”（1990：98）社交网络的这一内生性使社会资本具有一种提高而不是降低效用的趋势。

另外，可行的选择往往会受到市场价格及其他条件的制约。一个在学校的十几岁的少年对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几乎别无选择。黑人与白人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以及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均衡隔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个人所能控制的市场及其他力量决定的。

个人社会资本的增加，一方面会提高他对具有资本补足品性质的商品及活动的需求；另一方面会降低他对具有资本替代品性质的商品和活动的需求。尽管从偏好的角度看来，普通耐用消费品的储存和购买通常互为替代品，但是社会资本和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却常常具有很强的补足品性质。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所以沾染上抽烟、参与暴力团伙、忽视学习等恶习，主要是受到朋友抽烟、是暴力团伙的成员和无心上学的影响。个体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仿效别人的目的而去支持家乡的足球队和棒球队，或者去购买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时髦书籍，比如Stephen Hawkings的《时间简史》（参见Max，1992）。

在某一较大的社交网络中，若只给予某个体某种激励，让他去改变投资于社会资本的量，那么这对于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个体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因而，即使该个体的投资和社会资本存量从偏好的角度上看互为补足品，然而受到影响的该个体的投资量也仅仅因此而改变了少许。举个例子，如果某一个体放下手中工作的话，她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打网球，但是如果其他工友没有额外的闲暇时间去打网球，那么他花费在打网球上的时间也不会增加很多。

然而，如果同一社交网络中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受到了影响，那么社会资本的投资量将会大大改变。假设人们打网球的欲望取决于有多少其他个体参与这项活动，并且随着网球场数目的增加，打网球的成本会下降。给定一个初始的网球参与者的数量，那么在开始的时候，网球参与者的数量可能仅仅增加了一点，但是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其他人对打网球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加。打网球的欲望和参与网球活动的人的数量之间存在着互补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互补性会使得人们更多地参与网球运动，要么急剧地增加，要么趋向于一个新的、可能是更高的水平。

在图1.1中，横轴表示某一典型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纵轴表示社会资本的互补投资额。初始的均衡点所对应的资本存量为S^*，投资额为X^*，图中的曲线B₀由个体的偏好所决定，它表示以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为自变量，以个体的投资额为因变量的函数。当整个社交网络的所有成员都受到某种变化的影响，比如投资成本的下降改变了人们的投资欲望，并使得曲线B₀向上移动到B₁，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投资额也仅仅是从X^*增加到X₀。但是投资额的增加导致了下期资本存量的增加，又由于投资额与资本存量之间的互补性，资本存量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了投资额。随着时间的变化，投资额与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直到达到新的均衡X₁和S₁，远远高于初始水平X^*和S^*。

由于投资额与资本存量之间的互补性，从而导致了多个均衡点的出现（如图1.2所示），在这种条件下，消费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会更加显著。在满足曲线B₀所表示的投资额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的条件下，有三个可能的均衡点：在S=0处，S=S⁰处及S=S^*处。在这三个均衡点里面，只有第一个和第三个均衡点是稳定的。在S⁰处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即使资本存量稍稍低于S⁰，那么资本存量最终也会下降到零；即使资本存量稍稍高于S⁰，那么资本存量最终也会增加到S^*点。

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行为也许十分不稳定，对集体的不大的冲击也会产生敏感的反应。即使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最终也会对这种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吸毒与否，努力学习还是无心学业，往往是由家庭背景方面的微小差别所导致的。在图1.2中，毒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降低人们投资的欲望，使得曲线B₀向下移动到曲线B₁，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毒品的使用量仅仅由X^*下降到X₁，但是渐渐地，毒品的消费量会快速下降，直到社交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再吸毒为止，也就是图中表示的由S下降为零。

如果社会资本的形成还取决于人们的习惯，那么对普遍变化的反应会更加强烈。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所以吸毒，一部分原因也许可归结为他以前就吸毒；另一部分原因也许可归结为他的朋友吸毒。在起初的时候，毒品价格的下降可能仅仅刺激了毒品消费的少量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而增加毒品的使用量：最近他们使用了更多的毒品，以及他们的朋友也使用了更多的毒品。在毒品的使用问题上，习惯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毒品的使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对毒品的深度上瘾或者对毒品的敬而远之（参见第6章）。

文化

文化与传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和偏好，它通过家庭、同辈群体、种族群体、阶级和其他群体一代一代传下来。Clifford Geertz曾经说过：“我们不应把文化看做是具体行为模式的复合体，而应看做是一套行为的控制机制——包括计划、配方、规则、指令…… ”（引自Elkins and Simeon，1979：129）与其他种类的社会资本一样，文化会随时间而变化，但是变化很慢——大体说来，文化资本的贬值率之所以小，原因在于这些“控制机制”并不容易被改变。

个体对文化的控制要弱于对其他社会资本的控制。个体不可能改变自身的种族、人种或家族历史，并且在改变他们的国籍或宗教信仰上也有困难。由于改变文化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且文化的贬值率很低，所以对于个体的整个一生而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定的”。

文化对偏好及个体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反过来，行为对文化的影响却十分微弱。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对商品的偏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犹太和伊斯兰教忌讳猪肉，而中华民族和其他文化则崇尚孝道。对比文化对偏好的影响与个人资本或其他种类的社会资本对偏好的影响，经济学家对商品偏好是固定和稳定的假设似乎对前者更为适用。

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选择的空间，这种观点走得太远了。经济学家James Duesenberry曾经就我所提出的“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而社会学是关于为什么人们没有选择的科学”（1960：233）这一观点进行过评述，在评论中就体现了上述观点。人类学家Mary Douglas也认为，人们会对总的生活方式作出基本的选择。在每一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会对个人资本的类型和数量作出选择。对Mary Douglas的这一观点，我在前面曾作过引述。

可持续的文化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选择及其个人资本。因此，如果个体的行为是习惯性的，那么在没有对不合作行为采取惩罚措施的条件下，合作行为会更容易持续下去（参见Becker and Madrigal，1995）。因为如果个体的行为具有习惯性，并且如果他们过去是一直合作的，那么即使他们之间不合作可能会比合作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也会继续彼此之间的合作行为。

有关共产主义的事实给文化对行为的统治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反例。许多文化体，包括中国、俄罗斯、中欧、非洲和拉丁文化，都曾尝试通过共产主义配方构建自身的经济结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西方国家中存在的自私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共产主义能够重新引导工人和消费者更多地关心国家的福利，而更少地关心个人的福利。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的因素，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报酬并不与人们劳动的勤奋程度挂钩，无论文化的主流如何，人们无一例外地愿意选择少劳动，而且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形成习惯，因而许多人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Sen认为，应该将建立在“个人福利”基础上的效用与包含“对偏好的先后顺序划分等级，从而表达我们的道德评判标准”的“承诺”加以区分，通过这种区分，将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引入到行为分析中来（1977：337）。Sen把对个人福利等级的划分称为“亚划分”。我在第6章和第10章中所使用的“亚偏好”概念与Sen的含义有所不同，我只是将它作为描述式（1.1）所表示的扩展效用函数的另一种形式。

在本书的讨论中，道德及文化评判对选择的影响是通过对包含在单个扩展效用函数中的个人与社会资本的影响实现的。二阶亚偏好等级能帮助我们解释行为之下所包含的道德评判，这似乎是Sen引入亚划分概念的目的所在。然而，我认为更高阶的划分对于行为的理解是不必要的和无用的，因为与其他决定效用和偏好的因素一样，伦理和文化对行为的影响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对价格和成本的考虑会影响对伦理及道德的选择，如是否采取诚实的行动，这种影响与价格和成本对个人商品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