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个人资本

当前的行为可能会增加未来的个人资本，或者也会由于过去行为的影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贬值”而使得未来的个人资本随时间变化而下降。下期的资本存量等于当期形成的个人资本加上当期未贬值部分的资本。^[1]

这个公式（1.2）（参见注释[1]　）可用于灵活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行为。例如，投资行为可能是由吸烟、上教堂或打网球所决定的，因为这些消费行为增加了习惯性资本的存量，少年时期遭受虐待和其他经历可能会通过影响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资本积累，从而左右一个十余岁的年轻人及其成年后的选择。离婚、失业、广告和其他经历也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人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一个人的选择。

本书假定，有远见的人认识到，他们现在的选择和经历会影响将来的个人资本，将来的个人资本又会直接影响将来的效用。因此，当前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它们对当前效用的影响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它们对将来效用的影响程度。

如果个人资本能够增加效用，那么对能增加将来个人资本的商品和经验的需求就会受到激励；相反，当个人资本会减少效用时，这种需求就会受到抑制。例如，吸烟损害将来健康的事实自1960年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从而导致了吸烟需求的大幅下降。吸烟需求之所以能从一开始的小幅下降发展到后来的大幅下降，是因为吸烟行为具有习惯性，并且同辈朋友比以前少吸烟的行为也会对一个人的戒烟行为产生压力。许多人之所以进行慢跑和参与其他锻炼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体育活动能提高他们享受生活的能力。

对个人资本进行投资会增加个人资本的积累，但是个人资本方面的变化也会对增加投资的行为的动态需求产生影响。在式（1.1）所表示的扩展的效用函数中，如果增加的个人资本和投资行为是扩展效用函数中的个人资本的补足品，那么个人资本的增加将会刺激对投资活动的需求。因为，个人资本的增加会提高这些活动的边际效用（对此问题的详细分析会复杂得多，具体可参见第3章）。

这些互补性对于理解习惯性的和成瘾性的行为显得尤为重要。“增强效应”（reinforcement）作为成瘾性行为的一个定义特征，是指目前增加某种药物或其他商品的使用会引起将来对这种商品的需求的增加。用消费理论的术语来讲，“增强效应”意味着过去的消费品和现在的消费品是互补品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消费的成瘾性商品和成瘾性资本二者是互补品。

习惯性行为中的这种互补性和增强效应，有助于解释一些生活中的现象，例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习惯于短时间内大量吸烟的人对吸烟会有极强烈的渴求；为什么一个习惯于以玉米片作早餐的人会增加对这种作物的未来需求；为什么曾经说谎和有暴力行为的人会加强说谎和暴力犯罪的倾向；为什么耄耋老人仍然坚持储蓄；为什么在宗教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成年后会更有可能信奉宗教；或者为什么与妻子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会对妻子产生如此之大的依赖性，以致妻子死后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沉重的打击。

我们再考虑一个政治学上称之为“现状的统治”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废除业已生效多年的社会规范和其他公共政策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中受益的人还是从中受损的人，他们都已经为遵守这些政策而调整了他们的习惯和态度，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都会认为遵守这些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改变已经生效多年的政策通常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

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人类是习惯的动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经说过：“道德上的美德……是通过习惯形成的”（Nicomachean Ethics，1962，Ⅱ．Ⅰ．33）。Adam Smith也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爱部分原因是出于习惯：“除了他自己，他的家庭成员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他最热切关心的对象，他更多地会出于习惯而去同情他们。”（Smith，1976，Ⅵ．ii.12）

我相信，习惯性行为之所以渗透到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习惯在人的个性特征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具有相当优势。因为只要习惯还不是太强大，那么它们不仅都具有社会优势，而且同样具有个体优势（参见Becker and Madrigal，1995）。正是由于习惯性行为的重要性，我在本书中对习惯性和成瘾性行为的形成给予极大的重视。

个人通过对决定未来效用和偏好的个人资本存量施加控制，来引导他们自身命运的方向。因此，如果“偏好”不是指商品和资本的扩展效用函数，而是指经济学家通常考虑的、仅仅由商品本身决定的（次）效用函数的话，那么个人实际上就要选择他们自身的偏好。

例如，一个害怕和讨厌男人的妇女，可能是由于在孩提时代遭受性虐待所造成的，她可能会试图通过接受心理治疗和采取其他行动来改变她对男人的态度；或者她可能决定继续保持态度并仅与女性交往。无论是哪种情形，她都是以早期所遭受的性虐待和其他少年时代的经历为条件，决定她对男性和女性的将来的态度的。

当然，人并不是万能的，当人们试图影响其未来偏好时，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行为有远见性的假设并不是指对未来完全的预见，或者甚至不是对未来事件出现可能性的精确计算。我们宁愿说，它仅仅意味着人们尽最大的可能来预测他们现在的选择对将来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使人们不满现状的，不仅包括人们无法控制的少年时代的和其他不愉快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在现在的口味选择上犯错误所产生的后果。

一个年轻人之所以酗酒，往往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他会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Orphanides和Zervos（1995）对是否上瘾存在不确定性的最大化行为提供了一个学术性的分析］。当然，如果事实证明他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并且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沾上酒瘾，那么他将对青年时代的酗酒行为感到后悔。他可能会下定决心参加戒酒协会和用其他方法来克服酒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的偏好突然改变，变得酷爱喝酒，那么继续酗酒却可能是能使他的效用达到最大的最优选择。

一个妇女可能最终会对她去精神病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的行为感到后悔，因为她仍然讨厌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和其他关系。在某个时间，她可能甚至会停止治疗并彻底改变她的行为，而从其他女性那里寻求伙伴关系。

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往往是人们仅能部分地控制自身命运的一个原因。父母对孩子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孩子成长的初期，而孩提时代的这些经历往往对他们成年后的偏好和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如果孩子的父母是勤劳的、关心子女的，那么这些孩子成年后通常会比父母有虐待倾向和吸毒倾向的孩子更勤劳和更关心自己的子女。

从少年时代起，我们的偏好形成就不仅受到父母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公司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远远超过1 000亿美元，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影响个人资本来改变人们对产品的偏好。广告和“宣传”是十分有效的手段，学校和传媒可以此对人们的价值观和其他态度产生影响，政府可借助它引导人们的选择（例如可参见Lott，1990）。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尽管税后的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但是在劳动大军里出现了妇女和其他群体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这里面部分的原因可归结为政府对爱国主义的宣传（参见Mulligan，1995）。

当然，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受人操纵的木偶。即使是看起来“很可爱”和无助的小孩，也会学着如何让他们的父母感到内疚，并且作出其他令父母会对他们好一些的表情和行为。大人对令他们感到强烈厌恶的广告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只有在获得相应补偿的情况下，才会去面对降低其效用的其他行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第10章）。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都学会了忽略或减少无处不在的政府极权主义宣传的影响。

贴现未来

经济学上通常有这么一个假设：尽管不同的个体之间会存在差异，但未来效用的贴现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变的和固定的。对于研究问题来讲，这个假设是一个很好的初始简化，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贴现率会随年龄、收入、教育和其他个人特征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或者为什么对同一个体而言，贴现率会随时间而变化，即为什么当一个人从懵懂少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贴现率会出现变化。

在决定当前选择的过程中，个人在未来效用上所给予的权重取决于他对未来效用的预测。尽管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因素，但是个人预测未来效用的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参见Rogers的有趣分析，1994）。通过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商品，人们可以创造出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预测未来的个人资本，从而改变他们放在未来效用上的权重。

几百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人一直认为，由于人们在预测未来上存在着困难，因此绝大多数人会低估他们的未来效用。这种看法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通过训练，人们还是可以减少甚至有时候完全克服这种低估的倾向。本书的分析允许部分通过花费时间及其他资源去生产“想象力”资本，从而使人们可以更偏好未来的效用，使现在和将来效用的折现价值达到最大（参见Becker and Mulligan，1994）。

人们之所以选择接受更多的教育，部分是由于教育似乎能提高他们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父母教育他们的孩子，要意识到他们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参见Akabayashi研究在未来的权重放置问题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1995）。吸毒和酗酒部分是通过降低人们预测未来后果的能力，从而降低其效用的。宗教信仰通常会增加人们对未来效用的权重，尤其是当这种宗教信仰预示着一个诱人的来生。

想象力资本不仅会影响人们未来效用的贴现率，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当前和未来的选择，来改变人们对商品的偏好。如果某人把更大的权重放在当前选择的未来影响上，那么他很有可能去从事那些能提高未来效用的活动，甚至有时要部分地牺牲当前的效用。这种人不大可能会对诸如毒品、酒精以及香烟等有害物品上瘾，他们更有可能坚信来生的存在，并养成诸如锻炼身体和准时上班的良好习惯。结果，更注重未来的人通常会养成能产生有利于未来影响的习惯性偏好和其他偏好。

我假定，个人是在这么一种框架中选择他们的贴现率的，即偏好在时间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前后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知道从现在向未来的过渡期间将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在当前所希望作出的未来选择与未来实际作出的选择是完全一样的。很显然，对偏好前后一致的假设并不是对实际行为的文字描述，同时也没有必要去解释人们的内生性偏好，但这一假设却是对行为研究的一个十分有用的简化。

我相信，尽管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假设，成瘾性行为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对同一个人来说，它是自身存在多重自我相互冲突的结果（参见Elster，1984；Schelling，1984b，以及Posner，1995），但是即使是诸如大量吸烟或酗酒等极端的成瘾性行为，其实也还是具有某种前瞻性的，仍然可以看做是前后一致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可参见第3章和第5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出现前后不一致，仅仅是因为在个人资本存量方面的变化，这一点过去被忽略了。行为的前后一致性假设，将把冲突的分析重点放在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之间这一更重要的冲突上，而不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的多重自我形象的冲突。对这种不同个人和组织之间冲突的分析可参见第10章、第11章和第12章，以及参见Becker和Madrigal的著作（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