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1488年：我们路过了大明的江南风烟

公元1488年，一个朝鲜文官崔溥，在返乡奔丧的路上，因海上风暴而从今天韩国济州岛一路漂流到今我国浙江省三门地区登陆。在经历海难、海盗以及被误认倭寇、澄清身份等麻烦之后，崔溥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受到当时明朝皇帝弘治对他的赏赐，而后拿着封赏从辽东经陆路回到朝鲜。后来崔溥奉朝鲜成宗之命写了一本日记体报告，这便是《漂海录》的由来。

时光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带走一切，又在夹缝里留下蛛丝马迹，让人欲罢不能地去探求那些历史真相……

旧日江山，风貌殊异，故人不存。

如今我们之所以还能看懂这本公元1488年的日记，是因为崔溥本就是用中文写成的（反倒是韩国人看不懂）。并且作为科举出身的文官，崔溥的文史知识相当丰富，他虽然没有到过苏杭等地，但是对于沿路所见的典故了如指掌。

一般来说，世界关于中国的游记，最有名的莫过于《马可·波罗游记》，但是马可·波罗是否真到过中国的问题在学界颇有质疑，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喜欢记录历史的文明国度，却没有多少史料留下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其次是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代则有策彦《入明记》，但是他们的书的特点都是宗教感大于世俗感。而本身是文官出身的儒士崔溥，他所写下的《漂海录》就显得可亲可爱许多了。

当时朝鲜与大明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朝鲜和大明国都都在北方，所以山清水秀的江南对于当时的朝鲜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崔溥可能是第一个到达江南的朝鲜人，所以对他而言，他是来到了一个他前半生在书里读到过无数次却做梦也没想过真正会置身于此的世界，更是当时朝鲜渴望模仿的世界。所以崔溥记录、探究的也正是如今的我们所渴望得知的。不同的是，他与当时的大明朝相隔的是空间，而我们则相望于时间。

崔溥走到了朝鲜人不曾到过的江南，而我们却永远也走不到那时的大明。

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

对于崔溥而言，大明的江南是新奇的；而对于大明江南的官员来说，崔溥同样是值得探究的。一开始他被误认为倭寇，所以《漂海录》关于大明的记录是从浙江沿海官民的海防开始的。

臣从其言，率从者登途而行。则里中人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前途有闻铮鼓之声者，群聚如云，叫号隳突，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前里如是，后里又如是。行过五十余里，夜已央矣。

……

良久，又有一官人领兵拥炬而至。甲胄、枪剑、彭排之盛，唢呐、哱罗、喇叭、铮鼓、铳熥之声，卒然重匝，拔剑使枪，以试击刺之状。臣等惊骇耳目，丧魂褫魄，罔知所为。官人与许清整军威驱臣等，可三四里，有大屋舍缭以城郭，如关防然。问之则乃杜渎场，见桃渚所，或云批验所也。城中又有安性寺，止臣等于寺，许留宿焉。臣问其官人为谁？则有僧云：“此乃桃渚所千户也，闻倭人犯境，领器械以备于此。因许千户之报，率兵往驱你辈以来。然未知你心真诈，明日到桃渚所将讯汝。”

如此训练有素、严谨整齐的布防，可以想见当时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侵扰到了何等地步！

有趣的是崔溥提到的“桃渚千户所”如今在浙江当地仍有保存，并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几百年的历史中遭受过毁坏，但是依然保存了明代的风貌。桃渚城内格局也依然是大明遗存，十分难得，也是我国仅存不多的明代抗倭文物保护单位了。

不同于倭寇，崔溥这个来自藩属国的文官处处要求自己和随从显示“礼义之国”的风范，甚至到了令人感到迂腐的地步。

又曰：“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且或于里前，或于城中，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

……

因曰：“汝邦屡岁朝贡，义有君臣之好，既无侵逆之情，当遇以礼。各宜安心，勿生他虑。转送赴京，遣还本土。急促行装，不许稽缓。”即馈以茶果。臣即做谢诗以拜。把总官曰：“不要拜！”臣不知所言，敢拜之。把总官亦起，相对答礼。

正是他所表现出来与倭寇迥异的仪态，才令他一行人不至于真的被当作倭寇。当他被大明官员调查清楚是朝鲜人以后，便被赠物关怀，一路护送上京。那句话怎么说的，对待敌人要如秋风扫落叶，对待友人要如春风化细雨。那时的朝鲜，那时的大明，还有那时的日本，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崔溥的所述经历中一目了然。

朝鲜，仿佛是一个缩小版的大明，却并不是另一个大明。

正是由于盘问的存在，让我们可以从《漂海录》里了解到当时的朝鲜以及作为朝鲜人的崔溥对于两国关系的认知。

又问曰：“汝国地方远近几何？府州几何？兵粮约有几何？本地所产何物为贵？所读诗书尊崇何典？衣冠礼乐从何代之制？一一写述，以凭查考。”臣曰：“本国地方则无虑数千余里；有八道，所属州府郡县总三百有余；所产则人才、五谷、马牛鸡犬；所读而尊崇者，四书五经；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兵粮则我以儒臣未曾经谙，未详其数。”又问曰：“汝国与日本、琉球、高丽相通乎？”臣曰：“日本、琉球俱在东南大海中，相距隔远，未相通信。高丽革为今我朝鲜。”又问曰：“汝国亦朝贡我朝廷否？”臣曰：“我国每岁如圣节、正朝贡献愈谨。”又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

又问曰：“你国尊何经？”臣对曰：“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技。”又曰：“你国亦有学校否？”臣对曰：“国都有成均馆，又有宗学、中学、东学、西学、南学；州府郡县皆有乡校，又有乡学堂；又家家皆有局堂。”又问曰：“崇尊古昔何圣贤？”臣曰：“崇尊大成至圣文宣王。”又问曰：“你国丧礼行几年？”臣曰：“一从朱文公《家礼》，斩衰、齐衰皆三年，大功以下皆有等级。”又曰：“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臣曰：“礼有吉、凶、军、宾、嘉；刑有斩、绞、流、徒、杖、笞。一从大明律制。”又曰：“你国用何正朔？用何年号？”臣曰：“一遵大明正朔年号。”又曰：“今年是何年号？”臣曰：“弘治元年。”又曰：“日月不久，何以知之？”臣曰：“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绝，何以不知？”又曰：“你国冠服与中国同否？”臣曰：“凡朝服、公服、深衣、圆领，一遵华服；唯帖里、襞积，少异。”

从这些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朝鲜几乎是再造了一个缩小版的大明，然而在另一些对话里却发现，朝鲜在很多地方是一个“过犹不及”的大明。

比如大明官员向崔溥打听朝鲜国王的名字，崔溥以儒家伦理拒绝回答，而大明官员却说“越界无妨”，而崔溥依然有些迂腐地拒绝了。这其实放到今天也让人感到有些熟悉，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很变通的，并不会死板地故步自封，要不是有这样的意识，又哪来的包容万物的气度呢？然而这个“原则问题”在崔溥看来却是不可撼动的。

类似的场景还有，崔溥是奔丧途中流落大明的，所以他恪守三年不吃荤腥、不喝酒的儒家伦理，并且他一直穿着丧服，但是他所遇到的自称“隐儒”的人却不知道这一点，甚至还问他这样穿着饮食是不是因为信佛。在崔溥口中，朝鲜“不崇佛法，专尚儒术”，但是他所见的大明却“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甚至民间还有些奇怪的信仰，这在他看来都属于“淫祀”。

真实的大明着实低于崔溥和一干朝鲜人的想象，它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礼义大国，甚至可能也不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儒学大国。崔溥记载中的大明，美好的地方或糟糕之处都很真实，它有令崔溥惊叹的富庶城市，也有让崔溥鄙夷的吏治弊端。

而崔溥本人也因为这本《漂海录》和他毕生奉行的儒家伦理而获罪。在我们看来，守礼到有些迂腐的崔溥恰恰因为在服丧期间写了《漂海录》而被认为违反“礼”，更因此被拖入政治漩涡，最后死于非命。纵观崔溥此生，前半生似乎是为了来到大明而学习，后半生仿佛也是为了成就《漂海录》，是是非非散去之后，只有《漂海录》历经几百年而不朽。

当我们假借这本《漂海录》重新回到公元1488年，有些东西变了，有些还残存着，历史始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