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文化队伍的结成与壮大

文化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于有一支怎样的文化建设队伍。隋唐五代文化的繁荣，首先得力于活跃在各个文化部门的新的强大的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以新兴的庶族文人为主体，是在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剧烈变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统治阶层，是门阀世族；具体说来，是中原、江左的世家和山东、代北的勋贵。文化领域也是这一阶层占据着统治地位。晋代诗人左思的诗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¹²⁾刘宋诗人鲍照又有诗云：“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飚，华缨结远埃。”⁽¹³⁾这都抒写了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的屈沉不遇的悲哀。但到了隋唐时期，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庶族知识分子的队伍逐渐壮大，地位迅速得到提高。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新兴的庶族阶层形成一代文化建设的主力。

隋、唐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都出身于作为北周府兵主干的武川镇军事贵族。他们是依靠所谓“关陇集团”即代北鲜卑勋贵与关中郡姓世族夺取了天下的。隋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一南北的新王朝，即曾压抑门第，并采取措施（如实行科举制）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而隋末战乱更给河北、中原、江南的门阀势力以重大打击。入唐以后，在新王朝中靠军功、政能进身的新贵，均田制下通过兼并起家的庶族地主，商业、手工业发展中致富的巨商，如此等等没有品级身份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为社会重要力量，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初唐统治者在群雄逐鹿之中取得政权，也深切体会到多方延揽人才、向地主阶级更广泛的阶层开放政权的必要。唐太宗与臣下论政，曾一再说到治国安邦“惟在用得贤才”之类的话，他也了解到“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¹⁴⁾的危害。有一次，科举出身的张行成批评他议论山东、关西人物意有异同，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他立即表示赞同⁽¹⁵⁾。当时兴学校，行科举，正是广泛吸收人才的手段；不少所谓“孤贫”的没有身份背景的人，得靠政能、文才进身，以至不次迁擢将相。这样，自隋到唐初，社会统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门阀世族统治被以皇族亲贵为核心，包括世族、庶族、富商、僧侣地主等广泛的地主阶级品级联合所代替。这其中，庶族地主是地位迅速上升、政治上十分积极活跃的阶层。它也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应当指出，在唐代，所谓“庶族”已有了新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之分，全凭门第。但到了唐代，经过隋、唐两次易代和唐初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原有的门第品级已失去了相当的意义。杜甫说到画家曹霸，是“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¹⁶⁾。这就表明，过去的高门士族，即使是曹霸那样出自帝王世系的人，在当时社会上也被等同于庶族了。以文人情况为例说，王勃、王维都出身于山东郡姓太原王氏，李华、李观出身于同样是山东郡姓的赵郡李氏，杜甫出身于关中郡姓京兆杜氏，元稹出身于代北虏姓元氏，李贺还是李唐宗室贵胄，如此之类，这种高贵的门第出身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习俗以至靠科举求进身的经历看，应当说是地地道道的庶族。唐初新修著录门阀等第的《氏族志》，唐太宗就指示要“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¹⁷⁾。在唐时，现实的社会地位显然比旧时的出身门第更显得重要。出身微贱的人是可以靠政能、文才致身通显的；而衰宗落谱的世家子弟的身份地位则与庶族无异。

武则天一朝行政，进一步加深与巩固了统治阶级结构的变化。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本以贩鬻木材而致富，从李渊平长安，又是以军功起家的勋贵。武则天则以身份低微的才人入宫，后来立后、称帝，政治斗争促使她必须打击李唐宗室、外戚与亲贵大臣。这样无论从身份地位上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上，都决定她支持、亲近出身庶族的新进官僚。武则天为了篡权称帝，打击政敌，曾经任酷吏，用非刑，兴大狱，但她又确实能广开用人之路，破格地延揽人才。她曾设延恩匦，鼓励人们自荐；又遣十道巡抚使按行各地，分道选人；她往往亲自引见、存抚所举人，无问贤愚，普加擢用；她还十分重视科举，亲自策问，称为“殿试”。她采取不少措施，不限资格地大胆引拔新进，意在培植效力新朝的臣僚队伍；这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大为衰落的门阀世族势力。后来人记载：“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¹⁸⁾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武则天这不次用人的一系列措施虽没能维护住武周的天下，但确实提拔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能臣。例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等，均为武则天朝科第出身，都正直敢言，为一朝名相。玄宗朝的宋璟、张嘉贞、唐休璟、苏颋、张说、张九龄等一批辅助建设“开元盛世”的人物，也是武则天朝举拔起来的。因此德宗朝宰相陆贽说：武则天“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宏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¹⁹⁾。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武则天的不次用人的政策，不仅为统治集团选拔了人才，还顺应历史要求扩张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势力。而庶族地主阶层地位的加强，对于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作用。这个阶层的代表就是所谓“文章之士”。中唐时的沈既济回顾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²⁰⁾这写出了一时社会风气，也可以看出靠文章科第进身的庶族文人势力的加强。

“安史之乱”后，朝廷不复有贞观、开元那样的兴盛、振作的气象，朝内宦官弄权、朋党相争，加上科场风气败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士人进身之路。但自唐初建立起来的统治阶级结构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建中元年（780）朝廷颁行两税法，以法律形式正式废止带有古代村社色彩的均田制，改变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²¹⁾的制度，从而肯定了土地自由兼并。这是庶族地主阶层势力扩大的法律表现。而唐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对于朝廷是分裂或离心势力，但那些地方割据军事集团代表着不同地域或阶层的利益，大都能庇护、保持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在朝廷中庶族官僚士大夫仍十分活跃，他们中不少人求进无阶便可托庇于方镇幕府。结果在晚唐五代，江东与两川都形成文人活跃的颇具规模的文化中心。

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阀阅、重经术，转变为隋唐五代的重科第、重文章，这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表现。代表庶族地主阶层观念与利益的靠政能文才进身的士大夫在历史舞台上渐居于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之类在当时文化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都是贵族文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场地是宫廷和贵族的庭苑与园林。但在隋唐五代，他们的地位被新进的庶族文人所取代了。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不少来自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所了解；他们中多数人有一段奋斗的经历，或经受过患难，对社会矛盾有所体察；他们较少受传统束缚，思想意识比较开阔自由，有些人不同程度上具有批判态度以至叛逆精神；他们在科场中、在官僚圈子里艰难进身，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与真才实学。这是一批相当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正是这些人，成了这一时代创造文化的主力。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他们中不少人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但更多的人却以其才华和努力成为文化上的巨匠，攀登着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