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宽松的社会与思想环境

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颇能励精图治，躬先俭约。在他的经营之下，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和北方少数民族混斗的局面，为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下了场地。但有隋一代政治却失之苛察，隋炀帝杨广更是有名的残暴。这是隋王朝短命夭亡的直接原因。然而隋的苛政灭国，却给唐代统治者留下了宝贵的殷鉴。

唐王朝开国者是高祖李渊，而奠定帝国兴盛基业的则是太宗李世民。他起自行阵，在左右辅佐之下，通过宫廷政变取得了帝位。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而且能够汲取前代帝王亡国破家的教训，懂得民贵君轻、民水君舟、守成不易、防微杜渐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类道理，颇能任贤求谏，容纳直言。即位之初，他对大臣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²²⁾他又曾以作文为譬说：“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²³⁾他经常召见臣下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由于上书奏事者多，他还粘之屋壁，出入观省。他手下的名臣魏徵、王珪、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以能言敢谏著称。贞观一朝的开明政治与对言论的优容，不只推动了隋末大乱之后的致治，而且给以后的统治者留下了一个好的榜样。后来在武周与玄宗朝任史官的吴兢，鉴于太宗致治的史实良足可观，撰成《贞观政要》十卷，其中大量记述太宗任贤纳谏、开放言论的事例，垂训而为后人的楷模。

唐王朝的几位帝王，如在位前期的玄宗、宪宗、宣宗等政治都比较开明，在一定程度上颇能秉承贞观遗风。武周时朝政严酷，唐中晚期君主多庸聩，但对比起来，整个唐代思想、言论的环境是宽容的。武则天用酷刑打击政敌，但并不钳制言论。例如著名的陈子昂以布衣献书阙下，武则天召见于金华殿，授麟台正字。他正直敢言，论及时政，无所顾忌，多尖刻之语。后来他沦落屈死，另有原因，当初其见识、言论是被褒许的。又如中唐以后宦官弄权，气焰熏天，文宗时刘蕡对直言策，揭露时弊，直斥权阉，只得到被黜落的结果，然而，却因此名扬四海，天下称屈，先后得到宣歙节度使王质、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牛僧孺的辟署。唐代当然有以文字言论得罪的，却没有文字狱。在宽容的社会思想环境中，舆论上以正直敢言为荣，士大夫常以不辟权幸相勖勉。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言论不仅决定于发言者的勇气，更重要的要看统治者是否优容。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与宽松的思想环境给文化发展留下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宋人洪迈论诗，说：“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接着举出白居易、元稹、杜甫、张祜、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为例，并致慨说：“今之诗人不敢尔也。”⁽²⁴⁾诗坛的情况如此，整个文化领域也大体如此。

隋唐五代继承北齐、北周确立的以儒为本，道、释为辅的三教齐立政策，在思想、学术领域表现出更弘阔的兼容并蓄的气度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魄力。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活跃与开放。隋代重儒术，开皇间“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²⁵⁾；但又崇信佛教与道教。唐室立国，自承为老氏宗枝，于武德八年（625）排定三教次序：先老、次孔、末释。尊老意在神化自宗；其一朝政治、法律、伦理则以儒教为根本；对佛亦兴崇不怠。在具体时期，三教位置有起落变化。例如武后、代、德、宪、宣诸朝特别崇扬佛教；玄、武二宗则畸重道教，武宗时还演出过灭佛的酷烈行动。但一般说来三教是并容的。五代十国诸朝诸国也大体如此。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辩论到隋唐形成了风气，以至固定为礼仪式的“三教论衡”。隋时始平令杨宏曾集道士、名儒入智藏寺，论议三教。可知这种论辩已普及到地方。唐武德七年（624），高祖下诏兴学，有“三教虽异，善归一揆”⁽²⁶⁾等语；他还曾亲临国学释奠，令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旨，随端立义，三人皆为之屈⁽²⁷⁾。贞观十二年（638），皇太子李治曾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于弘文殿论议。这只是两个例子。这种讲论各朝相沿不绝，相当频繁。据《古今佛道论衡》的记载，仅在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三年（663）这六年间，即在两京内殿召集僧道对论七次。到德宗朝，礼仪式的“三教论衡”成立，如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生日，在麟德殿集臣僚、沙门、道士十二人参加讲论⁽²⁸⁾，这已经有祝贺礼仪的意味。白居易的文集《白氏长庆集》里保存了唐文宗时的一次“三教论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论辩已不像初唐陆德明参加的那一次那样以儒的一方取胜结束，而是初则三方各持己见，终则同归于善，共赞王化。这与后人评论贞元十二年那一次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²⁹⁾的情形是一样的。这也清楚地显示了当时统治者力图调和三教的努力。

隋唐五代的统治者不是用一种御用的思想、理论去统制、桎梏人们，而是兼容多种思想、学说、信仰；一般也不以专制权威判定某种思想观念非圣无法。这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就三教论争的意义讲，不仅通过论辩促进了三者的交流与融合（这种融合对后代思想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宋明理学的形成就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且三教的相互批判客观上活跃了思想界，对人们起到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鼓舞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隋唐时期儒学已积累了千余年的传统，佛教义学兴盛，宗派林立，道家与道教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因此三教理论本身及其相互的论辩，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逻辑思辨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对思想学术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一种宽松的政治与思想环境，培养出相当良好的学风与士风。就学风说，魏晋以来的儒学或拘守章句，或流于玄虚，但到了隋唐时期，以前被当作褒语的“工于章句”成了贬辞，士人们努力于会通经旨，一家独断，务为有用之学。佛教教学也已超越了介绍、消化外来教义的阶段，不再集中探索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释迦如何成佛，而努力于解决中国人如何挽救自己、改造人性的课题。道教则由追求长生久视、飞升成仙的幻想向对自身精、气、神的修炼转变。这样，整个学风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与执着人生实际的特色。就士风说，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总的风貌是开阔、自由、乐观、向上的。统一强盛的时代培育了远大的理想。士人们较少沉溺于个人荣辱进退的悲欢忧喜之中，他们更多地以天下为己任，以经世济民为功业；他们多能不畏险阻，不惧权势；他们思想开放，勇于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追求大胆创新；他们也较少宗派意识，较少文人相轻、相互攻讦的陋习，多能相互奖掖提携，借鉴学习，文坛上的李、杜和韩、柳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古代，隋唐五代时期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相当开放、丰富、活跃的时代。文化上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创造正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表现。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就是在这一时期，文化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重视。隋唐五代帝王中颇多右文之主，高官显贵中更多有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中不少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相当可观。加上他们了解与重视“人文化成”的教化作用，因此有意无意中推动了整个时代重视文化的风气。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以自己的观点、趣味去给文化树立轨范。唐太宗溺于陈、隋旧俗，好作宫体诗，曾令大臣虞世南赓和，世南答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只好解嘲说：“朕试卿尔。”⁽³⁰⁾他不像梁、陈君主那样自己喜欢宫体就让臣下都去作宫体。武则天和中宗时朝廷游乐倡和，提倡雍容婉媚的诗风，但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整个诗风的嬗变。唐代朝廷基本上不干预文化艺术的创造，而文人自身对于文化事业也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后来被讥评为“因文害道”“百无一用”的文人，在当时却以自身的价值而自豪。韩愈悼念亡友柳宗元，致慨于后者半生被斥逐而无人援手，发表感想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³¹⁾在这里他故作疑辞，实际是肯定柳宗元在“文学辞章”方面的贡献和价值高于他如能“为将相”的意义。这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唐代士人的心态。正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当时不少人才能鄙薄功名利禄、甘于困顿而潜心于文化事业的创造。李白倚其文才笑傲王侯、谑浪朝廷，正是有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