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边疆诸族和域外的交流

隋王朝在东亚建立起统一的大国之后，加强了与域外的交流。海东的新罗、百济与隋建立起密切关系；日本也屡次派出遣隋使，这是唐代大规模遣唐使的先驱；南海诸国早与南朝有频繁交往，至隋仍然延续不衰；北方的东突厥也与隋改善了关系；西域诸国在隋用兵吐谷浑，打通了丝绸之路后，纷纷向隋派出使臣。隋炀帝曾亲巡河西，在伊吾（今新疆哈密县）筑城设郡，将河西数千里地纳入版图，并遣使出访中亚诸国。隋王朝在扩大对外交流方面，也为唐代更伟大壮观的局面演出了序曲。

唐王朝建立之后，迅速发展昌盛，声威远被四方。唐初几十年间，平定了强大的东突厥，安定了北边；向西击破吐谷浑，与吐蕃建立起甥舅关系，再开隋末一度封闭的丝绸之路。至高宗时，拓宇至咸海之滨，在广大的中亚腹地建立起都督府和羁縻州。这样，唐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先进、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边疆诸族与内地密切交往，不少人入居中原；四周远近诸国慕风向化，往来报聘，络绎不绝。这其间文化的交流更是广泛兴盛。

唐王朝对于推进这种交流、接受外来文化采取了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这首先有着历史发展上的原因。南北朝时期民族的大规模迁徙与融合，大为削弱了民族间的偏见。隋王朝所承继的北周本是汉化的鲜卑勋贵的政权。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昺都出身于北周府兵八柱国的武川镇军官之家。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长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为后，四女嫁李昺，七女嫁杨坚，杨坚女又嫁北周宣帝宇文赟。这样，周、隋、唐皇族本为姻娅，隋、唐王室都有鲜卑人的血统。类似情形在三朝臣僚中也不少见。这种宗族背景与社会环境，使得隋、唐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再者隋、唐继六朝民族融合之后，建立的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现实政治状况也要求改变歧视、排斥少数民族的态度；而兴盛的王朝对与外国的交流更有强固的自信心。唐太宗明确表示：“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³²⁾唐玄宗即位后有诏令说：“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颙颙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照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风既同，群物兹遂。”⁽³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仁爱天下、招徕四夷的传统，隋唐时代频繁密切的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更加发扬了这一传统。当时的中国是各民族、周边诸国优秀文化的荟萃之地，以长安为代表的一些大都会则成为具有鲜明国际色彩的文化交流中心。

古代的文化交流直接伴随着人员往还、居民迁徙而进行。隋唐时期延续着北朝边疆少数民族向内地迁移、同化的过程。但北朝时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是争夺和建立政权，对各族民众实行奴役与掠夺；隋唐时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则是归属到统一的政权之下，将自身融入更先进发达的文明之中。隋代时东突厥与内地已有密切交往。唐贞观初，征服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突厥居民大批南移，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豪酋首领拜将军、五品以上百余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唐与突厥居民“虽云异域，何殊一家，边境之人，更无它虑”⁽³⁴⁾。贞观年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此外，东北方的奚、契丹族居民亦不断南下幽州一带内附。开元年间，回纥兴起，以“安史之乱”中助唐平叛，双方结成联盟，肃、德、宪三朝均曾将公主嫁回纥可汗为可敦。两国间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丝、马交易。回纥商人大批入唐经商，人数常达数千人以上。唐代中晚期，西方吐蕃统治下的诸族人纷纷向陇右、剑南移动。唐境外的移民则主要来自朝鲜半岛。新罗统一三韩后，居民内移很多。日僧圆仁晚唐时游历山东半岛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多有新罗人聚居的新罗所（院、坊）。⁽³⁵⁾

少数民族人和外国人在唐五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只举一方面事实就够了：唐代朝廷中的将领、重臣多有少数民族人和外国人，如太宗朝的契必何力（铁勒）、阿史那社尔（突厥），玄宗朝的哥舒翰（突骑施）、高仙芝（高丽）、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契丹）、王思礼（高丽）、荔非元礼（西羌），德宗朝的浑瑊（铁勒）、仆固怀恩（铁勒）、李怀光（渤海靺鞨）。至于叛乱的安禄山（柳城胡人）、史思明（突厥），建立后唐的李克用（沙陀突厥）、建立后晋的石敬瑭（沙陀突厥）、建立后汉的刘知远（沙陀）等，也都是少数民族人。

外域来华的主要有四类人：政府派遣的使臣，包括外国王族入唐为质者及留学生；佛教僧侣及其他宗教的传教者；商人和艺人。此外还有战争俘虏、逃亡者、贩卖的奴婢等。中国也有许多人到外国出使、求法、经商等等。

隋、唐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在列国折冲中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各国纷纷遣使通好。包括东罗马帝国和南洋诸岛的远近各国，使臣报聘，史不绝书。日本派遣大规模的遣隋和遣唐使团，更是中日交流史上的美谈。

有些国家为了巩固与唐王朝的关系，遣子侄为质，入居长安充宿卫。这类质子以新罗和中亚诸国为多。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王子卑路斯，他因国家被大食所破，于咸亨五年（674）来唐求援，客死长安；高宗命裴行俭送其子泥涅斯返波斯，受阻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泥涅斯只好客居吐火罗，后仍来唐，病死。这也是唐王朝与大食争夺中亚的一次外交斗争。至开元年间，因这类质子居留者多，朝廷下诏放还，诏令中有“羁旅之志，重迁斯在”⁽³⁶⁾的话。

“安史之乱”以后，“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经检括竟有四千人之多，有的居中国四十年之久⁽³⁷⁾。

隋及唐前期，中土与天竺、中亚的佛教交流仍处于繁盛期。不少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大批天竺僧侣来华。西来僧侣著名者如隋初南天竺僧达摩笈多、武后时南天竺僧菩提流志、玄宗时中天竺僧善无畏、金刚智等。海东诸国僧人则到中国求法，有的经中国继续西行。如新罗人义湘、圆测，日本人玄昉等都学有成就，回国后在佛教发展上卓有贡献。

中国的佛教大师中有些是出身于外国世系的，如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先世为安息（今伊朗）人，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为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人等。

自六朝已经传入中国的古波斯、中亚的宗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在隋唐时期继续流传。唐初有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武后时有摩尼教传入中土。这被称为“三夷教”的外来宗教在中国立寺传教，均有相当规模。祆教与摩尼教主要流行于寓居中土的中亚人和回鹘人之间。岭南与大食人通商，唐时已传入伊斯兰教。

隋唐时期各国来华通商的“商胡”非常之多。商胡善于营生谋利，足迹遍于全国。许多人在中国设邸店，置田产，娶妻生子，为久居之计。长安是百余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外国人在居民中占相当大的比例。长安胡商的邸店，既有经营珠宝、香药等外来珍品的，也有开设食铺和酒店的，还有举贷谋利的，如“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³⁸⁾。洛阳、河西地区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以及广州、扬州、泉州等地都是商胡集中的地方。自海路西来的商胡在广州登陆，杜甫诗描写那里是“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³⁹⁾。那里集中了来自东海、南海、阿拉伯半岛的商船，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朝廷设押蕃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理。柳宗元说：“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⁴⁰⁾商胡北上长江，扬州是集中之地，形成“扬一益二”的繁盛局面，也是得力于国际贸易。“安史之乱”时田神功大掠此地，大食、波斯商人死者至数千人之众。中唐诗人包何写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⁴¹⁾这里也是东海外商云集之处。河西如凉州、敦煌等地，更是西来商侣交会之所。唐人小说中有不少商胡的故事；“胡姬压酒”更是诗人笔下的风流韵事。

各国来华的还有一批艺术家，他们在中华文明古国找到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中华民族也显示了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艺术的魄力。唐初来华的天竺僧昙摩拙叉、康国人康萨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金刚三藏都善佛画。唐末的竺元标也是天竺画家。唐时今新疆地区的一批城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过渡之地。分别在隋与唐初为于阗（今新疆和田县）质子的尉迟跋质那与尉迟乙僧都是名画家。可以设想在今新疆与敦煌石窟遗存的艺术作品即是外国和少数民族艺术家与内地移居的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中亚各国人向以能歌善舞著名，不少舞蹈家、歌唱家与乐器演奏家从那里来到中国。唐高祖时被封为散骑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时被封为国公的优伶安金藏都是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人；中唐时著名歌唱家米嘉荣、米和父子都是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东）人，琵琶名手康昆仑是康国人，另有琵琶世家曹保、子善才、孙纲则是曹国（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拉秋别）人，等等。也有不少艺术家来到今新疆地区，如代宗时善觱篥的于阗人尉迟青即是。南北朝时胡乐大规模传入中土，促成了华夏音乐的巨大变革，隋唐时代这一潮流仍在兴旺不衰。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中国与国际间仍交通往来不绝。特别是江东地区，与日本和朝鲜半岛（公元918年高丽建国，统一的新罗时期演变为“后三国时代”；公元936年，高丽统一半岛）保持着频繁的航海贸易；吴越国与日本还建立起国交，并向日本与高丽搜求佛教典籍。高丽一直又与北方各朝有着友好往来。南海诸国也与中国南、北保持交流，如历史记载占城（今越南中部）曾向后周派遣使臣并赠送方物。

强固的民族自信和与外国、边疆诸族密切交往的现实环境，培养了当时人开放、积极地接受外来新事物的心态。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以至风俗习惯、服装饮食等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外来影响。至开元以后，“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⁴²⁾；唐人小说也写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⁴³⁾。这样，社会上下弥漫着强烈的“胡风”。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主张尊王攘夷，以华夏为正统，对四夷则怀服招徕之。这固然也表现出泱泱大国的仁爱胸怀，但对“蛮夷”显然是轻视的。隋唐人当然还谈不到具有今天的“民族平等”观念，但对外来文化，确如鲁迅所指出的：“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接着又对比说：“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⁴⁴⁾中国文化本来是多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华大地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外来文化的输入与借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有利条件。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蓬勃生机，也得力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