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本书中部分观点可以追溯到1907年，所有观点成熟于1909年，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特性分析总框架成型，此后该框架基本未变。1911年秋季，该书以德语形式首次出版。绝版十年后同意再版不乏一些勉为其难的理由。再版时，我删除了第七章，重写了第二章与第六章，其他地方也有增删。1926年出版的第三版德文版不过是第二版的再版，当前的英文版也由此而来。

如果说，我之所以没有对书中除说明性推论以外的其他部分作修改，是因为我相信本书各处细节皆令人满意，那就相当严重地误解了在本书首次面世后，我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虽然坚信本书的大纲——或可称为“构想”——以及结论总体正确，但在许多地方，我也另有见解。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第六章，读者将初次碰到商业周期理论，我曾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唯一的类波形运动，也就是朱格拉周期。现在我确信，至少存在三种（也许更多）这样的运动，而当前主张循环经济的理论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孤立地看待这些运动，并描述由它们相互作用引发的现象。但后续版本未考虑这一因素。原因是，书籍犹如孩童，一旦离开父母的家，就将独立自存。它们自主生活，作者亦如此。当然不可干涉与家已然陌生的人。无论对错，经过角逐，在那个时代该领域的德国文献中，本书已赢得一席之地。依我之见，最好的做法是，尽量不要干扰它。若不是出于我那杰出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几乎没有出英文版的意愿。

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并没有以我的恩师庞巴维克先生为榜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每一个反对的意见或批评，并在其后来的版本中呈现自己的意见。对于那些赏脸批评的人，我却将他们的争议小事化了，这并非不尊重。但我必须承认，在那些我深信不疑的重要见解上从未遭遇过反对意见。

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本书是“纯理论”的，无关理论的实际应用。在“现实”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上，我现在的看法与1911年的看法或许略有差异。但我坚信，相比其他科学，我们经济科学，不能缺少那些我们称之为“理论”的精确共识，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事实和处理实际问题的工具。大量新的、未经分析的事实，特别是事实数据，对我们理论体系的影响，无论有多重要——毫无疑问，大量新增的事实材料不断启示新的理论范式，并能立刻以悄无声息的方式优化现有的理论架构——但在任一给定阶段，总存在某个理论，它是处理新事实数据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新事实是在现存的理论的边界之外。如果这个理论仍是粗疏的或者是诉诸直觉的，或许仅为拙劣的理论，仍不能把它排除在理论之外。例如，我依旧无法说服自己，诸如利息来源之类的问题无关紧要，或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唯有作者的过失才致如此。然而我希望不久后，我们能够对货币与信贷、利息和周期等主题展开更实证的研究，以提供本书缺失的具体素材。

本书论点已浑然一体，这并非缘于事先的计划。约25年前，当开始研究利息理论和周期理论时，我从未怀疑，其一这两个主题是互相关联的；其二可以证明它们都与企业家利润、货币、信用等密切相关，这正是本书遵循的方法。不久之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现象——包括许多次生现象——都不过是一个独特进程的产物，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单个特定原理，也能解释那个进程。并由此可知，我们可以用此理论和均衡理论作一番有益的比较，因为无论是否明确承认，均衡理论过去是并将一直是传统理论的核心。起初，我用“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术语来描述这两个理论，但现在（出于对弗里希教授的尊重）已明确停止在此意义上的继续使用。这两个术语已被其他有些冗赘的术语取代。但我坚持这一区分，是因为我不断发现它对我眼下的工作大有裨益。在经济学以外，情况更是如此，如在所谓的文化演进理论中，其重要观点与本书的经济理论有惊人的相似。那些喜欢钻研术语历史的人，如果有所兴趣，更应谈及动物学上的类比；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术语，虽然意义不同，却是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引入经济学。密尔或是从孔德处引用此术语，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布兰维尔处借用所得。

在此，对我的朋友雷德弗斯·奥佩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以无与伦比的善意承担了翻译任务，这篇文章异常繁复、颇具难度。我们决定删去原文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并删去一些段落。修改文中部分阐述，重写部分内容。由于论点本身没有改变，我认为没有必要罗列修改的清单。

约瑟夫·熊彼特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93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