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智库内部机制研究

一、智库管理机制研究

组织管理运营机制。朱锋和王丹若（1990）对美国一些主要智库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¹³⁶⁾。王沪宁（1991）提出智库管理应该包括形象（意识形态）管理、成员管理、财政管理、设定日程、成果管理等多方面⁽¹³⁷⁾。王春法和张国春（2004）从美国智库的类别与历史沿革、内部管理和功能等方面分析介绍了美国智库的共同特征⁽¹³⁸⁾。陈卓武、韩云金和林逢春（2007）认为美国智库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制、高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多渠道的筹资机制、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通畅的人员交流机制⁽¹³⁹⁾。李玲娟（2008）认为美国智库在管理方面具有职能日益全面化、人员配置和机构规模合理化、资金来源多样化和运作方式独立化等特点⁽¹⁴⁰⁾。杨尊伟和刘宝存（2014）提出美国智库运行机制包括董事会管理制度，多元化筹资机制，人才招聘、使用、考核和培训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通过公共论坛、会议、演讲、参加听证会、出版物、互联网等方式进行成果推销的机制等⁽¹⁴¹⁾。王辉耀和苗绿（2014）总结了美国智库管理的三个主要特征：组织扁平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用人机制科学灵活⁽¹⁴²⁾。张心源等人（2016）从信息资源角度对美国一流智库智慧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一流智库智慧产品生产流程包括课题选择、资料收集、研究分析、转识成智等关键过程⁽¹⁴³⁾。孟庆杰和王晓（2016）认为美国智库具有分权制衡的专业化机构管理机制、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和多形式的成果推销机制等特点⁽¹⁴⁴⁾。劳伦斯·麦克唐纳（2016）认为美国智库有资金基础多元、受众对象多元、越发注重成果与结果等特点⁽¹⁴⁵⁾。

影响力传播机制。王莉丽（2010）运用舆论学研究方法研究美国智库影响力，提出了“公共政策舆论场”理论框架，认为美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质是“舆论影响力”，并对其影响力形成机制、传播战略、影响力产生基础以及影响力评估进行系统研究，她认为美国智库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直接影响、组织传播品牌塑造、大众传播舆论扩散、商业化运营的政策创新等方式进行影响力传播⁽¹⁴⁶⁾，其中，人际传播主要包括“旋转门”的舆论渗透、总统政策顾问的“舆论干政”、董事会的舆论传播网等渠道；组织传播主要包括会议的舆论氛围、培训和交流项目的舆论网络、国会听证会的舆论信誉等渠道；大众传播主要采用印刷媒体、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方式⁽¹⁴⁷⁾。姚硕贤和梁艺琼（2011）分析了美国智库传播特质，包括传播信息的客观性、传播方式的高效性、传播内容的渗透性、传播目的的政治倾向性，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智库的传播机制，包括通过大众媒介影响社会舆论，以“人”为载体传播智库思想，通过建立关系网络传播智库形象⁽¹⁴⁸⁾。宋静（2013）以精英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美国智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提出美国智库对权力内层的影响方式包括“旋转门”机制、参与总统竞选班子、建立与联邦行政机构的密切关系、影响主持立法工作的国会等方式，对权力第二层的影响通常采用向政府提交政策报告、发表研究成果出版物等，对权力外层的影响主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及新媒体等大众传媒方式进行⁽¹⁴⁹⁾。王辉耀和苗绿（2014）认为美国智库注重三个层面的影响力：一是在国会、总统及其班子、政府部门的决策影响力；二是在精英层面的影响力；三是引导和影响社会大众舆论的大众影响力⁽¹⁵⁰⁾。章晓英和郭金华（2016）对美国智库舆论生产和传播策略进行分析后，指出美国智库一般通过参加国会听证会、通知媒体、举办各种论坛等方式进行舆论传播⁽¹⁵¹⁾。

二、著名智库案例研究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付纯（2012）分析了兰德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研究领域，并对兰德公司在欧洲、中东、中国等区域的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¹⁵²⁾。覃文渊（2012）和乐烁（2013）对兰德公司的发展历程、运作机制、参与美国公共政策的作用和成就、成功经验进行了研究^(153)(154)。美国学者亚历克斯·阿贝拉（2016）出版的《白宫第一智囊：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详细研究了兰德公司从二战以后建立到现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兰德公司与政府关系、人才队伍、管理模式、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兰德公司建立以来参与国内国际重大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¹⁵⁵⁾。赵蓉英、郭凤娇和邱均平（2016）对兰德公司具有国际顶尖人才聚集、重视国际交流合作、多渠道资金来源、多领域研究方向等特点进行了分析⁽¹⁵⁶⁾。王铮（2016）分析了兰德公司从依附到独立、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单纯服务于美国客户到服务于全球客户的发展历程⁽¹⁵⁷⁾。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李靖（2013）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了美国智库决策研究的运行机制，对布鲁金斯学会分权制衡的管理机制、矩阵式项目管理机制、公开聘任和“旋转门”人才机制、影响力机制、委员会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¹⁵⁸⁾。周琪（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组织构架、研究领域、传播机制、经费来源及支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¹⁵⁹⁾。赵天一（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管理机制、与政府关系、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成功经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详细的分析研究⁽¹⁶⁰⁾。詹蒙（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的运行机制、传播战略、影响力评估、发展趋势和特点进行了研究⁽¹⁶¹⁾。金梦溪（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对亚太地区、欧洲、中东问题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估⁽¹⁶²⁾。刘昌乾（2014）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立性进行了研究，提出多元化筹资渠道、不附条件的资助机制、非党派性、多渠道影响力建设保证了其独立性⁽¹⁶³⁾。陈儒彦（2016）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和特色、主要成就、对中国的研究、冷战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¹⁶⁴⁾。

传统基金会研究。任晓（2004）认为传统基金会作为保守主义代表智库，开创了一种新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模式——“鼓吹型智库”，提出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传统价值、强大国防五条思想理念，通过国会、媒体、网络及“草根”运动等方式，推销其政策主张，对里根政府产生极大影响⁽¹⁶⁵⁾。胡炜（2006）对传统基金会对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包括其对中国的研究和态度、政策倾向、影响方式等方面⁽¹⁶⁶⁾。赵佳宜（2011）对传统基金会组织结构和关系网络、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和内容、政府医疗改革和对华政策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分析⁽¹⁶⁷⁾。钱贝贝（2012）分析了传统基金会在美国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力传导机制、途径、评估及其未来发展趋势⁽¹⁶⁸⁾。孙明慧（2013）研究了传统基金会发展历史、运行机制、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参与决策的影响力评估及其影响力形成原因等内容⁽¹⁶⁹⁾。

多家智库综合分析研究。王辉耀和苗绿（2014）对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等20余家智库的管理模式和运营特点进行了分析⁽¹⁷⁰⁾。任福兵（2016）综合分析研究了6家美国一流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发展规律和特征，认为美国一流智库的研究宗旨规制了其服务导向、价值追求，明确了其研究思想基础；智库通过兼并、合作、国际化和网络化，奠定了决策研究的组织基础；“旋转门”是美国智库人才流动的最重要模式和人才基础；经费多元化为智库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研究主题的时代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是研究选题基础；研究标准化、项目化和独立审查制度保障了研究成果高质量；直接传播渠道和间接传播渠道提升了智库影响力⁽¹⁷¹⁾。王迎辉（2016）对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四家智库的资金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尽管这些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但资金来源的比例存在很大差别⁽¹⁷²⁾。金彩红、黄河等（2016）对欧美大国智库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最新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欧美等国家的著名智库，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智库的经费管理、团队管理、研究项目管理、运行机制及决策影响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和特点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¹⁷³⁾。另外，王远胜（2012）研究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历史沿革、运行机制及其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¹⁷⁴⁾。栾瑞英（2016）研究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人才管理、研究领域等内容，对该基金会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¹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