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际智库比较研究

一、美欧智库比较研究

丹尼·斯通（Diane Stone）（1998）等学者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智库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欧美国家智库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¹⁷⁶⁾。约瑟夫·布雷姆（Josef Branml）（2006）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査以及深度访谈方法对美国和德国智库的制度、法律、资金、知识和竞争性等多种环境因素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环境因素影响了智库的战略选择、组织架构和行为模式⁽¹⁷⁷⁾。许共城（2010）比较了美国智库和欧洲的英、法、德三国智库的特点，认为美国智库具有不同于欧洲智库的一些特点，包括既依托政府又独立于政府、良好的社会基础和人才优势、行业管理规范、国际影响力强等⁽¹⁷⁸⁾。褚鸣（2013）对美欧智库的人员组成、资金来源规模、筹资方式、管理方式、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¹⁷⁹⁾。成军刚和彭鹏（2014）对英美智库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美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旋转门”机制⁽¹⁸⁰⁾。张大卫和元利兴（2017）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的智库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¹⁸¹⁾。

二、美加智库比较研究

唐纳德·埃布尔森（2000）比较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机遇、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分析了两国智库公众知名度和政策相关性，分析了影响两国智库实现目标和任务的三个关键因素，即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他认为尽管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智库都希望影响和塑造公共舆论、公共政策，但其智库实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能力受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极大，美国智库在决策过程中受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比加拿大智库大⁽¹⁸²⁾。

三、中美智库比较研究

曹永森（2011）从政治沟通角度比较了中美智库民主性和开放性的差异⁽¹⁸³⁾。陶瑜奇（2011）对中美外交智库的发展演变和运行机制及影响外交决策的政治体制、方式和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¹⁸⁴⁾。阳璐琼（2014）对中美智库的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关系、制度环境、决策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¹⁸⁵⁾。王文（2014）认为中美智库在产业规模、运营机制、机构影响方面存在较大差距⁽¹⁸⁶⁾。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2015）对中美智库进行了比较分析后认为，美国智库比中国智库群体更加多元化，更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享有更高自主权和来源广泛的资金支持⁽¹⁸⁷⁾。刘影（2015）对中美智库进行了比较，认为中美智库独立性迥异，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差距很大，运行机制不同，资金保障机制不同，新媒体在中美智库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¹⁸⁸⁾。杨思洛、冯雅和韩雷（2016）按照《2015全球智库报告》的排名对中美两国的顶尖智库的数量、类型、资金来源、研究领域、服务方式、网络运用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¹⁸⁹⁾。唐果媛（2016）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中国社科院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和上海社科院中国智库报告提出的智库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¹⁹⁰⁾。谭锐和尤成德（2016）从经费来源和支出角度对中美智库的资金来源与外部治理、资金配置与内部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¹⁹¹⁾。王敏（2016）对中美两国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前瞻性、类型多样性、国际化等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¹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