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府反贫困政策转型特征

经济新常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状态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一阶段社会各项政策都会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反贫困政策也相应发生转型。

1.2.1　扶贫政策由政府全面参与转变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

在以往的扶贫政策中，一味地强调政府在国家扶贫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忽视了贫困人员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重要性。作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人口与家庭的结构、功能等因素往往影响着其他社会政策在反贫困方面效果的实现程度。直到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才在社会动员和发挥贫困人员主动性方面给出具体政策和详细介绍，并在之后的各种政策中又对此进行补充。

1.2.2　扶贫政策由大水漫灌方式转向精准扶贫

传统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出现贫困人口数据失真、扶贫活动信息不对称、扶贫信息黑箱、贫困者被动救助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扶贫政策最显著的变化是提出了精准扶贫。首先，精准扶贫强调精准性，政策帮扶到户到人；其次，精准扶贫强调差异性，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再次，精准扶贫强调系统性，强调将扶贫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最后，精准扶贫强调发展性和托底性，精准扶贫是一个发展的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终极标准就是托底目标不断地更新和达成。总体上扶贫机制从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越发强调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的动态调整。

1.2.3　扶贫政策更强调国家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作

在经济新常态之前，中国的扶贫政策多由国家层面制定，然后下发到目标地区，政策的实施多依靠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联络和沟通。在进入新常态以后，政府同级的各部委经常联合下发扶贫文件政策，例如国务院在2015年2月5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就是各部委联合执行的政策。经济新常态以前，国家的扶贫政策也多在某一地区或某一范围内实行，而2011年下发的《中国农村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社会扶贫的部分明确提出要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

1.2.4　扶贫政策由全面浅层次转变为全面和局部深层次相结合

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十年，国家积极推进局部地区的反贫困工作，但是这一时期反贫困的重点还是巩固和提高“八七攻坚计划”的成果，仍强调普惠性。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国家整体的扶贫形势明显好转，扶贫政策呈现出更加细致、深入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