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科学进步的历史表明，前人出于知识的局限和好奇心所提出的学术谜题，激励后来者献身其中，做出孜孜不倦的探索。所以，这些谜题在学术发展中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关于“大分流”及其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的丰富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已经大大增进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史的研究。然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是前者不能在完全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以检验相关假说。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既往的事件，这个弱点就更加突出了。
所以，像“大分流”和“李约瑟之谜”这样的经济史问题，其实是不存在一个终极答案的。惟其如此，这些问题更加引人入胜，令古往今来的相关领域研究者无比迷恋。正如经济学家曼昆所称，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中的诸多谜团，一个人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事情了。[33]
就本章所涉及的“大分流”和“李约瑟之谜”而言，学者们的一切努力，说到底都只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事实上也只有这一个目的），即通过回答这样的谜题，从不同视角提出各自的假说并相互竞争，打开学者自身的视野，拓展思考问题的维度，延伸各独立学科的触角；同时，在尝试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发现和积累更多经验素材，丰富人类学术文库，最终增进人们对经济史，对经济现实及至未来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
通过恰当地进行学科定位，本章从经济增长的维度考察“李约瑟之谜”，其目的也仅限于提出一个可供替代的新视角以及组织史料和文献的新框架。在本章中，“李约瑟之谜”被定位于笔者关于人类经济增长四种类型或发展阶段之中，作为一个关键环节尝试解答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从以往的思想和经验中寻找深厚根源，而不能指望重新发明全部分析工具。[34]
本章尽可能吸收并消化相关领域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希望引起关注的假说，即封建制度构架上的中西方差异，诱致出不尽相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表现的重大不同，使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未能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要求的资本积累临界最小规模，及至在特定的时点上发生与欧洲的“大分流”。
历史可以鉴今，理解现实也有助于认识历史。就其框架而言，解释历史的理论也应该能够适用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然而，历史与现实并不可以也不可能简单比照。人们习惯于认为，或者是人们希望，历史和现实可以互为镜子，以今鉴古和以古喻今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但是，悠远的时代距离必然使得这个镜子中已经发生了深邃的光学变异。拂去历史的尘埃，统一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框架，是一个远远超过个人能力和想象力的，甚至比“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要复杂得多、庞大得多的课题，因而也更加令人心驰神往。希望本章是这种学术追求的一个有用开端，也希望这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昨天的回溯，对于认识其今天与明天有所助益。
[1] Robert Temple K.G.，The Genius of China：3000 Years of Science，Discovery，and Invention，London：Carlton Publishing Group，2007，p.11.
[2] 有代表性且影响甚广，以致形成一个著名学派（因主要学者多在加州大学任教而被称作“加州学派”）的文献，可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4] [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5] 在道格拉斯·诺思等的文献之外，还可参见Charles Jones，“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NBER Working Paper，No.7375，1999。
[6] Charles Jones，“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NBER Working Paper，No.7375，1999.
[7]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8]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38页。
[9] John D.Durand，“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A.D.2-1953”，Population Studies，Vol.13，No.3，1960，pp.209-256.
[10]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1]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1页。
[12] Angus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30 AD，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79，table A.4；p.382，table A.7.
[13] 如参见Daniel Little，Micro Foundations，Method and Causation：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Chapter 8：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pp.151-169，Transaction Vublishers，1998。
[14] Michael Kremer，“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One Million B.C.to 1990”，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8，No.3，1993，pp.681-716.
[15] Gustav Ranis and John C.H.Fei，“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4，1961，pp.533-565.
[16] Justin Yifu Lin，Needham Puzzle，“Weber Question and China’s Miracle：Long Term Performance since the Sung Dynasty”，CC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E2006017，November 22，2006.
[17] 参见[美]斯蒂芬·帕伦特、[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第6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 向达：《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
[19] 向达：《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
[20] 如Robert Temple K.G.，The Genius of China：3000 Years of Science，Discovery，and Invention，London：Carlton Publishing Group，2007，pp.278-282。
[21] [美]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22]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5页。
[23] [英]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4] D.S.L.Cardwell，Turning Points in Western Technology，New York：Neale Watson，1972，p.210.
[25] Rosenberg Nathan and Birdzell L.E.Jr.，How the West Grew Rich：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pp.136-139.
[26] 这里主要依据经济史学家莫吉尔（Joel Mokyr）的一篇兼具文献回顾和事实检验性质的文章归纳。参见Joel Mokyr，“Cardwell’s Law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Research Policy，Vol.23，1994，pp.561-574。
[2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28] 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R.Hicks）指出：“透视法在15世纪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绘画中曾经引起过革命，如果要探究透视法最初是如何传入的，最好从商业上去寻求解释。”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页。
[29]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64页。
[30] [英]尼尔·弗格森：《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5页。
[31] Robert 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24-188.
[3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0—173页。
[33] 转引自[美]罗伯特·巴罗、[美]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