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启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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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消费空间

第一章 城市:现代消费的地景

如果马可·波罗现在访问上海两个星期后回到西方,并试着向人述说这座现代城市的奇闻异事,一定有更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可靠性。人们大概很难相信,上海在最近25年已发展成世界性的大都会。纽约人一定讶异地发现,上海港口的吞吐量不亚于其他大商埠,曼哈顿居民更会惊艳于上海的建筑奇迹:它的高楼大厦,以及足以与梅西(Macy's)、金伯兄弟(Gimbel Brothers)和伦敦的赛弗吉(Selfridge's)相媲美的百货公司。“Huge Department Store Soon to Rise,”The China Press,December 30,1928,Industrial Supplement,p.4.

18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百货公司”。事实上,当时全球只有法国、美国、英国等工业先进国家出现了这种巨型的零售商业组织,就算在时尚之都巴黎,百货公司也才发展了十多年。不过在接下来的70年间,百货公司开始成为都会象征,占据了全球各大都市的中心区。从纽约的曼哈顿到巴黎的香榭大道,从伦敦的牛津街到东京的日本桥,百货公司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中国也不例外,从1883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百货公司以来,这种富丽堂皇的巨型商店均坐落于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不断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尤其到了1920、1930年代,闪烁着五彩霓虹灯的百货公司几乎就是夜上海的代表。

不过,带着浓厚异国情调的百货公司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研究中国百货业的学者往往把眼光放在中国商人如何引介这种新的商业技术,忽略了中国境内百货公司发展的多元路线,尤其是英商在上海百货业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上海百货公司并非只有华商和英商,日资百货公司也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它们进驻上海的时间较晚,而且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步调一致。根据菊池敏夫的研究,在上海较大的日资百货公司包括大丸、松坂屋、白木屋、高岛屋,均设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其任务除了向日益增多的日人社群供应日用商品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也负责接管租界内的华商及英商百货公司。由于日资百货公司的设立目的及发展路线迥异于民间的华资、英资企业,故本书不予讨论。关于日资百货公司在沪活动情形,可参阅菊池敏夫“民国期上海の百貨店と都市文化”、186~196頁。本章从英商及华商的角度,分别探讨百货公司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不但凸显华洋百货公司间的竞争关系,也说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世纪初以来,香港、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均设有百货公司,但这个行业主要集中在上海。1930到1940年代向实业部(后来改制为经济部)商业司办理登记的“百货公司”共61家,其中以上海占28家为最多,重庆有8家居次,南京5家,北平4家,其余省市3家以下。根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在线目录以“百货公司”为关键词搜寻统计而得,http://archdtsu.mh.sinica.edu.tw/filekmc/ttsfile3?@@846930886,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5月27日。此处所统计者仅限于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商店,向英、美注册的“挂洋旗”公司不在此列,因此低估百货公司的实际数目,然而从这些数字仍可以看出百货公司集中于上海。这些商店虽名为“百货公司”,以其规模小,资本额仅在数千元至数万元之谱,充其量只能算是“杂货店”或“小百货店”。商人争相以“百货公司”之名注册,显然相信这是吸引人的店号;而上海“百货公司”多于其他地方,足证这种商店在上海有其特殊地位。本书所研究的百货公司资本额高达数百万元,员工可多至千人,这类大型商店亦以上海最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百货公司之都”非上海莫属。时人甚至有“到北京逛博物馆和公园,到上海逛百货公司”的说法。这是曾任教于康乃尔大学的梅祖麟教授在课堂上提及的回忆。感谢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提供这段轶事。在述说华洋百货商人筚路蓝缕、开创事业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上海提供什么样的土壤孕育百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