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前辈许君远

多年前给报纸写老一辈翻译家访谈录时，我是根据《中国翻译家词典》了解这些译界名人的生平和著作出版史，再根据这些词条按图索骥查阅各种报刊图书资料。写了一阵后我就忽发奇想，想查一下我的故乡保定出过哪些翻译名家。把那本词典从头翻到尾，只发现冯至先生出生在涿州，但中学阶段开始就在北京学习生活了，且直隶时期涿州属于顺天府，不属于保定府。另一个是祖籍保定高阳的北大法语教授齐香，是文化大家齐如山的女儿，但她出生在北京，严格来说也不是保定人。而著名的张若名教授倒是地道的保定清苑人，但她以研究法国文学著称，基本不做翻译。这些寻找令我感到很沮丧，觉得因抗战文学而全国闻名的“保定作家群”形成之前的现代保定似乎是一片文学的空白，堂堂的直隶省首府何以在文学和翻译领域如此不堪？还是缺乏挖掘？

还是到了网络时代，我偶然从保定老作家郑新芳的博客上发现了一位真正出生于保定、在保定完成了中小学教育后成了著名的报人、作家和翻译家的许君远先生的事迹，又搜寻到许君远的作品拜读，读后感到为他骄傲，也不胜唏嘘。诚如研究家们感叹的那样：“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就堪称‘著名’了，许君远在三个领域‘著名’，实属少见。”这样一个20世纪难得的文学家，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半个多世纪才开始得到重新发现，确实是历史的悲剧。

许君远曾在保定莲池小学读书，1918年考入保定的直隶第六中学，中学时期就开始在写作上崭露头角，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那所著名的直隶六中在大学和师范学校很少的年代是十分显赫的。当年直隶省一共只剩下21所官办中学，但进入排名序列的只有16所，其中直隶一中在天津，二中在沧州，直隶六中则在保定，校址就是著名的“西刹秋涛”风景区里的直隶高等学堂旧址。梅贻琦就是从那里考上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后来因为曹锟要在那里创办河北大学，六中就迁址到北关外的直隶高师校园里，据说那也是个花园般美丽的校园。看来许君远是在两个校址读的直隶六中。前一个校址成了曹锟创办的河北大学（1921—1931），后一个校址则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天津迁来的新河北大学（1960年在早期的天津工商大学基础上改建）的南院。许君远考大学时并没有投考近在咫尺的以农医学科见长的河北大学，而是毅然报考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最后以一比六的录取率考上北大。当年的六中出过好几位北大生，足见六中的教学实力了得。

有趣的是他的几位同窗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们是废名、梁遇春、张友松和石民。他们那时选课似乎十分自由，几乎从上英文系伊始就开始了全面的人文学科的训练。在英文系他们的老师中有丁西林、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等名流，在英文课程之外他们还选了许多国文系课程，如黄节的《诗经》《曹子建诗》，刘毓盘的“词”，单不庵的“宋元学案”，林损的“诸子百家”，刘文典的“汉魏六朝文”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这样的中西文化熏陶为这批英文系才子以后跨越中西文化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应该是今天培养文学人才的途径，可惜这样的传统已经失传多年了。

当年许君远在通州的河北第十师范当英文教师。张中行先生彼时在那里就读，对许君远印象深刻，曾回忆说：“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从读中学开始他的理想就十分纯粹，纯粹得似乎脱离了那个纷乱的时代，如他所述：“在北大读英国文学，成天钻在‘象牙之塔’里读小说，写小说，只想成作家，做教授。”所以他后来得以跻身京派作家群，在小说和散文写作上颇有成就。沈从文曾经很推崇他的作品，但据说鲁迅在选编京派作家作品时没有选许君远，此事曾成为文坛的争议话题。但今天来看，许君远的散文确实有其难能可贵之处，手头这本《读书与怀人》，感情真挚，清丽可诵，一派民国文人风范跃然纸上，读之爱不释手，依然是我们学习散文写作的榜样。而作为翻译家他翻译出版了四种著作：《印度政治领袖列传》《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其中《老古玩店》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在印行。可惜我们读翻译作品很少注意译者的名字，估计我大学期间读的就是许先生的译本呢。

他更为令人炫目的任职则是在报界，先后在《北平晨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担任各种职务，在新闻写作上独树一帜，写下了很多轰动一时的抨击时弊的文章。1945年，他还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见证了联合国诞生的经过，写下了报道。

这个文学之子、报界天才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不幸，抑郁而逝，否则以他的才华，至少还能翻译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开始重新发现许君远的价值，尤其对我们这些晚辈同乡，似乎意义更加不寻常吧。

我曾在许君远读中学的校园里读过大学，这事想来令人无限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