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战略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尝试。这部著作不仅是可供有野心的将军参考的教科书，更是一套关于战争的完整理论。他的成就在于发展出了一个充分抓住战争本质的概念框架，从而使以后的几代人都要借助它来弄懂他们所处时代的各种冲突。模棱两可的表达和字里行间的紧张气氛，使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分子和自由派人士都纷纷宣称将这本书作为各自理论和战略体系的权威支撑。
甚至那些认为《战争论》满是谬论且不合时宜的人也在相互攻击，似乎不诋毁克劳塞维茨就无法证明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当时，要想更好地深入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就得仔细论证各种译本中的内容是否充分和恰当，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智力发展如何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偶尔出现的词句都有可能暗藏着宏大思想，而那些关键的概念和它们在特定案例中的应用也都可能具有双重含义。”
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能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中探究其战略内涵了。克劳塞维茨最著名的格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战略家们的共同纲领。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爵士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合译的版本中选用了“policy”（政策）一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词的指向应该高于日常的“politics”（政治），在他们看来，后者在英国和美国有负面含义。但巴斯福德却认为，“政策”听起来过于死板、单边和理性，而“政治”的优点是传达了互动的意思，体现出敌对双方被冲突绑在一起的状态。两种解释都有道理，要点在于战争若能坚持政治目标，就能避免成为愚蠢的暴行。这句名言并非想说战争始终是政策的合理表现，也不是指从政治到战争只是从一个定义变成另一个定义。二者的区别在于暴力以及两种敌对意志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感情因素和运气成分的作用，它们在政治领域表现明显，但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却重要得多，常常使战争行为趋于复杂化。所以，克劳塞维茨毫不否认战略的有效性，因为这才能体现出《战争论》的价值，他想强调的是战略所受的限制，这种限制会让聪明反被聪明误。
政治乃至战略以执着追求国家利益为目的，很难为其披上合理的外衣。虽然他的格言后来常常被引述为权威论断，用来说明民事手段优于军事手段，但安图利奥·埃切瓦里亚（Antulio Echevarria）提醒人们注意，克劳塞维茨的很多关于政治和国际冲突的思想，特别是没有经他修改的章节所表现出的思想，都是循环的和宿命的。作为一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自己成熟思想的深处对战争本质的观察。在他看来，战争呈现出
显著的“三位一体”特点，包括：原始暴力、仇恨和敌意。这些都可被看作一种盲目的自然冲动；机会和概率的作用，创造精神在其中自由活动；以及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从属性质，它使战争仅受理性的支配。
这三大因素之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为他的理论提供了支撑。“三位一体”学说超越了他的著名格言，暗示了政治并不能统领一切，而只是三者之一。任何国家要想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国际体系中生存（克劳塞维茨对“三位一体”概念的理解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政治就必须始终为战争创造条件，但政治又不能挑战“战争的基本原理”，以免减少成功的机会，进而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反过来，这又可能让军事行动造成巨大的政治后果。虽然军事明显从属于政治，三大因素的动态特征仍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此复杂。
作为一场对立意志的冲撞、一场大规模的决斗，理想意义上的战争很容易发展成绝对的暴力活动。克劳塞维茨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他同时针对三大因素中的其他两项，解释了为何绝对暴力活动不可能成为现实。政治是制约战争的一种力量，而摩擦则是另一种。这也是克劳塞维茨对于军事思想发展所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摩擦”概念的提出，帮助人们认清了理想中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战争与现实战争的差别。他在书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
战争中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困难的事情。这些困难积累到最后就会产生摩擦，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摩擦是很难想象的……无数意想不到的微小事件加在一起，就会降低整体作战水平，以致原定的目标总是不能达到。
其结果就是“作战效果无法估测，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所以，摩擦会导致延误和混乱。在战争中采取行动就像在水中行走，眼前的景象常常晦暗不明。“所有行动都是在类似黄昏那种半明半暗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就像在云雾里或月光下一样，看什么都觉得尺寸很夸张，样子也变得稀奇古怪。”这注定会让统兵的将领们感到沮丧。做每件事情都会比在正常情况下花费更多时间，很难根据战场形势随机应变。
在看似相互矛盾的三大因素中，暴力和机会仍可能从属于政治和理性的运用。如果战略家失去理性，战争就会逐渐变得混乱失序、无法预测。聪明的战略家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先发制敌，如何预见所有导致摩擦的因素和偶发风险。正确的做法是针对混乱状况和不可预知因素提早做准备，而不是打退堂鼓，认为这些因素会让全部计划失效、功亏一篑。检验一位将军是否伟大，要看他能否制订出一个自己能够一以贯之的计划。克劳塞维茨提到，指挥官应该是军事天才，但这不一定是指像拿破仑那样出类拔萃、百年不遇的人物。天才要明白战争的需求，了解敌人的特点，并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当然，一个自作聪明的将军绝非克劳塞维茨心目中的天才，他更欣赏那些能克制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牢记战争残酷现实的人。
因此，他在描述战争时，一方面认为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并随时抓住机会；另一方面又给出相反的结论，主张以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连续性步骤为基础，制订出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他特别强调，制订计划时应谨慎认真、集中精力。战略家必须“拟制战争计划，其目标将决定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发动战争不能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一旦计划开始实施，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要时刻才可以修改它。克劳塞维茨将战略定义为“利用战斗来达到战争目的”，这一定义把政治目标转化成了军事目标。战略家应“设计出每一场战役，并决定其中的每一场战斗”。为了获取胜利，选择更有计划地投入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如何确信每个计划都会落实呢？
克劳塞维茨给出了三大理由。第一，虽然人们大谈事物的不可预知性，但并非所有事物都那么神秘。采取有把握的行动，其效果也能预先知晓。被人从背后攻破或轻易中了埋伏的敌军往往士气低落、勇气不足。最重要的是，对于敌我力量的强弱，可以通过考量双方的作战经验以及“精神和情绪”来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在无法准确了解敌人的计划和对形势的反应时，可以运用“可能性法则”来判断。跟一名容易激动的空想家打交道，与对付一个冷酷且工于心计的敌人完全是两回事。勇敢、主动和机敏会比谨慎、消极和愚蠢得到更多的尊重。
第二，情报的不可靠性。如果没有一个坚定有力的计划，偶尔得到的报告很可能会导致过度的偏离：“战争中很多情报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虚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定的。”而且，情报往往具有悲观倾向。被夸大的坏消息令指挥官们沮丧而绝望，他们脑子里会浮现出种种充满危险的臆想图景：“战争用它自己的方式为舞台装点上了涂满大堆可怕幻象的粗糙布景。”这些生动的观感盖过了有条理的思想，“即使是亲手规划作战行动并亲自推进落实的人，也有可能对自己先前的判断失去信心”。所以，他必须驱除假象，转而求助于“可能性法则”，从“对人和事的理解及常识中”获得自己的判断力。随着信息收集情况的改善，克劳塞维茨关于应忽略及时情报的建议就显得很明智了。现在看来，这个办法在应对灾祸时比在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时更管用。
第三，敌我双方都会受到摩擦的制约，这也是一个糟糕的失败借口。问题在于谁能更好地应对摩擦。杰出将才的精髓，就在于能够通过精心制订计划和在遭遇不测时保持镇定来尽量克服摩擦。“优秀的将领必须了解这种摩擦，以便在可能时克服；而在行动受到这种摩擦的阻碍时，也不可按既定的标准强求行动完美无缺。”这一重要的限制条件告诫人们，过度的战略野心是不可取的。
所以，军队的规模很重要。各国军队“非常相似”，“其中最好的和最坏的几乎没什么区别”。因此，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最可靠的成功之道就是在数量上占优势：“战斗力上二比一的优势可以抵消最伟大指挥官的才干。”克劳塞维茨应该也注意到了诡诈、迂回战略的妙用，承认它能迷惑敌人和瓦解敌人的士气。他提到，人们可能认为“战略”得名自“诡计”，但他发现历史上鲜有证据表明诡计（谋略）能取得实效。相反，他认为，通过大规模调动军队来制造假象是危险的做法，因为这些军队在真正需要担当重任时，很可能已经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在战术层面上，奇袭是重要且容易实现的手段；但在战略层面上，军队的集结和调动却可能泄露作战意图。摩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会使这类意在攻敌不备的行动无法顺利实施。所以，在应该力取还是智取敌人的问题上，克劳塞维茨选择前者。“战略家的棋子没有这种计谋和诡诈所必需的灵活性……相比于骗人的天赋，准确和深刻的理解力是一名指挥官应该具备的、更有用也更不可缺少的条件。”他的建议是保证计划简单明了，特别是在面对一个有实力的对手时。一个简明的计划要求执行者出色地完成每一次作战任务，为此，战术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只要能连续取得作战胜利，战略计划就会始终有效。
知道应该何时收手同样很重要。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加倍反击的敌人会让最后的胜利很难实现。克劳塞维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胜利的顶点”，一旦达到这个顶点，继续进攻往往会导致命运的逆转。所以，“在制订战役计划时准确地计算出这个顶点很重要”。也就是说，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双方优势对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遭受损伤后的敌人是一蹶不振还是怒而奋起？应该避免哪些事物分散你的注意力，是不是那些看似有利可图却偏离了主要前进方向的目标？夺取“一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看上去很诱人，好像因为它们是“意外的收获”就有了价值似的，但这样做却会给实现主要目标带来风险。应以一贯和专心的态度摒除那些扰乱大局的因素。拿破仑在1812年的失败正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通过对俄国战役的考查，克劳塞维茨发现，法军对于建立在奇袭和复杂军事机动基础上的战略缺乏信心，这使他认识到，优势取决于防御。占领敌人国土所必需的进攻行动会耗费进攻者的精力和资源，而防守的一方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好迎击进攻者的准备。“时间积累起来就会变成防御者的本钱。”出敌不意对防御和对进攻一样有效。这里所说的出敌不意是指通过“军事计划和部署，特别是军队的分布和配置”给敌人以打击。进攻者可以“用全部力量随意攻击敌人整条防线上的任何一点”，但防守者如果比预想的更强，也可能会在选定的地点对进攻者发动奇袭。防守者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战，因此能够精心挑选阵地，同时占有后勤补给之便，并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民众不仅可以提供情报，甚至可能成为后备军。即使进攻奏效，占领军也可能会像拿破仑曾在西班牙所遭遇的那样，陷入抵抗斗争或游击战的困扰。而且，只要防守国不投降，其他国家就可能站到它的一边。按照“力量均势”的主流观念，不管侵略者的意志多么坚定，其他国家都可能出手干预，以防止其变得过于强大。就算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被一个反对它并决心恢复国际体系均势的联盟打败。这同样可从拿破仑付出的代价中找到答案。不过，克劳塞维茨在把防御形容为较强作战形式的同时，也指出防御在目的上的消极性。它是一种有限而被动的选择，关心的无非是保存力量、维持现状。只有进攻才能保证战争目标的实现。弱者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守势，但一出现有利的力量对比，他们就会受到鼓舞，转而采取攻势。“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之剑）是防御最伟大的一刻。”
说到进攻，克劳塞维茨又提出了重要的“重心”（schwerpunkt）概念。与包括摩擦在内的其他概念一样，这个概念也取自当时的物理学。重心表示一个物体的重力聚集点，物体的重量通过这个点均匀地作用于各个方向。打击或颠覆这个重心会导致物体失去平衡，进而掉落或倒塌。对于一个简单对称的形状，找到它的重心并不困难。可一旦物体的构造含有活动的部件或变化，那么它的重心就会不断改变。克劳塞维茨从来没有完全认真地运用这个比喻。按照他的解释：“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指向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且，最强烈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schwerpunkt”是“敌人力量的中心要素”，因此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打击的点”。这就需要找到敌人力量“终极实体”的源头，然后对准这个源头发动攻击。真正的目标或许并不是一股集中起来的人体力量，而可能是一个使敌军相互联系并接受指令的点。针对这个点的任何破坏行动都会使效果达到最大化，从最接近的一点波及更大的整体。
虽然克劳塞维茨没有充分探究这一原理，但他认识到，这个关键点可能是一国首都或是一个联盟的凝聚力。说到国家间结盟，它曾一直左右着拿破仑战争的潮起潮落，克劳塞维茨认为，联盟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眼前利益，而加入联盟就要承担风险（比如，设法调用盟友的军队或被迫援助一个较为弱小的盟友）。一个联盟想要蓬勃发展，就得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至少“大多数盟国的利益和力量”必须“依附于主导国的利益和力量”。这就给对手提供了一个作为目标的重心，对手可以通过制造分裂来瓦解这个联盟。即便是和平时期的同盟，也未必都能发展成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联营企业”，就像“做生意”一样，行动总是“被外交上的保留条款所阻滞”。
由此可见，重心没有明显的特征。这个概念只是想说明，如果敌人看起来是一个整体，那么攻击它的集合点就可能使其失去平衡，甚至崩溃。但如果敌人没有表现出这种形态，则可能无法找到一个明显的焦点。基于此，一个松散的联盟可能比一个紧密的联盟更难攻破，尽管它的松散可能使其战斗力更弱。如果敌人作战时没有全力以赴（例如在一场有限战争中），恐怕就难以指望通过重击其军队而产生超出其作战区域的影响了。然而，尽管“重心”常常令人困惑而非替人解惑，但如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学说一样，这个概念渐渐嵌入了西方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