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传播与传播学

传播是人类的日常行为，也是易得的交流工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就像人类必需的阳光和空气。所以，人类的传播史俨然人类自己的发展史。它有如此丰富并使人类无不受益的技术和工具，以致人类如果厌倦了传播，也就厌倦了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然而，几千年来人类却几乎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传播是什么？

传播是什么呢？它的本质、特征、规律、功能以及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20世纪初开始有人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人类能够以自觉的姿态去探究曾经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然的东西，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定的时代所赋予人类的某些特定的意义。那会是一种存在的新范式吗？它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还是使人类面临更大的焦虑？它催眠了人类原本独立的意志，使之从众化特征日益突出，抑或是对客观世界越来越普遍的疏离？总之，人类开始探究他们“自己的”传播行为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传播现象，开始观察因传播而互动的“人”“媒体”“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

探究的目光一开始就具有多学科的大视野与交叉研究背景下关注点趋同的特征。来自政治学、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统计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不约而同地，或前或后地专注于他们感兴趣的有关人类的传播行为及其社会效果问题。传播，不再局限于人们对信息交流的日常化感知，更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传播学热议的关键词。

一、什么是传播

界定“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是件困难的事情。传播学中的“传播”一词取自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来源于拉丁语“communis”，是一个多义词，它既有传播、传达、传递、传染等单向信息流通的含义，又有双向或多向交流、交往、会话、参与、交通等意思。研究者们对于以什么为领域并确定其研究对象，从什么层面揭示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的本质特征，选择哪些视角观察并阐释传播功能等，不仅争议激烈，而且观点林立，但“这些观点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本身即构成了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

（一）不同视野的界说

不同视野的界说是我们讨论人类传播所必须具备的观照领域，因为在探索与发现方面，前人已做了很多。迄今，关于传播的定义约有百余种，综合众多学者富有建树的观点，我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界说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类。

1．共享说

以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人们在传播时，总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东西，即我们努力想与他人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此立场强调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传者”同时对信息的分享。

事实上，“共享”现象不但是传播实践中的一种主观愿望，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客观结果。当传者向受传者传递某一信息时，一般而言，该信息就自然地由传者“此前的独享”变成了传受双方“此刻的共享”。中国文化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可谓是对信息共享过程中最佳状态的描述。

然而，以下传播现象却检验出共享说的局限性。

（1）拒斥。传者发出信息，目标受众拒绝接受，如敌对关系语境中的传播。

（2）不通。因符号识别系统的差异，受传者无法“解读”传者发出的信息，如不同语种间传受双方缺乏相同识别能力的传播。

（3）误解。传播中因词不达意或理解困难而导致传受双方信息沟通不对称或错位。尤其当传者采用“旁敲侧击”“避实就虚”的策略性叙事时，受传者一旦缺乏“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的经验，误解现象就会经常发生。

（4）独处。当我们处于思考、内心冲突、暗自神伤、窃喜、睡眠等自我传播状态时，传者与受传者的身份是合为一体的，具有信息不与人分享的特征。即使偶然“出声”了，也是一种自言自语、拒绝信息共享的心理。

由此可见，共享说虽然把握了传播的一些本质特征，但它还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

2．交流说

以美国人类学家E.T．霍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传播是人们相互之间传递和交流各种观念、思想、情感，以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的过程。

与共享说不同的是，“交流说”不仅观察到了传播活动的信息共享结果，更关注传播活动的交流过程和交流方式。研究者发现，信息交流过程中“拒斥”或“传而不通”的结果一定另有原因。而且，传播工具也并不是只有语言一种符号体系。信息传播最基本的方式应该是言语交流和非言语交流。

著名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言语交流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人际交流或自己思考时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如说话和听话。说话者有一种思想或情感要表达，就利用言语对它进行编码，表现为合乎语法的话语，把深层内涵转化为表面传达；听话者则对话语进行译码，把表面传达的内容按其理解还原为深层内涵的结构形式并对其做出反应。这就是言语交流的基本过程，富有个性色彩。语言则是根据约定俗成的规则形成的符号体系，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对静态和稳定的特征。

非言语交流，即不用言语为媒介进行的交流，包括动态无声的交流、静态无声的交流、副语言三类：

（1）动态无声的交流，如表情、眼神、点头、手势、拥抱等肢体交流手段的运用。早在1872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就率先研究了人的面部表情，认为面部表情具有愤怒、幸福、悲伤、厌恶、恐惧、惊讶6种情绪，这些情绪对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具有普遍的意义。1963年，在这一领域最卓越的美国学者R.L．伯德惠斯戴尔首创“身势语”的概念。他把人体的大部分动作分解并结构为“身势语词素”，按句法结构的原则将这些“词素”如同词的字母和音素一样排列使用，并赋以特定含义。伯德惠斯戴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有内在结构的身势语随文化的不同而变化，是习得的而非本能的。

（2）静态无声的交流，即人的无声的静止姿态和人与人在交往时所保持的空间距离。研究者认为，静正姿态不仅能表达出个体内心的情绪状态和指示群体内的一般倾向，还能反映出交流双方的社会背景、地位、学识水平等。霍尔提出的“近体学”概念，将交往互动中传受双方的空间距离从近至远分为4圈：亲昵区，3英寸～12英寸；个人区，12英寸～36英寸；社会区，4.5英尺～8英尺；公众区，8英尺以上。他进而指出影响人们交往的空间距离的这四个重要因素，能正确反映出交往双方的亲密程度、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别及其性别差异。

（3）副语言，主要包括声音音调、音量、节奏、转音变调、停顿、沉默等表达不同意义的交流手段。在书面语言中，通常借助标点符号把它们表示出来，比如中国民间流传的“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断句故事。副语言不仅能影响听话者对说话者的知觉，而且还能调节沟通。

交流说揭示了传播工具的重要性和传播过程的规律性特征，使关于传播的界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关于人类传播活动的客体——信息，这一核心概念的特性却没有明晰的界说。

3．信息说

20世纪中期，有关传播的研究开始繁荣。以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C.E．申农和W．韦弗为代表的技术型学者认为，传播是许多学科涉及的课题，例如计算机间的交流过程，生物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表达，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和谣言的传播等都可看作传播的形式，应该从人类的共同活动和交往的整体关系中去把握和研究传播现象。

1948年，C.E．申农发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 N．维纳出版《控制论》。这被看作全面研究传播过程的开端。1949年，申农和W．韦弗根据他们对通信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第一个较全面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源、转换器、信道、噪声源、接收器和信宿6个传播环节。后来，维纳又把《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引入了申农的模型。虽然申农等人的模型是纯技术性的，但由于它能直观地描绘人类一切沟通过程的基本环节，具有普遍意义，并显示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工具精确地模拟和研究传播沟通过程的情景，因此不少学科纷纷引入这个模型。时至今日，许多学科的传播研究仍然受它的影响。

在“信息说”的研究视野中，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信息是人们对接触到的讯息（客观存在的消息、情报、指令、数据、科研成果和资料等）“排除不确定因素”后，从中选择出自己所需要的那部分内容，而语言就是这些内容的载体。

信息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以系统整体的研究视角使传播研究的学科领域变得清晰。但研究者们在传播效果的技术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替代他们在研究编码与译码时，因忽略传播过程的“环生态”现实而留下的遗憾。

（二）不同类型的传播实践

人类因传播而组构了社会——一个日益庞大而复杂的信息系统。作为这个社会传播总系统中的个体系统，人们是怎样自动与他人互动从而生存与发展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那就是将人类的传播实践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5大类，并在此基础上去把握各类传播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和共性，以及两者并存的本质特征。

1．自我传播

自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称内向传播，指个人不以交际为目的的内部信息处理的活动。它是作为客体的外部环境信息刺激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大脑而产生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表征是“不出声”，但个人的言语运动器官仍然在活动，并执行着与说话时相同的信号功能。

1952年，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奠基人雅科布森（Jakobson Roman）在撰写《言语分析初阶》一书时曾做过一次实验。他将电极装在被测试者的下唇或舌尖上，指令被测试者数数或算简单的算术题，或者诵读一首诗。第一次测试“出声地”进行，第二次测试“默默地”进行，发现两次测试所得到的动作电流节律基本相同，表明人在默默思考时也有言语器官的运动，且其性质与说话时相同。实验证明，当人处于自我传播状态时，由于言语活动的对象是自己，信息在交流中往往比较简略和概括。

一般而言，自我传播的主要特点有：（1）“传播者”与“受传者”角色重叠，往往表现为矛盾的统一体；（2）所传信息不与人分享；（3）由大脑储存信息量的多少决定自我传播的活跃程度，同时，自我传播的自觉程度也决定着大脑对有效信息的储存状态。

自我传播的主要表现有：思考、阅读、聆听、观赏、内心冲突等状态。自言自语、自我宣泄、做梦和戏剧独白则是比较特殊的表现形式。自我传播是人类各种传播活动的基础，即使在传媒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它仍然是个人用时最多、自由度最大、自觉程度最高的传播行为。

2．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两人谈话、书信往来、打电话、发送电子邮件等，都属于人际传播范畴。

根据F．丹斯和C．拉森（1976）的观点，人际传播有三种作用：（1）教化作用。指一个人出生后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参照他人经验而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2）联系作用。个人在人际传播中不仅可收获别人的“前车之鉴”，尽其所能地摄取环境中的“利我”信息，同时也会因自己向外部环境释放“利他”能量而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因此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交流双方同时获得自我潜能的发展，以及沟通意义的延伸。（3）协调作用。由于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交流双方各自的动机、目的和立场一旦出现不对称，“与人方便得方便”的处世原则就会使彼此主动回避不平衡心理状态可能带来的孤独感，而使交往变得融洽愉快。当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不健全、非理性的人际传播动机也是存在的。

人际传播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信息交流渠道多、形式多样，可以面对面直接交流，也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等通讯媒体“准间接交流”。（2）人际传播的交流符号可以用语言，也可以用言语或非言语符号交流，甚至是多种符号复合式使用。但重要的是，人际传播中的交流双方应该具备统一或近似的编码系统和译码系统，他们应有相同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能对语义有相同的理解；否则就会交流困难或零交流，比如政见、宗教、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交流双方对语义的多解。（3）人际传播构成一种双向的动态系统，传者与受传者的角色可以在相互作用中随机互换，反馈非常及时。“口角”语境中的人际传播，可谓最生动的双向快速反馈状态。

综上所述，人际传播可以建立、维系和发展不同的人际关系。比如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妹关系等。

3．群体传播

所谓群体，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进行共同活动的团体。例如，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家庭等群体，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邻里同乡团体，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企业集团、工会、协会和职业俱乐部，以兴趣、爱好结合起来的各类“圈子”等。

群体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社会学领域，群体被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指人们在共同利益制衡和理性认知基础上自觉建立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机构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既定目标，有较固定的人员编制和群体行为规范，成员的角色地位明确，会根据规模大小分小型、中型、大型或巨型组织等。

非正式群体指以个人好恶、兴趣、认知水平为基础，自发形成的无固定目标、成员间无地位差异、彼此同情、价值观趋同的舆论群体，如趣味相投的“驴友”“跑酷儿”，街区的玩伴儿，沙龙和会所的成员等。非正式群体也有一定相关的没有明文规定的结构和规范，群体成员中会自然涌现出心理上默认的首领（或称“意见领袖”），群体成员的行为一般受群体中自然形成的规范调节。

在传播学中，正式群体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研究内容；非正式群体的传播活动才是群体传播的研究对象。群体传播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群体传播会对成员保持一种亲和力和凝聚力，个人参与群体传播会受其影响，并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传播过程中的心领神会、彼此认同来维系和发展，个人内心的满足程度是判断群体传播价值的主要标准。

（3）成员往往会承认群体中的权威和个别人的威望。

（4）群体传播是一种开放形式，成员可以自由进出，或者参与数个群体的传播。

群体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群体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传播样态。著名的大众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对此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不仅作为传播学应用研究领域的经典性成果，使有关受众研究的课题至今受益，而且还为以后一些重要的传播效果专题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4．组织传播

美国学者歌德哈珀认为，组织传播是由各种相互依赖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应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创造和交流信息的过程。依此界说，我们得以专注于被社会学识别并划分出来的那些——有明确的目标，成员间有严格的分工，其行动受“管理体系”约束的“正式群体”的传播样态，比如政党、军队、政府机构、企业或社团的对内与对外传播。相互依赖性是组织传播的基本属性。有组织、有一定规模地进行信息交流，“传者”与“受传者”角色被规定，有特定的信息内容和较规范的传播周期等，是组织传播的显性特征；而信息反馈相对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而言较困难，则是组织传播的隐性特征。

根据组织传播的信息流向，我们可以将该类传播形式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横向传递三种。前两者主要使用正式的信息通道，如报告会、新闻发布会、征集意见会、田野调研等；后者既可通过正式渠道，也可通过非正式渠道实施传播，如展销会、笔会、歌友会等。而人民代表大会、学校授课等传播活动则是组织传播中正式的社会群体组织所从事的信息交流活动。组织传播又被形容为组织活力的源泉、组织关系的黏合剂、组织机体的防腐剂。正如前面描述群体传播的类型时所提到的，组织传播与群体传播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式群体（社会组织）中产生非正式群体（各类“圈子”）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群体中形成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群体成员对所属的正式群体的劳动和管理制度的态度，因而对劳动生产率有重大影响。当正式群体有一个自由和创造性的劳动环境时，其成员高度的团队意识会使非正式群体自觉地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而当非正式群体与正式群体（社会组织）发生矛盾，并干扰整个组织去达到既定目标时，管理者就要有效地采用组织传播手段去设法改善紧张关系，转变非正式群体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规范，使两者的活动协调一致。

5．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指专业化的社会媒体组织（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电台、电视台、音像制作公司等）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对其广泛的受众所进行的信息传播过程。

（1）大众传播需要借助特定的、职业化的媒介机构传递信息；

（2）传播的信息是公开的，不具有保密性；

（3）传播模式基本上是信息的单向流动；

（4）受传者是大量的、隐匿的、分散的和各不相同的；

（5）所传信息由职业把关人把关，信息经过净化、优化的处理之后，再提供给社会以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

（6）信息传播速度与效果直接受制于现代科技，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因此，传播技术及工具的先进与否已经成为衡量媒介组织竞争实力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数字时代的新媒体运作中，“大众”的同一性，被动性和数量等传统的概念已开始模糊，甚至不再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分类概述，仅仅是为了我们在认知层面清晰地辨析不同语境中的传播行为的不同特征与作用。事实上，人们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是各类传播手段兼取并用的。

那么，什么是传播呢？我们比较认同吴文虎先生的观点：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行为总称。

美国传播学者丹斯曾就传播定义问题作过理性的总结：我们对传播概念的期待实在是太高了，而应用概念的“族系”代之。本教材后面各章引介的理论从整体来看便代表了对这一概念族系的各个界说进行专题研究的努力。

二、什么是传播学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在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把传播学称为“传学”或“传意学”。

（一）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1．传播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研究

传播史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类传播历史阶段的划分，早期的传播研究活动及其代表人物等内容。关于人类传播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对其特征的辨识，我们比较认同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观点。他们从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人类传播实践的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口头传播时期，也称为“部落文化”时期。此阶段的传播活动特征是个体的各种感觉器官可以同时受到外部信息的刺激并处于和谐状态，个体的演讲才能是确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2）文字印刷传播时期，即“脱离部落文化”时期。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的视觉功能被不断强化和扩展，致使其他感觉器官的功能被相对削弱甚至忽略。在这一阶段，由于文字表达的线性特征，而使人类逐渐形成了依“行”为序的阅读习惯和使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的特殊推理方法来组织视觉经验，于是思考——逻辑层面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尤其当印刷技术普及之后，各地区的方言得以规范化，人们对抽象民族的忠诚度也日益凸显，最终促成用“国家”的概念取代“城邦”的概念。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活动突破了以前的时空限制，但口传时期的“现场”参与性和“感觉”的平衡性却被打破了。

（3）电子传播时期，亦叫作“重归部落文化”时期。在这一时期，电子媒体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方式使人们的感官重新得以均衡地体验部落文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交流；而传播技术则实现着所有团体成员和谐相处的部落关系的复归。在此传播状态中，人们的交流时空距离被骤然缩短，整个世界似乎微缩成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人类传播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奠定了传播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也确立了传播学学科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相信人类历史是由各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传播媒介引导前进的，媒介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相关经典理论，本教材的第七章有详细论述。

2．理论范式（dominant paradigms）研究

之所以使用“范式”这个词来说明一种思想倾向（亦即“理论”），其无可争辩的理由是：（1）它识别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某些重要的调查研究范围；（2）使用某种或多或少与众不同的方法；（3）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又比较重要的结论，并且逐渐被人认识。在这种意义上，一种范式是一种基本的观点，它不仅由其生产者，而且由其消费者确立起来，并且拥有使其成立的专业知识的支持。

在传播学的探索与发现历史进程中，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传播现象的本质与特征，揭示传播行为的动机、目标、效果以及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提出了一个个命题和实验的结论，使传播学不仅逐渐成熟，其理论范式亦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比如美国资深时政评论家李普曼1922年提出的“拟态环境范式”，著名政治家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提出的“5W”理论，信息工程学家克劳德·申农与沃伦·韦弗1949年提出的“线性传播范式”，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54年在C.E．奥斯古德的传播学观点启发下提出的“循环范式”，传播社会学家德弗勒提出的“社会系统互动范式”，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权威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1955年联合发表的“二级传播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更具批判精神的主导范式：“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识沟理论”等。

这些经典理论一般都产生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批判，其命题和研究结论往往都经过严格的实证过程而具有突出的可验证性特征。然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国家体制下的传播实践对这些理论的验证，则是从经验和理论范式的创新方面具有不可置疑的双重价值。因此，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与传媒生态进行系统研究，无疑是对传播学学科发展的重大贡献和一种属于人类自己的使命。

3．研究方法的探索

人类的传播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能够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并做出解释的分析工具叫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必须是一种科学。所谓科学，是指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知识。

研究方法的核心任务是描述、解释和预测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一套科学的研究程序，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

（1）建立假设。假设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作尝试性的回答。比如研究者可以根据新媒体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革而推测：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率越高，传统的交流方式受到的威胁就越大。这就是假设。研究程序一旦启动，假设必须首先被转化为操作化术语表达的命题。

（2）操作化。操作化是指对假设中的概念做出具体定义，说明如何测量概念，如何检验假设等。这就涉及研究方案的设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

（3）经验观察。为了证明研究假设的成立，研究者必须依据已定的研究方案，选择恰当的方法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整理。比如，通过对某一地区人们对传统媒体（图书、杂志、报纸等）与新媒体（网络、手机、数字音频与视频等）的使用频率、依赖程度、满意程度、受众年龄偏倚等指标的观察与测量，搜集和统计相关数据，并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归因分析，从而求证“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率越高，传统的交流方式受到的威胁就越大”的假设是否成立。

（4）获得结论。如果研究工作选择的是实证研究的方法，那么，抽样调查、问卷访问、深度访谈等方法，就会以数理统计和计算机为工具，按照一套严格周密的操作程序，对样本数据做出精确的定量或定性的分析，从而得出“肯定”或“否定”假设的结论。如果研究工作选择的是文献分析的方法，其结论就主要来自对所占有资料的演绎推理。

（二）为什么说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关于传播学的“诞生日”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所共同关注和开拓的新的科学领域。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传播行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兴趣，使他们在坚持不懈的探索中不期而遇。他们来到一个交叉道口，这个道口对他们每个人而言都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发现了原来所属学科的创新点，二是从那些有趣的创新点发现了建构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广阔天地。他们对这个“新领域”的基础性地位争论不休，但同时，他们所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本身即构成了充满魅力的传播学领域。

于是我们看到，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和被该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作为整体的概念”因与一些学科高相关而具有异常凸显的多棱性。比如：

借助于心理学，传播学可以运用认知与行为理论，研究个体在传播活动中的种种行为与心理现象，对传播动机、传媒使用、受传效果等内容进行应用性科学研究。

借助于社会学，传播学可以运用相互作用理论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观察和描述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测量大众传媒对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影响。

借助于政治学，传播学可以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各种关系，分析传播主体的“施控”权利与“受控”环境，描述公众意见的形成和表达方式，以及“意见领袖”对媒介信息的解构或强化。

借助于语言学，传播学可以运用符号学原理，着重分析媒体信息的内容和意义，研究语言符号、非言语符号以及其他表意符号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阐释功能，以及编码与译码之间的复杂关系。

借助文化学，传播学可以试图解释，通过大众传媒而实现的文化统治过程应该怎样加以概念化和理解的问题。在文化学者眼里，文化是一种体验和处理社会生活的方式，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观，它体现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等方面，并调节着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这一视角可以帮助传播学者观察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传播内容中的信息结构、媒介本质和语言价值。

借助于系统科学，传播学可以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三论坐标”，研究信息流动的特征与规律，研究信息反馈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功能，以及传媒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传媒子系统与社会总系统之间的传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