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是发展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关注对象之一。对于落后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1）的古典经济学理论。Mansour和Hosinpour（2011）在2011年的一篇文献综述中完整地回顾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中国著名学者林毅夫（2012）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也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下面以这两篇文献综述的思路为主要参考对象，简单地梳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

吸收了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精华，以Ramsey（1928）为代表，现代增长理论沿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条相互独立又交织的路径发展。所谓经济增长，是指经济总量的增加，一般用GDP衡量。所谓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化、收入分配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环境治理和改善等一国经济社会综合性改善（李非、胡少东，2009）。现代增长理论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系统性模型是Solow（1956, 1957）和Swan（1956）提出的Solow-Swan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Swan模型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模型，它有一个预测的关键点，即条件收敛。条件收敛以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为假设前提，在专业分工下，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的国家，相比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长期稳定状态的国家，倾向于有更高的回报率和增长率。这个假设一直被认为是对跨国和跨地区经济增长的强有力解释。该模型虽然强调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但将技术改善这一核心要素作为模型之外的因素来处理，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新古典增长这一理论分支的出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技术进步以外生的方式出现，因此被称为外生增长模型。

作为回应，Kuznets、Schultz和North等理论家则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内生技术变化上，强调质量改善和劳动力及物质资本数量之间的协同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将注意力转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上，该理论的研究由于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工作而欣欣向荣。在这一时期，由于增长理论变得过度技术化并且缺乏实证支持，它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分离并且完全独立。随后的研究放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重要假设，而将技术作为与资本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引入到增长模型中，由此形成了内生增长模型（Romer, 1987, 1990;Aghion and Howiit, 1992）。内生增长模型可以处理不完全竞争，认为技术进步将随着时间而增加。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Aghion和Howitt（1994, 1998）、Peretto（1998）、Young（1998）、Dinopoulos和Thompson（1999）、Howitt（1999）、Peretto和Smulders（2002）等人引入熊彼特（Schumpeter, 1934）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将内生增长理论推进到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阶段。他们认为，在研发知识存量回报不变的假设下，研发的有效性下降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而导致的产品更加丰富。同时，一种以跨国回归为基础的主流研究方法出现了，以甄别一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Radelet等（1997）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考虑了东亚国家一揽子激励方案，认为这些政策组合导致了东亚国家比南亚国家更加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Senhadji（2000）估计了88个国家在1960—1994年间包括公共消费、外汇储备、寿命等因素的扩展的生产函数，证明了Solow模型的有效性并支持了条件收敛存在的假设。

Lin和Zhang（2007）、林毅夫（2012）基于Rosenstein和Rodan（1943）的开创性工作，将经济结构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Kuznets（1966, 1971）指出，经济增长要求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早期的“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认为，自由市场理论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而政府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Rosenstein and Rodan, 1943; Nurkse, 1953; Hirschman, 1958）。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实践证明政府干预往往是失败的，结构主义渐渐退出，自由市场理论在90年代末重新回归。2007年以来，林毅夫（2012）等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型，构建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内生地决定了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最优的产业结构；同时强调，要消除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必须同时重视市场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