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 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为落后国家赶超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将这个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践的却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亚洲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具有显著区域性特征的独特模式，即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或者亚洲模式。特别是东亚、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了诸多共同特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因此下面言及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均以东亚及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作为代表。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及特征、增长理论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运用等方面。

1．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及特征

学术界普遍认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属于经济学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亚洲新兴经济体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在经济上采取的一些带有共同性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对象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般性规律及促进增长的要素来源。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总量的一般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国际收支的平衡能力、收入分配关系、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环境等（沈红芳，2003）。但是对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则存在一些异议。刘连银和谢岚（2000）总结了常见的关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亚洲新兴经济体政府主导的、关于经济增长的体制模式，第三种观点将其归结为共同儒教文化背景下的亚洲价值观模式。实际上，大多数学者都将上述三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该模式是一种综合了经济发展战略与文化背景的一套现代化战略模式。外交学院课题组（2011）强调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建立在共同的儒家文化及类似历史背景基础上，以政府主导经济和出口导向型战略等为本质特征，具有浓郁亚洲文化特色的经济赶超模式。刘连银和谢岚（2000）还强调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化的，而是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的。

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强烈的特征，不同学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赶超的巨大潜力（Radelet等，2001）。在增长方式上强调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累积，以不断上升的高储蓄-高投资率带动经济的高增长（Kwon and Kang, 2011）。第二，强大的政府。Stiglitz和Uy（1996）指出亚洲新兴经济体成功的3个必要条件是可信的政策环境、竞争性经济和集中于公共部门。这3个条件实际上都指向了亚洲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干预，使得经济政策能有效传递到经济运行这一事实上。第三，积极倡导出口扩张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Yusuf, 2001）。出口导向型增长是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现代部门转移，推动工业化。第四，参与国际分工，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形成区域性分工合作网络（赵春明，2000）。

2．增长理论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运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的运用是有争议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要素禀赋积累是亚洲新兴经济体追赶的关键变量。不过，内生增长模型所产生的真实投资持续效应，实际上通常来自外部效应——更高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新古典学派在政策上的基本方针是面向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策略，因此大多数关于出口对经济推动作用的理论起源于增长理论（Weber, 2009）。对于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该地区的实践确实体现在外向型增长战略（特别依赖出口）和相互协调分工的雁行模式上。

1946年完成的Harrod-Domar增长模型认为，如果有来自富裕国家的巨额资本注入，穷国会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为亚洲新兴经济体采取外向型增长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理论界普遍认为，落后国家将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给发达国家，同时进口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知识和技术，是一种正确的落后者追赶先进者的追赶战略。此时，日本向亚洲极力推广所谓的“雁行模式”。Radelet和Sachs（1997）将雁行模式与“大推进”（big push）策略和“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策略视为后进国家追赶战略的三大策略。60—70年代，首先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加入日本领头的雁行模式，确定了通过关注国外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造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激励下，80—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四小虎”加入该模式的第二层；90年代，中国大陆及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加入雁阵的第三层。“雁行模式”的本质在于以出口导向战略来推动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新兴经济体显著地增加了出口中制造品的出口倾向和比例，这种日益依赖制造品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Blecker and Razmi, 2009）, “雁行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向所有参与方提供双赢机会的经济模式（Heng, 2010）。而且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运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时并没有墨守成规地一味模仿处于雁阵前面的经济体，而是不断演进以适应单个经济体的具体条件变化和全球环境的变化（Palley, 2011）。实际上，1986—1990年期间，经济增长理论学家将精力放到了研究欧洲和美国在1950—1980年的发展上。直到所谓“亚洲奇迹”初露头角时，人们才在90年代上半期将注意力逐渐向亚洲转移（Fogel, 2009）。

关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史无前例的高增长路径分析，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对亚洲奇迹之谜的解释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们才试图再次对此问题追根溯源。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以下几派：第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赶超在内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扩展版本即积累理论来解释。该模型预言人均收入（产出）的条件收敛：一国人均初始收入相对其长期（或稳态）人均潜在收入水平很低，则该国比人均产出已经接近其长期潜在水平的国家要增长得更快。Lee和Hong（2012）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物质资本积累直到2007年解释了绝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第二，认为贸易开放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并促进了国内产业升级，其中，吸收或消化日益增加的现代化技术和改善的工业结构是东亚快速增长的关键来源，此即“干中学”理论（Nelson and Pack, 1999）。第三，制度或政府干预理论。Radelet等（1997）强调亚洲的快速增长可以归因于鼓励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组合和经济制度。Magnus（2012）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一旦达到了物质资本流动性的极限和现有技术爆发的限制点时，它们的增长前景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技术能力和强健的制度安排。Kwon和Kang（2012）则直接指出政府在亚洲增长模式的成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