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解放区
（1948—1949年）

血液中毒

在等待大队撤回解放区的时候，我们和三部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剧目《民主青年进行曲》，主要内容是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为了配合全国的革命形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民主青年进行曲》的演出受到了好评。接着我又参加了《十九号》的演出，这是华大三部文艺工作团创作的，作者是逯裴和陈明，导演是舒强和穆虹。剧情内容是反映石家庄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惊恐万状、草木皆兵、乱杀乱捕的丑态，剧中我演一个变戏法打大锣的老头。该戏的主要情节是：特务把变戏法的老头当作共产党的密探抓进“十九号”特务机关进行逼供，强迫他承认自己是密探，最后逼他交出党证。打大锣的老头认真地从衣服中翻出包了多层布的党证，特务如获至宝，打开一看却是国民党的党证。这一极具讽刺的情节引起了观众的开怀大笑。

在演出过程中，我因为疲劳受了些风寒，浑身无力，后来有些发烧。

当时领队是舒强，他说：“剧场旁边就有个门诊部，你让他给你打一针，坚持演出完了，回学校再看校医。”于是我就到剧场旁医疗门诊部去看病。医生诊断后给我打了一针，我也不知道注射的是什么药水。回到解放区后我就放松了警惕，我没有怀疑门诊部的医生会毒害我。我忽略了这是刚从国民党手中解放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曾集中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人、警察、宪兵和特务。

医生给我打完针以后，我自以为痊愈了，非常高兴地参加了演出。当演到最后一场戏时，我已经昏昏沉沉，浑身滚烫。我难受地直想躺下，就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定要坚持演到最后！”戏演到了国民党特务兴高采烈地看我打开包，发现里面竟是国民党证时，按照剧情，气急败坏的特务要狠狠地打我一拳。当时我已经是半昏迷地摇晃着，已经没有任何控制能力了，一拳打来，我站不住就躺下了，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谢幕。我记得有人发现我发高烧、昏迷不醒，以后的事就都记不清了。偶尔清醒时我感觉是在担架上，他们快速地奔跑着，我能听见有人“呼呼”地大声地喘着气，有人抢着替换着抬担架。只听到有人说：“我来替换，你歇会儿！”我当时只记得抬担架的有管佑民、于谦、王犁和刘运辉，其他人就记不得了。我被抬到当地最好的医院——铁路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血液中毒”，要住院抢救。

我在医院治疗期间，始终处在昏迷状态，有时也清醒一阵，就能看到我的两只臂膀两条腿上都布满了扎过的针眼。有一次我醒了，忽然想到演出的时间到了：“我怎么躺到这儿来了？”疑惑着，我马上爬起来，穿上拖鞋，却到处找不到衣服，我想时间来不及了，就穿着裤衩、背心走出去了。我沿着大街走啊、走啊，感觉天气太热，走不动。我太累了！就坐在道旁歇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继续走，我很快找到团部。到了团部，进了门站在那里，看见他们正在开会，舒强同志惊讶地问我：“你干吗来了？”我说：“要去剧场演出。”舒强又问：“你怎么来的？”我说：“我自己来的。”舒强说：“医院不知道吧？”我似乎明白了，我还在住院，我是病号。这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舒强同志说：“快把他送回医院！”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出团部，两个人搀扶着我。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碰见医院的护士，她们正在街上找我，看见我们三个人她们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说：“一转脸的工夫就找不到人啦。”她们两个人扶着我，把我送回病房，让我躺下，向我讲了很多应该注意的事项。很快我又昏迷过去了。

两个多月的抢救使我渡过了危险期，我可以出院了。谁从医院把我接出来的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失去了记忆力。我拿起笔想写日记时，什么字也想不起来了，“日记”这两个字都写不出来。看见熟人向我打招呼，我好像认识他，但不知道他是谁，只能微笑点头。这时我就知道我的记忆力丧失了。

以后我见到了舒强同志，我问他：“给我打针的是什么人？”他说：“那个门诊部是特务机关，给你打的是毒药针！他们已经被查办了。”我很庆幸，在医生和同志们的大力抢救下，我从死神魔爪中逃生，获得了新的生命。我非常感激那些抢救我的、关心我的同志。但是我在这次中毒事件中身体受到极大伤害，非常虚弱，又丧失了记忆力。我是做演员的，身体不好又记不住东西，什么也干不了，大家都很同情我。我暗地里也流过眼泪，但是我相信我会好的，在革命大家庭中，我有信心战胜虚弱和病痛，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热爱中国共产党，我热爱将要诞生的新中国，我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