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考略
顾永新[1]
【内容提要】 随着科举的日益平民化和科举文体的不断程式化，服务于科举考试的辅导资料应运而生，以其简便有效、切于实用而流行开来，所谓帖括之学、兔园册子大行其道。旺盛的刚性需求和利好的市场前景，对于编撰者和书坊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形成了编撰、刊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动的完整利益链，又使得受众进一步增多，影响进一步放大。这一类书在宋代既已出现，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梓刻；伴随着元代重开科举，又成为坊刻本的重镇，发行数量之大，流行区域之广，使用之普遍远远超出宋代。根据相关书目著录及传世版本，这类文献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举程文选编，将科举考试中选的文章结集；一是经义作法指南，又可细分为经义和经疑两小类。因为后者与经学的关系更为直接，故本文择其要者略作考述。
【关键词】 经义 经疑 涂溍生 王充耘 邹次陈 谢升孙
科举的演进，科举文体的程式化，实质上从内容到形式对士人思想的桎梏都是越来越严。宋初科举因袭唐制，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变法，以经义论策取代了唐代以来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其时的经义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士人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初试本经经义，次兼经经义，此后经义遂成定制。南宋以后，经义文体“则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元代的经义有所变通，虽然“不拘格律，然亦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2]。
经义都以朱学系统的注释为主，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与明代八股文非常接近。所以，一般认为八股文在文体上最直接的渊源就是宋代的经义[3]。《四库提要》论曰：
自宋神宗熙宁四年始以经义试士，元太宗从耶律楚材之请，以三科选举，经义亦居其一。至仁宗皇庆二年，酌议科举条制，乃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汉人、南人第一场经疑二问，限三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统以后，蒙古、色目人亦增经义一道。明以来科举之文，实因是而引伸者也。[4]
元代实行科举，一般认为始于元太宗九年（1237），因耶律楚材等人之请，开科取士，“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5]。但此后科举中断了七十多年。直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才正式颁布科举程式，次年（延祐元年）正式开科取士。考试程式规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
元统癸酉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稍异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馀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莫盛于斯。后三年，其制遂罢。又七年而复兴，遂稍变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易汉、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此有元科目取士之制，大略如此。[6]
科举程式明确规定了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重心，辅以古赋诏诰章表和策论。其中，“五经”采用经义体考试，除《礼记》外，《诗》以朱子《诗集传》为主，《书》以蔡沈《书集传》为主，《易》以程子《程氏易传》和朱子《周易本义》为主，《春秋》则用胡安国《春秋传》，兼用《三传》。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另一项主要内容，经疑（“设为疑事问之，以观其学识也”[7]）原本在《四书》内出题，以朱子《章句集注》为程准，元末稍变程式，改为本经疑，于是在“五经”中也出经疑题。经疑有如宋人经义的合题，以问为主，重点是在两段引文中比较异同，形式上表现为答问。这就是为什么元人特别强调经义乃至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必须以程朱思想为理论支点和认识标准。《作义要诀》引南宋朱子学者曹泾说论文章立意，曰：“须将文公《四书》子细玩味，及伊洛议论大概，皆要得知，则不但区处得性理题目有断制，凡是题目皆识轻重，皆区处得理到。”也就是说，作为文章主旨的“理”源自二程理学体系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等《四书》学论著。
随着科举的日益平民化和科举文体的不断程式化，服务于科举考试的辅导资料应运而生，以其简便有效、切于实用而流行开来，有科举程文的选编，也有科举程式的指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所谓帖括之学、兔园册子大行其道。正是因为体式和内容的程式化和封闭性桎梏了士人的自由发挥和主观思考，使得这些类似于射策、猜谜的参考书瞄准科举程式，对于士人应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辅助作用，无疑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对于编撰者和书坊来说当然也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一时大受追捧，泛滥开来。这一类书在宋代既已出现，并由建阳书坊刊行，岳珂（1183—？）《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条有曰：“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8]可见这类坊本当时已汗牛充栋，广为流传，只是现在保存下来的绝无仅有。清初黄虞稷论曰：
自宋熙宁用荆舒之制，以经义试士，其后或用或否，惟明遵行不废，遂为一代之制。三百年来，程士之文与士之自课者，庞杂不胜录也，然而典制所在，未可废也。缘《通考》录《擢犀》《擢象》之类，载程式之文二三种，以见一代之制，而二三场之著者，亦附见焉。[9]
所谓《擢犀》《擢象》指《文献通考》卷二四九《经籍考》七十六集类著录之《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实际上出自《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集部总集类。解题曰：
《擢犀》者，元祐、宣（和）、政（和）以及建（炎）、绍（兴）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大抵科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后生亦不复识前辈之旧作。姑存之，以观世变。
可见，陈振孙已意识到这些科举时文的文献价值，故予以著录。不过，隶于总集类并不十分恰当，其内容兼及经学和文学二者，实际上是跨学科的，只是其时目录学尚未划分独立的类目。
伴随着元代重开科举，士子科举用书又成为坊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行数量之大，流行之广，使用之普遍远远超出宋代。今传世宋元科举用书绝大多数都是元代刊行的，绝少宋代刻本。而对于这类文献进行系统地著录、整理还是由明清人来完成的。明人目录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等已著录相关文献，多附在经部、集部的相关类目之下，并无单独的分类（通常是将经义、经疑类文献附于经部相应经书之后，策论归属集部总集类或子部经济类）。明清之际，黄虞稷已有意识地对宋、元、明科举文献进行著录，并有明确的类目划分。《千顷堂书目·集部》特设制举类（卷三二），著录论、策程文若干卷（原注：“右八种见叶盛《菉竹堂书目》，皆明初场屋试士之文。”）及《四书》、“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经义，如刘基《春秋明经》四卷、汪克宽《春秋作义要诀》一卷等。另设策学衍义类，收录唐顺之《策海正传》十二卷、茅维《策衡》二十二卷、又《论衡》六卷、又《表衡》六卷（原注：“皆录历科程文”）等。除明人著作之外，在“补”的部分，另录宋段昌武《诗义指南》一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元涂溍生《易义矜式》、又《周易疑拟题》三卷、王充耘《书义矜式》□卷、倪士毅《尚书作义要诀》四卷、林泉生《诗义矜式》十卷等宋元人著作七种。
清钱大昕纂辑《元史艺文志》，按四部分类，“集类”之下专立“科举”一门，共收录与科举有关的著作十余种。陈高华先生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元代的科举程文，如《江浙延祐首科程文》《大科三场文选》《历举三场文选》《至正辛巳复科经文》等。如顾炎武所云，“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10]这类文选就是将科举考试中选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应试者揣摩仿效之用。另一类“可以称为文章作法指南。元代乡试、会试要考经疑、经义、古赋诏诰章表策，于是指导写作各种文章的指南便应运而生”[11]。我们把这一类又细分为两小类，一是策论类，如《元史艺文志》中开列的谭金孙《策学归宗》、陈绎曾《科举天阶》、陆可渊《策准》、曾坚《答策秘诀》、欧阳起鸣《论范》等。二是经义和经疑类，其中，讲论某一单经的经义作法的书有涂溍生《易义矜式》《易主意》、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邹次陈《书义断法》、谢升孙《诗义断法》[12]、林泉生《诗义矜式》、杨维桢《春秋合题著说》等。元代经疑多从《四书》内出题，今存涂溍生《四书经疑主意》、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袁俊翁《四书疑节》、董彝《四书经疑问对》等；“五经”疑不多见，今存涂溍生《周易经疑》。倪士毅《（尚书）作义要诀》是现存最早的专论科举文体写作的著作[13]。倪氏教授黟县二十三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也有指导学生写作各类文章包括科举时文的现实需求，这也就是他编撰《作义要诀》的主观因素。
宋元程文选编和经义、经疑之作在明代多已亡逸，明初杨士奇见到的元代乡试及会试、廷试的程文既已残缺不全：
右《诗》《礼记》《春秋》三经义，虽断简，然元前七科之文，又选其精者也。
右元前八科程文，不完，独有《（〈四书〉）疑》及《（〈易〉）义》一卷耳。然具当时程式，可备稽考。
右元至正二年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乡试及会试、廷试选中之文，而择其佳者。盖元顺帝尝罢科举，至是始复云。[14]
由于科举应考的现实需要，明人尚有编刊元代程文者。到了清代，坊贾转而编刊明代时文，元代程文及经义、经疑类书存者凤毛麟角。本节着重讨论经义（含经疑）作法一类的文献，择其要者，胪述如下：
[1]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2] 以上（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下同。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十二《书》类二《书义矜式》提要讲到元代科举程式的变化，其文有曰：“元仁宗皇庆初复行科举，仍用经义，而体式视宋为小变。综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定不可易。”（中华书局影印清浙江杭州刻本，1964年，第105页）盖化用倪氏序而成文。
[3] 如（清）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云：“经义试士，自宋神宗始行之，……今之《四书》文，学者或并称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2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集部四十九诗文评类二《永乐大典》辑本《作义要诀》一卷提要，第1791页。
[5]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册，第2017页。
[6]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第7册，第2019、2026页。
[7]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经义论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氏西谿草庐刻黄汝成《集释》本，1985年，第1254页。
[8] 《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
[9] （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三二《制举类·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4页。
[10] 《日知录》卷一六《程文》，第1270页。
[11] 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以下简称陈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43—345页。
[12] 以上二书钱氏沿袭《四库提要》著录之误，分别署作者名为陈悦道、谢叔孙。说详下文。
[1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五集部三十八别集类存目十二《王己山文集》提要曰：“考论文之书，自挚虞《文章流别》后，凡数百家。其专论场屋程式者，则自（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始自为一编。”（第1675页）
[14] （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七《元程文四集》，四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