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族家世
卡莱基拥有显赫的贵族家世。卡莱基的姓氏全称是库登霍夫-卡莱基，库登霍夫和卡莱基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姓氏，各自代表着欧洲的两大家族。无论是库登霍夫家族，还是卡莱基家族，都是欧洲的名门贵族。这一点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卡莱基家族是平民自由斗士。[3]此说之所以流传，皆因卡莱基出于政治需要，在自传中虚夸、篡改家族的历史，故而才有后来的谬传。如此显赫的家世对卡莱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其高贵门第、出身、血统、家世拥有的真实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筑成了卡莱基贵族世界观的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石，而由此升腾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则为卡莱基日后提出“泛欧”联合思想、发起“泛欧”联合运动提供了强大的、不竭的精神动力。
库登霍夫家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世代称臣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荷兰、比利时和奥地利宫廷，属于政治上极为保守的贵族。库登霍夫家族早期是荷兰南部北布兰班特省的封建贵族，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当时，库登霍夫兄弟加入贵族骑士团，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4]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在战争中，库登霍夫家族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维护西班牙对荷兰的统治。[5]荷兰获得独立后，库登霍夫家族被迫迁入比利时的弗兰德尔地区，18世纪下半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主伯爵。[6]到18世纪晚期，法国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比利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被逐出比利时，库登霍夫家族也辗转来到了奥地利。[7]德国著名诗人歌德（Goethe）曾巧遇逃亡中的库登霍夫伯爵夫人。他在《法兰西战役》一书中，盛赞了伯爵夫人的才智与美丽。[8]库登霍夫伯爵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卡莱基的曾祖父，曾出任奥国皇储的侍卫副官、将军。卡莱基的祖父弗兰茨·库登霍夫（Franz Coudenhove）是奥外交官。[9]凭借其特殊身份，特别是几百年来与哈布斯堡王朝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系，库登霍夫家族一直是欧洲的名门贵族。
不少学者认为，与库登霍夫家族的保守贵族历史不同，卡莱基家族是平民革命家，是自由斗士，并由此加深、加强了对“泛欧”思想的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的理解。这种史实上的误认和对价值观问题的误解，归咎于《泛欧的圣战》一书的误导。该书是卡莱基在美流亡期间用英文撰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于二战期间出版。那时的欧洲正处在纳粹铁蹄的践踏之下，美国及其盟国人民正在为欧洲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为自由而战的大旗特别具有政治号召力，谁举起了这面旗帜，谁就能够赢得公众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卡莱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书中，他着重回顾了“泛欧”运动反抗纳粹侵略的斗争史，他还特意把卡莱基家族几百年的历史，打扮成一部为自由而战的平民斗争史。[10]这部略带传奇色彩的回忆录的确为卡莱基赢得了社会声望，对他在美传播“泛欧”联合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促动作用。但与此同时，该书部分史料参考价值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卡莱基的另一部德文回忆录《一生为了欧洲》，对其家史的阐述更为平实、可信。此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版，此时卡莱基业已远离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舞台中心。没有了往日政治的喧嚣、干扰，他反倒能够沉下心来，平静、客观地回顾自己的家世。在这部著作中，以往笼罩在卡莱基家族头顶上的革命光环消逝了，该家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欧洲名门的浮沉史。
卡莱基家族系拜占庭帝国弗卡斯（Phokas）王朝的后裔，也是欧洲的名门望族。公元10世纪，拜占庭皇帝奈塞菲雷斯二世（Nikophoros II Phokas）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并派遣皇族到那里进行殖民统治。此后克里特岛的卡莱基家族分裂成为两支。一支到了威尼斯，成为那里的贵族。16世纪，威尼斯的卡莱基家族成员参加了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勒班陀海战，因作战英勇受到表彰，并得以与威尼斯最高统治者——威尼斯总督联姻。在水城威尼斯，至今还矗立着美丽的卡莱基宫，彰显着卡莱基家族在威尼斯历史中的贡献与地位。[11]家族的另一支留在克里特岛，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成为抗击威尼斯、土耳其入侵的政治领袖。18世纪，克里特岛上的卡莱基家族成员因为密谋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被迫流亡俄国，成为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Katharina II）麾下的战将。通过与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通婚，卡莱基家族的地位不断加强。玛丽·卡莱基（Marie Kalergi）伯爵夫人是19世纪欧洲社交界的名人，她结交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和首相俾斯麦（Bismarck）等皇室权贵；她还资助身陷困境的艺术家，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为她著文，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李斯特（Liszt）为她献曲。玛丽·卡莱基伯爵夫人膝下仅有一女，嫁与奥国外交官弗兰茨·库登霍夫。通过这次联姻，卡莱基家族的成员成为奥地利的贵族。由此，一个新的姓氏——库登霍夫-卡莱基诞生了。[12]弗兰茨·库登霍夫的长子、海因里希·库登霍夫-卡莱基承袭了父亲的外交官职业。1892年，海因里希出任奥匈帝国驻日本东京公使。很快，他与日本女子青山光子相识、恋爱、结婚。1894年11月17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里夏德·库登霍夫-卡莱基出生了。[13]
上述显赫家世对卡莱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从未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感到羞愧、耻辱、难堪，恰恰相反，从一开始，他就对此充满了骄傲、得意和自豪。他有时甚至是带着卖弄、夸耀的口吻，来谈论家族历史的。这种正面、肯定性的家世记忆，是卡莱基走向贵族精神世界的起点，是其贵族道德情感、贵族政治理念的发展基础。不仅如此，家族的荣耀、辉煌还激发了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每当谈起自己显赫的家世，卡莱基的言辞间总洋溢着道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他而言，贵族的出身给予他更多的社会责任，鼓舞其思考有关欧洲前途的重大问题，豪门世家几百年生生不息的奋斗史赋予他巨大的政治勇气，激励其掀起一场广阔的社会运动，来挽救欧洲衰落的历史命运。与家世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是直接源自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它锚定在卡莱基的世界观深处，对其日后的思想、活动、政治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至上世纪90年代初，英语学界尚未关注到这个问题。Ralph T. White, The Europeanism of Coudenhove-Kalergi, in: Peter Stirk （ed.）, European Unity in Context: The Interwar Period, London: Pinter Publisher, 1989, pp.23-40; Patricia Wiedemer, The Idea behind Coudenhove-Kalergi's Pan-European Union, i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16, 1993, pp.827-832. 9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tirk 在他的一体化史研究专著中提到，“泛欧”思想带有非民主的烙印。Peter M. R. Stirk,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14, p.26. 相比之下，德语学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了“泛欧”观念的非民主色彩。Reinhard Frommelt, Paneuropa oder Mitteleuropa. Einigungsbestrebungen im Kalkül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25—193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S.
[2]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204页。class=zhangyue-footnote
[3]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198页。class=zhangyue-footnote
[4]R. N. Coudenhove-Kalergi, Crusade for Pan-Europe, New York: Putman, 1943, p.11.
[5]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20.
[6]R. N. Coudenhove-Kalergi, Crusade for Pan-Europe, p.11.
[7]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20.
[8] Ebenda, S.21.class=zhangyue-footnote
[9]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10]R. N. Coudenhove-Kalergi, Crusade for Pan-Europe, p.11-12.
[11]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22.
[12]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23.
[13]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e Idee erobert Europa, Wien: Desch, 1958, S.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