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族的家庭、社会成长环境与“泛欧”思想的萌发
“泛欧”联合思想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地区，此时皇帝贵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已经崩溃、消失，专制的德意志帝国也遭到重创、部分肢解，奥地利、德国刚刚进行了民主制改革。但“泛欧”思想绝非脱胎于当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它不是当地新兴的自由、民主观念的产物。恰恰相反，“泛欧”思想萌发于奥匈帝国晚期的贵族家庭、贵族社会环境中，深深地植根于帝国贵族的政治文化土壤，从一开始，它就是和贵族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的，具体包括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卡莱基自幼接受贵族家庭教育，受到欧亚双重文化的熏陶，正是在对欧亚文化的熟悉、比较过程中，卡莱基逐步意识到欧洲文化的独特性，进而认识到欧洲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种大洲文化共同体意识使他能够从整体上观察、思考现代欧洲的问题，为日后提出“泛欧”联合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为弗兰茨·库登霍夫的长子，海因里希·库登霍夫-卡莱基承袭了父亲的外交官职业。1892年，海因里希出任奥匈帝国驻日本东京公使。他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女子青山光子（Mitsuko Aoyama）[1]，即卡莱基的母亲。青山光子生于1874年。此时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一些特权阶层随之丧失了俸禄，有的大名、公卿、武士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度日，所卖之物中不乏古玩珍宝。光子的父亲是个精明、富裕的商人，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在奥国驻东京使馆附近开设了一家商店，专门营销此类古董。顾客多是来自欧美的外交官、商人等有钱人，海因里希便是其中的一员。他因经常光顾这家商店，结识了青山光子。两人进而坠入爱河，并很快谈婚论嫁。但由于社会上的世俗偏见，海因里希和光子不得不为这桩异国婚恋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爱情婚姻，海因里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外交官的职业生涯。因为奥国政府无法想象，一位本国的白人公使带着异国的黄种人妻子出使国外；光子也丧失了家庭财产继承权。因为父亲极力反对女儿远嫁欧洲，甚至为此断绝了父女关系。即便如此，海因里希和光子夫妻恩爱，感情日笃。1894年11月16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里夏德·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出生了。[2]
1896年春，一周岁多的里夏德·库登霍夫-卡莱基与父母一起回到了小城隆斯贝格（Ronsperg）。该城位于西波希米亚（今捷克），多马日利采市以北不远，原属于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地区。在这里，海因里希继承了一份家族遗留下来的祖产——隆斯贝格宫，过起了安逸、闲适的贵族地主生活。海因里希还拥有一座专门用来狩猎度假的迪安纳宫，就在德奥边界附近。他们一家人经常穿越边境，到对面的德国巴伐利亚森林里去散步。隆斯贝格城拥有约2000居民，大部分居民是说德语的德意志人。还有一少部分捷克人，也说带捷克口音的德语。尽管从隆斯贝格往南走5公里就是捷克语地区，但是小卡莱基很少去那里。[3]他是在德语区成长起来的，他的母语是德语。[4]后来，卡莱基在德、奥完成大学学业，绝大部分著作、文章用德语发表，他的“泛欧”联合思想在德语区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卡莱基在一战后加入捷克国籍，后因纳粹吞并捷克逃到法国，又成为法国公民，再后流亡美国，但是他身上的德意志文化属性始终没有改变。
在家庭教育方面，卡莱基接受的主要是欧式教育。在卡莱基眼中，父亲海因里希代表着欧洲文化的影响。海因里希为奥国外交部服务了11年，虽婚后退职在家，但仍关注着欧洲的政治、哲学、宗教问题。他反对奥匈帝国的双元统治，主张建立一个多元帝国，给帝国内部其他斯拉夫民族平等的权力。他还非常爱学习，退职后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哲学和闪米特语言学，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海因里希从一开始就明确要对孩子进行欧式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好欧洲人、好奥地利人、好天主教徒。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海因里希聘请修女、牧师教授他们初级读写课程。这样，可以让孩子们在读写的基本训练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在上大学以前，卡莱基接受的是贵族私人教育。为了获取社会上必不可少的教育文凭，卡莱基曾到德国的高级中学参加认证考试。在家中，父亲为卡莱基营造了极具欧洲文化氛围的生活环境。在隆斯贝格宫的室内和走廊，随处可见苏格拉底（Sok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康德（Kant）、叔本华（Schopenhauer）等欧洲历史文化名人的塑像。父亲要让卡莱基认识到，他是一个欧洲人，一个热爱欧洲文化的、有教养的欧洲贵族。[5]
尽管如此，在卡莱基的家庭背景中，亚洲文化的因素不容忽视。在卡莱基眼中，母亲带来了日本和东方文化的影响。青山光子是个典型的、传统的日本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儒家美德。她信佛教，穿和服，写汉字，使算盘，会演奏日本的传统乐器。在远嫁奥匈帝国后，青山光子尽力向欧洲文化靠拢。她皈依基督教，学习德语、英语，效仿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为了子女的教育和顺利成长，她再也没有回过日本。但在卡莱基看来，这并没有改变她作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骨子里还是佛教的……她虽人在欧洲，但心却离这里很远。”[6]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卡莱基对亚洲文化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在他眼中，亚洲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充满着奇异色彩的世界。同样让卡莱基难忘的是，父亲对亚洲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父亲经常邀请日本、印度、阿拉伯的宗教、社会人士来家中做客，畅谈宗教、哲学、政治问题。其中，日本的佛教传说、五彩缤纷的印度神话，特别是泛伊斯兰运动的伟大理想，让青少年卡莱基看到了精神、信仰带来的巨大能量和无穷动力。这些来自东方的文明与智慧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上述来自家庭的、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加深了卡莱基对欧洲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从孩童时代起，……我们主要是从大洲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也就是说，亚洲和欧洲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但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7]亚洲文化为青少年卡莱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他逐步认识到欧洲文化氛围的独特与不同。而青年卡莱基更加注重对欧、亚文化的比较思考。他认为，和谐是亚洲文化的主要特点，相比之下，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构成欧洲文化的两极，它们的本质是能动的、追求理性的。他还认为：亚洲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在道德方面，欧洲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在技术方面；亚洲人善于控制自我，欧洲人善于控制自然；亚洲的伟大和美丽在于它的和谐，欧洲的伟大和美丽在于它的能量；亚洲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与世界、与人、与己的和谐相处，欧洲文化的最高目标是与世界、与人、与己的不断斗争。[8]正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观察、比较和思考中，卡莱基加深了对欧洲文化同一性的认识。在他看来，欧洲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相对于印度、东亚及阿拉伯地区，欧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而一个联合的欧洲无疑会巩固、加强欧洲的文化特性，使欧洲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
其次，卡莱基深受贵族政治教育的影响，拥有“超民族”的、世界主义的帝国观念。作为封建贵族的后代，卡莱基缺乏市民阶层的成长经历，不具备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特有的、强烈的单一民族国家意识。这种帝国化的、淡漠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卡莱基提出“泛欧”联合主张的思想前提。
卡莱基成长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从一开始，他就缺乏一种明确的、强烈的单一民族国家意识。“我们没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我觉得很难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9]1908年，卡莱基开始在维也纳的特蕾西娅专科学校（Theresianische Akademie）学习。该校专门教育贵族子女，把他们培养成为帝国的外交官、军官和政府官员。学校的氛围是很“国际化的”，校方宣传的是热爱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忠于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而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意识。[10]校内的小环境是校外大环境的缩影。当时的维也纳就是一座极具“国际化”氛围的大都市，宫廷贵族们来自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各个地区，操着多种语言。像库登霍夫家族一样，他们大多是欧洲各民族的混血儿。在维也纳的上层社会中，世界主义被尊为有教养的贵族的信仰，而民族主义则被贬为无知的小市民的主张。贵族们对帝国内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视而不见，他们整日聚集在维也纳的大型歌舞剧院，沉迷于奢华的文化、艺术生活。而在市井街头的小咖啡馆里，来自各个民族的市民正狂热地谈论着民族主义。[11]在这种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贵族卡莱基自然在思想、感情上与市民阶层提倡的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在他那里，不存在炙热的民族国家情感，也就不存在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情感障碍。
再次，卡莱基赞同改革派贵族提出的多元帝国设想，改奥匈双元帝国为多民族平等相处的多元的、联邦制帝国。在他看来，政治结构上的多元与一体是不矛盾的，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的。这种认识为他日后提出的“泛欧”联合主张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方案。
在奥匈帝国晚期改革派贵族的影响、启发下，卡莱基逐步形成了对多元联合政治方案的具体认识。1867年，中央集权的奥地利帝国改为双元帝国，奥地利帝国、匈牙利王国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和议会。在此基础上，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完整，奥、匈拥戴奥皇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上，奥、匈进行了建设小共同体的尝试：当时双方共同建立了三个部门，在保留各自财政部门的基础上，建立了共同的财政部；在保留各自国防部门的基础上，建立了共同的国防部；双方还建立了共同的外交部。[12]小共同体既保证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又强调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维护帝国统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帝国晚期改革派贵族认为，双元体制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发展，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给予帝国内部各民族平等、自由的地位，承认他们的自治权，改二元帝国为多元帝国。[13]在卡莱基看来，既然二元帝国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多元帝国的梦想也一定不会遥远。部门共同体可以为二元政体服务，那么它也一定能够为多元政体建功。只要具备了共同财政、共同军事、共同外交这三根支柱，就可以保证多元政治的一体性。[14]上述“多元一体”的帝国改革理想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为卡莱基日后设想“欧洲合众国”（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最后，卡莱基对奥匈帝国的解体和贵族统治的崩溃深感彷徨不安。他不愿看到在前帝国的土地上成立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故将其称为“欧洲政治的分裂”。他想设计一种新的、超民族国家的政治方案，来阻止欧洲的进一步分裂、衰落，让联合的欧洲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这种想法成为卡莱基提出“泛欧联合”主张的思想动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卡莱基对民族主义的负面认识。战争期间，卡莱基因患肺病未服军役。他住在德国的城市慕尼黑，专心研究历史和哲学。他认为，正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一战的爆发。在一片弥漫的硝烟中，卡莱基看不到欧洲的前途与未来。1918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了有关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的理想曾一时唤起了卡莱基的希望。在他的眼中，这些计划预示了“真正的、平等的和平，一个没有兼并和战争赔偿的和平，没有秘密外交没有民族压迫的和平，没有殖民地剥削的和平”[15]。他强调，威尔逊倡导的和平、和解精神无疑是医治欧洲极端民族主义疾病的良药。他甚至称一战是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是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民族和解思想之间的斗争。[16]然而，局势并未向卡莱基期待的方向发展。令他失望的是，美国等协约国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去除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痼疾，未能给欧洲带来长治久安的局面。战后，法、英等战胜国依旧采取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对德国为首的战败国执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压迫政策。欧洲上空再次笼罩着复仇雪恨的战争乌云。更令他感到失落、彷徨的是，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消失了。东欧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此，卡莱基感到困惑不已：自己到底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抑或捷克人？尽管最后选择了家乡隆斯贝格所在的捷克，加入了捷克国籍，可他对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缺乏根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反，他标榜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卡莱基甚至说道，如果一定要谈什么归属感，那么他的心属于新诞生的国际联盟组织，他是国联的公民。[17]
为了消除狂热民族主义带来的战争灾难，彻底改变战后欧洲的衰落局面，卡莱基提出了“泛欧”联合的设想。他看到，一战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更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一战后亚洲爆发了民族革命的浪潮，反对欧洲的殖民统治。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地位迅速上升，大有超越欧洲之势。对此，他慨叹道：“在20世纪的最初25年，欧洲的世界霸权崩溃了。今天的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已经从欧洲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欧洲的霸主地位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它令人敬畏，今天它让人同情。”[18]卡莱基进而发现，旧的欧洲列强体系让位于新的世界大国体系，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英帝国、美利坚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四大帝国统治着今天的世界。新的多元化世界的中心是伦敦、纽约、莫斯科、东京，……今天，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帝国。”[19]与这些“世界大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的欧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里，民族主义仍大行其道：法国忙于巩固自己的大陆霸权，德国急于修正《凡尔赛条约》，东欧、东南欧新成立的一系列民族国家都跃跃欲试，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卡莱基焦虑地指出，欧洲的小国是无力对抗这些新兴的世界大国的。为此，他呼吁欧洲各国放弃彼此间的猜忌、仇恨，联合起来：在经济上，废除国家间关税，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政治上，成立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20]
卡莱基提出了“泛欧”联合的主张，开创了“泛欧”运动，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他一直没有说明“泛欧”联合的政治前途问题。“欧洲合众国”一定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政治选择？特别是在“泛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卡莱基对此更是讳莫如深。他担心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会引发意识形态上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泛欧”联合阵线的破裂。由于他的谨慎、回避态度，学界一直缺少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材料根据。我们认为，卡莱基的“泛欧”联合主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无法游离于思想者的精神世界之外。事实上，从卡莱基早期的哲学、政治思考中，我们就能对“泛欧”思想的政治实质窥见一二。
[1] 德国柏林外交部档案将“青山光子”译为“Ayoma Mitsu”，实为“Mitsuko Aoyama”。Aufzeichung zur Tagung der paneuropäischen Union in Berlin in der Zeit vom 17-19. Mai, Berlin, den 5. Mai 1930, in: AA R96462, Bl.2.class=zhangyue-footnote
[2]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e Idee erobert Europa, S.25.
[3]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39.
[4] 在维也纳大学的档案馆里，至今仍保留着卡莱基的入学登记卡，在母语一栏中，有他亲笔填写的“德语”字样。Vgl. Archiv der Universität Wien, 379, 389, 398, 415, 419。class=zhangyue-footnote
[5]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e Idee erobert Europa, S.35.
[6]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62.
[7]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37
[8]R. N. Coudenhove-Kalergi, Revolution durch Technik, S.25.
[9]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37.
[10] Ebenda, S.66.class=zhangyue-footnote
[11]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68.
[12]R. N. Coudenhove-Kalergi, Die Schweiz als Vorbild, in: Paneuropa, 1929, Heft 10, S.4.
[13]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44, S.85.
[14]R. N. Coudenhove-Kalergi, Die Schweiz als Vorbild, in: Paneuropa, 1929, Heft 10, S.4.
[15]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91.
[16]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17]R. N. Coudenhove-Kalergi, Crusade for Pan-Europe, S.59, S.63.
[18]R.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S.6-7.
[19] Ebenda, S.15-16.class=zhangyue-footnote
[20]R. N. Coudenhove-Kalergi, Etappe zu Pan-Europa, in: Pan-Europa, 1924, Heft 2, S.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