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伦敦大学教育系 T.P.纳恩教授
教与学是互相联系的活动，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进行。在这本书中，海伦·帕克赫斯特小姐考察了如何使它们相互之间调试得最好，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对包括教师及外行人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探寻和答案在今天会被认为是多余的。难道人们对教什么与学什么还知道得不够吗？难道讨论这样简单的问题不是肯定会成为那种冗长的文字练习吗？而这种取悦学究和怪人的文字练习难道不是明智之人所鄙夷的吗？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只要这样回答就够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关于这一问题，过去一直存在，现在也仍然存在广泛的和重大的意见分歧。因此，一种在实践精神指引下——这种精神激发了下面的文字——进行的新的论争必然是有益的——如果这一论争只是激发我们去重新审视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和使我们恢复对它们的合理性的信心的话。正如威尔先生所说，与生活中其他艺术一样，在教育领域，要使进步永不终结，常常需要对方法论进行质疑。
教与学的关键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在教师和该教的内容之间，能动性与责任感应该怎样平衡？显然，得到的答案取决于学生对待学习的自然态度，他对自身需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洞察和他满足自身需要的意志力。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悲观的观点一度居于统治地位。人们认为，某个孩子不可能知道什么对他是有益的，在不情愿得像蜗牛一样磨磨蹭蹭到达学校之后，在那里学习的东西都是他不得不学的。这样，能动性和责任心几乎全部属于教师。不仅由他们来决定教什么，而且由他们来决定学什么、怎么学和什么时候学。在这件事情上，学生只是被动地去完成任务的，或者——若没能完成任务——就被认为是懒惰、蠢笨和不听话，而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理论事实上并不否认孩子们具有天生的兴趣和有热情去追求兴趣，但它把学生视为教师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去看看布吉和托德在干什么，告诉他们不要干”，这表现了对年轻人能动性的一般态度。至于学校教育中的学习问题，它的工作假说是这种观念：孩童的心灵就像一块刮得干干净净的蜡板，以便接受教师想要刻在上面的那些东西，或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以便由教师选择装入若干加仑的“事实”。
现在，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在任何负责任的地方却很难找到了。即使是对学校抱有非常恶劣印象的萧伯纳先生，也不否认孩子们在学校常常比在校外要快乐得多。毫无疑问，他们比以前更快乐一些，在学校里过得也更有益一些。这是因为，现代的教师可以说是已经正式承认了孩子天生的能动性，在对孩子的生活的管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成为合作者——一句话，是因为狄更斯笔下的“卡脖子”先生的的确确死了！[1]然而，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这两种制度加在一起体现了他的教育哲学本质，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们可能认为，他阴魂不散，并将继续存在。这两种制度就是传统的学校课时表和传统的班级教育体系。因为，课时表源于这样的假说，即在学生的学校生活中，教师应该规定他的学生每一个小时中应当做什么；而班级体系源于这样的信念，即教师可以忽视那些把不同人的头脑区别开来的种种行为方式，把25个人的头脑（或者100个）当作一个人的来对待。
可能有人会辩护说，即使一种制度的来源声名狼藉，但它本身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执行得最好的便是最好的”。事实上，在学校中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人们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用什么来代替班级制。这些情况无疑是真实的。旧机构已由新精神所控制，但是，正是人们用来操作它的竞争和人性导致了许多观察者的“工具怀疑论”，这就是说，导致他们怀疑班级制是否被挤压到了其作用的极限，是否应当用别的方法来补充——如果不是被整体取代的话。
前些时候，有位作者在一段文字中表达了这种疑问。当然，他表达的疑问看起来并非那么严重。或许人们可以被允许引用这一段文字：[2]
“你们都知道，一个熟悉的词，如果人们持久地盯着它看，它会突然变得简直令人惊讶的陌生和没有意义（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的那样），它似乎是从页面上瞪着你，眼神漫无目的。如果你严格清除心里熟悉的联想，然后观察一所学校课时表的运行，你会有同样古怪的体验。从10：15—11：00，25个心灵同时专注于二次方程理论；报时的钟声响起，他们对这一科目的兴趣必须戛然而止，他们全都要求进行法语语音练习！就像舞台上演员们之间的协调，‘他们的全体一致真是奇妙’——但如果你回想一下，也是假得可笑。难道我们就想不出办法，把我们的教育组织得更加符合孩子们的兴趣与能动性的自然变化吗？可能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的系统常常不厌其烦地使现有秩序复杂化，才能够使不断变化的组织完全具备实施的可行性。毫无疑问，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集中学习；但在其余时间里，每位专家的屋子（specialist's room）可以成为一间‘学生室’（pupil room），情况不同的各个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学习。他们或是自学或是分小组学习，做多做少及时间长短，都由自己决定。当然，有必要跟踪每个学生的进步情况并且确保他们遵循了合理的学习步骤。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像‘互助合作社’（Caldecott Community）那样的方法不能普及。”
在讲出这些话之前数年，讲演者像无数其他教师一样，用类似道尔顿计划的方法教一群高年级学生；当然，他也了解到了杜威（Dewey）教授、梅森（Mason）女士的工作，尤其是蒙台梭利博士所倡导的令人惊讶的儿童少年教育改革。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演讲时提出的，作为未来梦想的东西，已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成了现实。留给贝尔·伦尼（Belle Rennie）小姐的事情就是，通过让帕克赫斯特小姐富有勇气和深谋远虑的实验引起英国教师们的注意，在她为教育进步所作的许多工作中又添上了一笔。
1920年5月，在伦敦《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上，伦尼小姐简要论述了道尔顿教育计划。她的邮包立即开始鼓起来，来信显示出人们对班级制的不满是多么普遍，有那么多的教师在寻求一种更好的教学方法。一个月之后，罗莎·巴西特（Rosa Bassett）小姐在斯垂瑟姆县（Streatham）中学开始大规模仿效美国的实验；同年8月，在英国协会的卡迪弗（Casdiff）会议上讨论了她的初步成果。从此之后，人们的兴趣骤然上升，以至在1921年7月，帕克赫斯特小姐来英国时，希望听她讲述“道尔顿计划”的人络绎不绝，有人甚至都找不到落脚之处。后来，巴西特小姐将她的学校向来访者开放三天。在三天时间里，2000多名参观者把斯垂瑟姆路都堵塞了！
这里不必谈论计划本身，因为帕克赫斯特小姐在下面的章节中阐释了它的细节内容，巴西特小姐补充了一份关于使之适应于大型中学的经验的报告。然而，有幸把这本书介绍给大众的人，有权利评价它的写作的科学性。帕克赫斯特小姐考察了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具体问题：在学校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获得丰硕成果。“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就是她的解决方案。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还有别的方案，她的方案不是最终的，而是容许有益的修改和发展的。当蒙台梭利博士的工作在这一国家为人所知之后，一种运动受到了引人瞩目的推动，有些人把这种运动的目的粗暴地称作“自动教育”。各地的改革者们都在忙于开辟和探索古老的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有些是“更狂热的同志”，他们发誓要与旧传统以及属于旧传统的一切东西决裂。这些人可能把那些哪怕不要求废除公共考试的计划看作是可怜的妥协！但对于那些稳步加速并且脚踏实地的同样勇敢的心灵来说，“道尔顿计划”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那些天赋聪明、专心和有上进心的人可以放心地走上这条道路。
无畏与首创精神是美国教育的典型特征，我们也希望在一位美国教师和追随她的英国人之间，目前的这种亲密与愉快的联系也能成为一种典型。慷慨也是典型的美国人的特征，这种慷慨使帕克赫斯特小姐把这本书所得的钱捐给了一个高贵的英国教育机构——赤利残疾人传统工艺学校（The Heritage Craft School for Crippled at Chailey）。总之，我们衷心祝愿帕克赫斯特小姐的事业能够进展顺利！
T．P．纳恩
于伦敦大学，1922年4月
[1] 译者注：狄更斯笔下的“卡脖子”先生（Mr．M'Choakumchild，直译为“窒息孩子”先生），是狄更斯笔下竭力阻碍教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
[2] 来自数学协会的会长致辞。发表于1918年3月份的《数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