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关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价值建构的几次重大论争（下）

“道德理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文化界、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个话题在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出场，本身就很值得玩味。9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畸形发展的时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与市场化、世俗化程度加深同时的意识形态的悬置（所谓“不争论”）、政治改革的停滞、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盛行、政治参与热情的退潮与“过日子”哲学的兴起。经济活动、物质生活在社会结构与大众世界观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大众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迅速繁荣。如果说，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还处于思想舆论的层面，那么这个转型到90年代就进入了真正的务实阶段。

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道德理想”的话题出场了。这个出场时间与出场语境所表征的，正是90年代社会转型的畸形发展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所引发的道德焦虑，其矛头所向则是世俗化、市场化与商业化浪潮。在我看来，“道德理想”作为一个话题并没有成为80年代的热点，这恰恰是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德与理想比较清楚，他们对“道德”与“理想”的内涵及道德理想应当如何建构并未心存疑虑，所以道德理想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当然，这里有一个更基本的前提，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经历的历史及所处的现实环境是熟悉的，他们的政治选择、经济选择与文化价值取向都是明确的，要建构什么、要消解什么，大致上有一个共识；而9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突然感到了空前的陌生，因为活跃在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建国前后或者更晚些出生的，都经历了“文革”，几乎不曾有过对世俗社会的切身体验。他们中的一部分由陌生而惊讶，由惊讶而愤怒，由愤怒而高喊“道德理想主义”。同时，道德理想主义话题既是针对社会现实的，更重要的是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是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身份认同危机的表征，套用鲍曼的术语，即知识分子的启蒙者、立法者角色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