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诸使”

唐人使用“诸使”作为官职的类称，含义可以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诸使”指唐代后期在法令所规定的职事官体系之外的诸多新设职位，也就是所谓“唐代的使职差遣”。[1]据宁志新先生的统计，唐朝的使职“几乎遍及国家各个职能部门”, “总数当在350个左右”。[2]使职与原有的职事官一起，构成新旧杂糅、错综复杂的职位系统，唐人称之为“诸使与诸司、州府”。[3]“诸司、州府”概指旧的内、外职事官，“诸使”概指新设使职。狭义的“诸使”特指新设职位中的中央事务机构，宋人对狭义“诸使”与寺监等原有中央事务机构的关系有着明确认识：“唐制，百官职皆九寺三监分典。开元中，始置诸使，其后渐增，由是寺监之（物）[务]，多归诸使。朝廷每有制诏，则云‘诸司诸使’以该之。”[4]下文之“诸使”，如非特别指明，均用狭义概念。诸使本来都是因事设官的使职，有使则有司，使为司之正官，副使为司之副贰。[5]“诸使”既可指以“某某使”为长官的机构群，亦可指带有此类使额的官僚群。[6]

唐代是诸使的发生期，是诸使机构通过对“寺监之务”的侵夺、整合得以建立的时期，也是诸使——特别是由宦官担任的“内诸司使”——作为一个官僚群体初登历史舞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诸使机构群的职权范围基本确立，五代及宋初，虽然具体机构不断有调整乃至置废，但诸使机构群作为中央事务机构的总体形象从未改变。唐人之所以将“诸使”视为一个官职类别，主要是从职掌性质出发。若论人员构成，则唐代“诸使”尚有士人与宦官之别，既有士人使职，也有宦官使职。宦官所任之“诸使”即所谓“内诸司使”，而其中地位最高、与晚唐政局关系最切者是大名鼎鼎的枢密使。主要由士人担任的“诸使”包括闲厩使、宫苑使等等。五代后梁，一方面，士人取代宦官全面接掌“诸使”，打破了“诸使”间由于任职者身份差异造成的壁垒，另一方面，部分“诸司”机构采取了诸使的设官方式，诸使机构群扩大，作为中央事务机构群的同一性也更加突出。

诸使服务于皇帝和宫廷，属于内廷机构，照理与外廷朝政应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照临之下，内廷与外朝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僵硬固定、一成不变的，在很多时候，内与外的差别往往只是程度问题。根据诸使职掌性质的内廷化程度，可以将其分为三部：一是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二是不单纯服务内廷、职掌包含国家行政事务的机构，三是处内外之间、沟通皇帝与百官的通进宾赞机构。这种职掌性质上的内、外差别，未来将影响宋代武选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的作用与地位。本节的重点是释名，展示各使职的职掌特点，并试图从整体上呈现诸使机构与使额在唐、五代、宋初三个阶段的生灭、增减。

一 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

（1）饮食服务及食料供应：唐设尚食使、御食（厨）使、牛羊使、酒坊使；五代增设翰林茶酒使、法酒库使、供备库使

皇帝和宫廷的饮食以及朝会宴享，在唐代前期，是殿中省六尚局之一的尚食局的职责。尚食局的长官是尚食奉御，掌“供天子之常膳，随四时之禁，适五味之宜”, “凡元正冬至大朝会飨百官，与光禄视其品秩，分其等差而供焉。其赐王公已下及外方宾客，亦如之”。[7]

唐代晚期，在尚食奉御之上，出现了由宦官担任的尚食使，监临原有的尚食局机构，成为宫廷饮食服务的实际最高长官。文宗开成二年（837）三月丙寅，因彗星出现，“敕尚食使，自今每一日御食料分为十日”。[8]昭宗光化二年（899）《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记载所修内侍省诸司名目，有尚食使。[9]五代后唐、后晋、后蜀均有尚食使。[10]

与尚食使职掌相近而又长期并存的，还有御食（厨）使。御食使的出现，至晚在懿宗咸通七年（866）以前。[11]而天祐元年（904）停罢宦官内诸司使，所留九使之中，又有御厨使。[12]御厨、御食应当是一使异名，御厨可能是后起但更通用的名称。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改御食使为司膳使，[13]后唐复称御厨使。[14]尚食与御食使在唐代后期曾经长期共存，后梁改御食使为司膳使之后，也是以尚食使与司膳使并列为两个使职。[15]究其原因，尚食使是以宦官监临尚食局，所掌不止“天子之常膳”，机构庞大，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尚食局下属的主膳尚有840人。[16]因此，为安全和便于控制起见，有必要将尚食局的核心职掌——皇帝常膳分割出来，另设机构，由宦官掌管，这就是御食（厨）使。

但御食（厨）使出现之后，却逐渐侵夺尚食局事权，并最终把尚食使也一并架空了。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四月丁丑，因修永福殿役夫“有就瓦中啖饭，以柿为匕者”，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遭到停职处分，[17]可见当时的宫中膳食由御厨使掌管。宋人将本朝御厨使的来历追溯到殿中省的尚食局，说殿中省六尚之局“名别而事存”, “尚食归御厨”,[18]也可以为证。

牛羊使掌牧养牛羊杂畜，以供宫廷及京城诸司消费，太和九年（835）以前就已经出现，[19]其辖下有牧地在京畿。[20]唐末曾经“废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进，所有进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21]五代复置，后周时，祭祀所用“羊并肉等”由牛羊司供应，“犊子”则由开封府收买。[22]

酒坊使掌酿酒，唐代宗（763—779）、德宗（780—805）时期已经出现。[23]成书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翰林志》载：翰林“凡初迁者……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尚食供馔，酒坊使供美酒，是为敕设”。

至五代，宫廷饮食服务领域又出现了3个新的使职：翰林茶酒使、法酒库使和供备库使。

翰林茶酒使，掌管翰林茶酒司，专以茶、酒供奉乘舆，为宫廷提供饮料服务，其下有翰林茶酒，是皇帝身边专司茶酒供奉的人员。翰林茶酒、翰林茶酒使均始见于五代。开运三年（946），后晋少帝在契丹的胁迫下北迁，随行人员有“御厨七人、茶酒三人”。[24]御厨管膳食，茶酒司饮料。逃难之时，尚且相随，足见茶酒已经和膳食一样，成了宫廷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汉隐帝（948—950）的亲信当中，就有翰林茶酒使郭允明。[25]

唐后期的翰林院中应该已经出现了专门以茶酒供奉的人员。茶与酒分指两类服务，一是茶道供奉，包括碾茶、煎茶、分茶；一是司酒，包括压酒、温酒、斟酒。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26]翰林供奉不是朝廷命官，无定员、无品秩，君主可以随个人好恶调整其名目和人数。玄宗开元而后，饮茶之风北渐，德宗（780—805）时，陆羽著《茶经》, “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27]经陆羽提倡而流行的煎茶法对器具、水质、汤候、汤花都非常讲究，非专习其艺者难以捉摸把握；而宫中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宴会，也需要茶道表演来附庸风雅，在翰林院设置茶道供奉顺理成章。如果说茶道供奉的出现是新风气所催生的新职位，那么酒供奉转入翰林院则是对旧机构中传统事务的新安排。唐前期专掌酒事的部门是光禄寺的良酝署，“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良酝署属下有“奉觯一百二十人”,[28]觯是酒具，奉觯的职责应当是提供司酒服务。唐后期，光禄寺的职责逐渐收缩到祭祀等特殊场合，司酒职掌转入翰林院，与茶道供奉整合，为后来形成翰林茶酒司这样一个新的、专以饮料服务宫廷的新机构打下了基础。

作为唐朝皇帝“燕居之所”、结构松散开放的翰林院生发出许多机构，包括以起草诏书为职的翰林学士院、翰林医官院和翰林茶酒司。“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沈括认为“盖相承缺文”。究其原因，很有可能翰林茶酒司是其他派生机构壮大分离之后、翰林院剩下来的、又比较重要的职掌。[29]

在食料供应方面，五代还新设了法酒库和供备库两使。后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曲，因立法酒库”。[30]供备库所掌管的是包括“米面饴蜜枣豆”[31]在内的比较耐储藏的食料。后周已有供备库，李谦溥在显德元年（954）即任供备库副使。[32]

（2）宫廷医药供奉：翰林医官使

翰林医官院是晚唐翰林院中的宫廷医药供奉机构。唐代的宫中医药本属殿中省六尚局之一的尚药局，长官为尚药奉御，其下有侍御医，“掌诊候调和”。[33]东宫有药藏局，设药藏郎，“掌和剂医药”。[34]在翰林医官院供奉的医生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无品阶、无定员，借助尚药局和东宫药藏局的职事官来标志身份。德宗时，尚药局、药藏局的部分职事官甚至成了翰林医官的禁脔，“所司不得注拟”。[35]宫中的医疗保健机构从殿中省尚药局转到翰林院，仅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即是不难理解的事：殿中省在皇城北部，[36]翰林院在禁中，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唐翰林医官院设有“监医官院使”，由宦官担任，武宗时已有，[37]亦可省称医官使，[38]系以宦官监临翰林医官，重点是“监”。五代及宋的翰林医官使则是翰林医官之长，“居太医首”,[39]本身也是医官。举一个后来的例子：神宗时，“诏翰林医官使朱有章治知枢密院事冯京疾有劳，可特与一子翰林医学”,[40]朱有章不仅自己是医生，还是以医学世其家的。

（3）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营幕使（五代改名仪銮使）

宋朝有仪鸾司，掌管朝会宴享等大型活动的供仗陈设。宋人将其前身追溯到唐代的营幕使。[41]营幕使初见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其《亲谒太庙锡赐宗支庶官制》称：“礼仪、置顿、营幕使各赐物一百段，副使八十段，判官及修定仪注官各减三分之二。”[42]此营幕使与礼仪使、置顿使都属于为皇帝亲谒太庙临时设置的官职，非固定设官，恐怕不能看作是仪銮使的直接前身。唐前期“掌铺设帐幕、毡褥、床荐、几席之事”的，是卫尉寺的守宫署。[43]代宗广德元年（763），供仗陈设之事仍然是卫尉寺的职掌。[44]穆宗兴元元年（784）敕，翰林“凡初迁者……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45]可能其时营幕使已成为常设官职。

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改同和院使为仪銮使”,[46]仪銮使之名始于此。但有关同和院职掌与同和院使活动的记载，均检寻未得，从营幕使到仪鸾使的演变过程，还有待考订。

（4）皇帝服饰供奉：五代设衣库使

后周有内衣库使，[47]宋朝的内衣库在天宁门内，[48]“掌驾头、服御、伞、扇之名物。凡御殿、大礼前一日，请乘舆衮冕、镇圭、袍服于禁中，以待进御，事已，复还内库”。[49]内衣库直接为皇帝提供服装、配饰及相关仪物。这项工作本来是唐代殿中省尚衣局的职责，[50]五代转由诸使承担。

（5）奢侈品制造：唐设文思使、内中尚使、染院使，五代增设毡毯使，宋初增设绫锦院使

文思使是文思院的长官；文思院掌“工巧之事”，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已经出现。[51]按唐前期制度，负责为皇家制作精美器玩的，本来是少府监的中尚署。“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皆供焉。”[52]唐玄宗“开元已来”，又“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中尚使又称内中尚使，“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53]少府监充任内中尚使，是以寺监长官主抓本寺监最核心的部门，目的是表达重视、加强管理。[54]文思使与中尚使之间是否存在“后来居上、取而代之”的替代关系，尚有待考证。

后梁开平元年（907），曾改文思院为乾文院；三年，又复旧称。[55]宋初应当是有文思院的。乾德二年（964）十一月甲申，“文思使常岑决杖黥面，配沙门岛，副使宋延思决杖，配隶陈州，坐监主自盗，为部曲所告也”。[56]文思使与副使为同案犯，说明他们是在同一机构服务，这个机构应当就是文思院。李焘在《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末载“是岁，初置文思院”,[57]说法可能有误。

染院使，职掌如名称所示，负责纺织品的染整。唐敬宗时已有，属于宦官内诸司使。[58]

毡毯使是五代新增使职，但其下属单位毡坊和毯坊唐代就已经存在了。毡、毯为动物毛织品，是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朝会宴享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张设物。唐朝有毡坊、毯坊，负责毡、毯制造，分别设使，比如宦官刘渶浰于太和八年（835）五月，领毡坊使。[59]五代将毡、毯坊二使“合为一使”，称为毡毯使，比如大将侯益的儿子侯仁矩于“开运（944—946）初，入为毡毯使”。[60]

绫锦院使掌织造绫锦，是北宋新增使职。“乾德四年（966），以平蜀所得锦工二百人置内绫（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分东西二院；端拱元年（988），合为一。”[61]

（6）皇家园林等不动产的管理运营：唐设园苑使（后改称内园使）、栽接使、洛苑使、庄宅使

园苑使据载为武则天所置，后改称内园使，负责皇家园林的管理。[62]按唐前期制度，这本来是司农寺的职权范围。司农寺下属机构有京、都苑总监和上林署。苑总监之下又有禁苑的东、西、南、北四面监，以及东、西内苑和芙蓉苑的苑监，总称苑面监。京、都苑总监分别掌管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禁苑内的宫馆、园池、禽鱼、果木及出入门禁。各苑面监负责具体维护所属苑、面范围内的园林建筑、植被和动物。上林署负责管理皇家的菜园、果园，冬季藏冰，为首都的宫廷和官府提供“菜篮子”的供应。[63]“垂拱后”，宗晋卿深得武后信任，“宫苑、闲厩、内外众作无不总，开中岳、造明堂、铸九鼎，有力焉”。[64]宗晋卿的职事官衔是司农卿，[65]史料中没有提到他带园苑使衔。但他以司农寺长官总理京都诸宫苑、闲厩、内外众作的做法，与少府监充内中尚使如出一辙。

现存史料中的园苑使始见于玄宗朝。天宝十一载《王鉷自尽诏》载其最后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殿中监、闲厩使、陇右群牧监使及天下户口色役、和市和籴、坊作、园苑、长春宫、栽接并京畿及关内采访等[使]”,[66]其中有园苑使。王鉷前后所兼累积达二十余使，按《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所载，王鉷于天宝八载“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不久，又加“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67]并未提到“园苑使”名目。园苑使极有可能是苑内营田和都知总监两项职事的总称。“苑内营田”顾名思义，所掌是苑中的农业生产。“都知总监”当是在苑总监上又加一层领导。

园苑使之外，与园苑有关的使职还有“栽接使”和“总监使”。栽接使，在王鉷的职衔中已经出现过。“栽接”之意，专指花木的栽种嫁接，唐代有专事栽接的工匠，[68]栽接使或即管理栽接之人、负责果木栽培的使职。[69]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不久，宦官李辅国“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70]则是以总监使领导苑总监。

园苑使“改曰内园”，发生在代宗、德宗时期。按照使职兴替的惯例，此前很可能别有一内园使，或即掌大明宫中之东内苑者，由宦官担任，此时职能扩张，由内以及外，取代园苑使。其职掌包括苑内营田，[71]机构规模颇大，穆宗长庆三年（823）, “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72]文宗开成五年（840），全面废止苑总监机构，设立由宦官担任的总监使。[73]禁苑的管理从此完全由南衙转入北司，由内园、总监、栽接三使负责。禁苑范围之内，实用价值最高的职掌，当属宫廷菜篮子的管理维护，因此，有以内园使兼任栽接使者，[74]并逐渐形成内园栽接使，简称内园使。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杀宦官，将内诸司使额压缩到宣徽等九使，“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75]内园使可废，而皇室的蔬菜、水果、冰块不能不继续供应，所以委诸河南府。

洛苑使，唐代已有，[76]顾名思义，当掌洛阳宫苑，详情待考。

庄宅使的管辖范围，“以庄宅为主，并及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切种类的官有不动产”。[77]庄宅司所管的产业遍布两京和其他州府，“职伙吏繁，禁省之中，号为难理”。[78]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因内庄宅使上言，将诸州没官土地“分给所在充军储”。[79]穆宗即位，又下令“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80]庄宅司的财产进一步收缩到两京地区。

宫苑、庄宅、内园诸司所管，皆属皇家私有不动产，在唐代晚期及五代中央权力不伸、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管道不畅的情况下，其收益对于维持宫廷生活至关重要。唐末停罢内诸司使，只留九使，尚有庄宅使。[81]

后梁建立后，又恢复了内园栽接使和宫苑使。[82]诸使除掌握不动产以营利以外，还影占纳税人户，后周广顺二年（952）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其广德、升平二宫并停废。应行从诸庄园林、亭殿、房舍、什物课利，宜令逐司依旧收管。”[83]庄宅、宫苑、内园诸司的职权范围有所收缩。

（7）宫殿的门禁保卫：唐设宫苑使、皇城使

昭宗天复三年（903），朱温统兵入长安诛杀宦官之后，“奏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 “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步骑万人加上宫苑、皇城、金吾街仗三使，朱温便稳稳地控制了长安、控制了皇帝，可以放心地打马东归汴州老巢。[84]宫苑使、皇城使与金吾街仗使正是晚唐长安最重要的安保机构。

宫苑使初设于玄宗时，掌大明宫及禁苑门禁。天宝十载（751），又规定“白兽、日华、叡武、南辟仗等门，宜令宫苑通管捉”,[85]将宫城的白兽门、日华门，[86]兴庆宫的叡武门[87]归入宫苑使职权范围。宫苑使通掌长安诸宫、苑门禁，[88]地位尊重，多以三品散官、职事官兼任，德宗时宗室李齐连、宪宗时的宗室名臣李晟之子李愬、穆宗时郭子仪的两个孙子、僖宗时李晟之孙李琢都曾任宫苑使。^[1]肃宗时的宦官李辅国也曾担任这一使职。

宫苑使与禁苑关系密切，我曾因此把它归入负责皇家园林管理运营的诸使一类。[89]细思之下，唐代宫苑使职责的重心是保卫而非经营管理，这种归类并不恰当。宫苑使地位之尊崇与长安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当首都迁离长安之后，这一使职控制宫殿门禁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周广顺二年（952）有诏西京宫苑司“所管诸巡系税户”“并还府县”,[90]可能此前宫苑使职能的重心已经从门禁保卫转向了宫苑的管理经营。

皇城使源于唐代后期的皇城留守，[91]由士人而非宦官担任。玄宗时有“大唐故大内皇城判官、右卫率、大明长史弘农郡杨公”，其职，“我皇幸东京，留后皆委，兼判大内”。[92]“留后”盖与“节度留后”之“留后”相类，皆“留守、殿后”之意。此“大内皇城判官”与后来之皇城留守的职掌应当基本相同，惟“杨公”品阶较低（右卫率，正四品上阶武职事官）,[93]故以判官为名。“我皇幸东京，留后皆委，兼判大内”，正与胡三省所谓“车驾行幸，则京城置留守”[94]之意相合。然大历十四（770）年六月，德宗并无离京记载，而有大内皇城留守张景所，[95]当属常设职位。此史料所见较早之皇城留守。

大内皇城留守的职责是管理门禁、维护治安。其职衔中有两个地域范围，一是“百僚廨署列乎其间”[96]的皇城；一是大内，即宫城。[97]皇城留守——皇城使应当是统有军队的。敬宗在位期间（825—827）的两道赦文和文宗的一道赦文中都提到了皇城司所辖的军队。[98]

皇城使起初应当是皇城留守的习称。[99]直到乾符二年（875），正式官文书所使用的仍然是皇城留守之名。[100]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杀皇城使王建勋，代之以亲信胡规，[101]此皇城使当确定无疑为正式职名。此王建勋当为宦官。[102]宦官取代士人担任皇城使，可见唐代灭亡之前皇城的治安已经落入宦官掌握。而朱温代之以亲信士人，又把治安权抓到自己手中。

（8）皇族的监管：唐设六宅使

六宅使掌监视皇子。隋至唐前期，王府与王宅合一，规模逐渐缩小，分布逐渐向长安东北集中。开元十三年十六宅设立，诸王集中、管制居住。[103]六宅盖十六宅的省称。十王宅之设，“以中人押之”，唐长孺先生以为“当即十王宅使”。[104]后梁、后晋、后周皆有六宅使之名，[105]“宋朝因之”,[106]但都属于无实际职掌的诸使之一。

（9）宫中庶务总管：宣徽使、武德使

内诸司使之一的宣徽使，代宗（762—779）时已经出现，所掌“皆琐细之事”。[107]大概当时尚不足以独立设使的宫廷内务，多由宣徽使监管，其下有宣徽鹰鹞使、宣徽小马坊使、宣徽含光使，毬工、音声人，宣徽酒坊，“宣徽库家”等，[108]贴身为皇帝提供田猎、娱乐、饮酒等服务，并为皇帝掌管着“私房”的金银器皿、钱财布帛。

晚唐宣徽院有宣徽供奉官，为宦官加衔，并无具体职任，然得“出入肘腋，日侍天颜”,[109]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110]资深宦官出任监军使之后，地位已高，还朝理应处以相应高位，比如枢密使等，然而高位数量有限，多数资深宦官不得不担任相对普通的使职，故特设此无名额限制之宣徽供奉官加衔，以示荣宠。作为宣徽供奉官名义上的长官及宫廷内务总管，宣徽使在内诸司使中的序位仅次于枢密使。进入五代之后，宣徽使开始出现“位尊而事简”的发展趋势。[111]

宋太宗开始将“使臣”的管理从宣徽使名下剥离出来，设置专官点检三班公事、考校使臣功过，“供奉、殿直则别立三班”, “宣徽一司全同散地”。[112]

武德使作为宦官使职，“至迟在中宗神龙中或玄宗开元初就已经设置了”，唐末曾经废罢，五代后唐起复置，后晋、后汉、后周皆然。[113]武德使之成为宫中庶务总管，很可能与宣徽使地位的悬高有关。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武德司曾“奉宣索《云韶乐县图》二轴进之”。[114]后唐长兴元年（931）, “岁尝旱，已而雪”，明宗“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115]天成四年（929）四月，“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请丹漆金碧以莹之”。[116]长兴三年（933）正月，“武德使奏内宿殿直张继荣等三人俱失银带”。[117]后周显德四年（957），世宗因宫中役夫饮食粗恶，罢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及武德副使卢继升。[118]索要图轴、扫雪、粉刷宫殿、物品丢失、役夫饮食，诸如此类的细事，作为宫中庶务总管，武德使都要过问。而“武德杂作”的存在，则表明“武德使还有掌管宫中某些制作事务的职能”。[119]当然，像宫廷饮食这样具体的工作，自有其直接责任单位——御厨，武德使所负有的应当是监管责任。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六月乙巳，“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赍表自归，髙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120]那么武德司又是可以用来稽留藩镇使者的。

宋初的武德司有一项突出的职掌——伺察官民，通俗地说就是特务工作。宋初，“勾龙瓒为许州主簿，民因诉田畴，瓒尽公治之，民感其平允，献金爵搔头。后武德司具事闻上”。[121]平蜀之后，为防止割据重演，“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122]因此，宋初多选亲信掌武德司，太祖、太宗的表弟刘知信曾长期掌之，[123]其下有“内侍、武德副使窦仁宝”。[124]同皇城司相比，武德司地处宫中，[125]更便于皇帝控制。太宗的皇位来路不正，因此更加重视和倚仗武德司的特务活动，即位之初，即“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126]太平兴国六年，遂将武德司与皇城司整合，把皇城司的宿卫功能与武德司主管宫中杂务兼司伺察的功能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皇城司。

二 所掌本非单纯内廷事务诸使

要而言之，内廷机构有两大特征，一是直接向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提供服务，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的附属机构，而非外朝宰相的下属。而某些事务是内廷与外朝共有的，比如马政，皇帝和宫廷的交通、仪仗与安全保卫需要马匹，御马养殖与宫廷车马供奉在内廷机构占有重要地位；军队的骑兵同样也需要马匹，外朝的国马饲养机构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再如军器，维护宫廷安全需要良好的军器保障，维护国家安全也是一样。一般而言，内廷与外朝的同类机构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从唐后期起，“合并同类项”便成为突出现象，内廷与外朝的同类机构发生整合，形成新的诸使机构，由内廷诸使而非外朝臣僚掌管。因此，在诸使机构中，出现了一些不单纯服务内廷、职掌包含国家行政事务的机构。此外，唐代后期宦官势力的膨胀也使得一些原本属于外朝的事务落入内廷掌握，比如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的接待任务。日本学者曾将此类使职称为“中使”，以区别于工作于内廷的“内使”。[127]进入五代，诸使官僚群更进一步掌握了国库的管理权。这种现象其实是内廷对传统外朝事务的侵占，换句话说，皇帝借由诸使的手越来越多地直接掌握了一些原本属于外朝的权力。

（1）军器的制造储存：唐设军器使、军器库使、弓箭库使，五代增设作坊使

唐玄宗开元初（713）置军器使，至开元三年，以使为监，[128]则军器使是军器监的一时变体。《唐会要》卷六六述军器监设置始末，云：

武德元年（618）置，贞观元年（627）三月十三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129]天宝六载（747）五月二十八日复置。

据此，无论军器监还是军器使，名异而实同，皆是甲坊、弩坊的领导机构。甲、弩二坊始终存在，变化的只是它们的上层领导机构，或单设军器监/使独立管理，或并入少府监。

开元三年之前的军器使是否由宦官担任不详。肃宗乾元元年（758）, “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130]从此，宦官确定无疑地成了甲、弩二坊的领导者。

军器使所掌是部分兵器——甲、弩的制造，所造军器，“以时纳于武库”。[131]东西两京的武库是卫尉卿下属军械仓库，“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132]所谓“天下之兵仗、器械”即“天下兵器入京师者”。[133]“贞元四年（788）二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在） [左]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垣，于是武库遂废，其军式器械，隶于军器使。”[134]武库废后，军器使的职能延伸到军械的储存、出纳领域，所管兵器的范围也扩大为“天下兵器入京师者”。此后，兵仗、器械的储藏、保管、出纳成为军器使的最重要责任，军器库成为军器使的工作中心，所以军器使又称军器库使。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甘露之变失败后，“皇城留守郭畋奏以城内诸司所管羽仪法物内枪刀利器等纳入军器使”,[135]可为侧证。

“在军器库使之下”,[136]又有内弓箭库使，是“宦官显职”,[137]天宝末，高力士曾任此职。根据赵雨乐的推断，内弓箭库本来是军器使下属军械仓库之一，“天宝末年，内弓箭库已经从诸库中独立出来，成为专由宦官担任的使职”。[138]弓箭库所掌不止于弓箭。宪宗元和十年（815），因宰相武元衡在家门口遭到歹徒刺杀，“敕以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卫，及建福门而退”。至文宗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失败后，“其所赐两街军器，尽归于弓箭库”。[139]此举实则北司对南衙的缴械，弓箭库在内诸司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作坊是宋朝设在首都的武器制造机构，其长官为作坊使。宋人追溯作坊的历史，说“唐有作坊，五代置使，国朝因之”,[140]据此，作坊使设于五代。

这里，需要纠正胡三省所犯的一个小小错误。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閤门告郭淑妃弟敬述阴事。郭敬述的使职，《资治通鉴》正文作“内作坊使”，胡三省注云：“内作坊使，内诸司使之一，掌造内库军器”，显然，他认为内作坊使就是后来掌管军器制造的作坊使。[141]其实不然。首先，唐朝设在首城宫中的内作坊的产品不是军器，而是乘舆服御之物，因此，当皇帝要节减“常膳及服御等物”时，才会诏令“诸作坊、造坊并停”。[142]其次，《通鉴考异》所引《续宝运录》也提到了郭敬述的使职，却作“内作使”，而非“内作坊使”。[143]“内作”和“作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内作”掌营造，是建筑工程单位，[144]“作坊”则管制造。如果《续宝运录》所载准确，那么，《资治通鉴》正文中的“内作坊使”的“坊”字就是衍文。最后，唐后期还有一种设在地方、以制造军器为业的作坊，常因“军兴”缺乏武器随宜而设，又因扰民耗资而罢。[145]诸州作坊，“只合制造戈兵甲及进献供须”，但也有地方官借以制造“惟务精新”的奢侈品。[146]综合起来看，郭敬述的使职恐怕还应当是“内作使”而非“内作坊使”。胡三省以“内作坊使”与“作坊使”为一使的判断疑似有误，而宋人将在京师管理军器制造的作坊使的来源追溯到五代，大致不错。

至迟在五代，京师的作坊已成为军器制造机构，而诸州的作坊则降称“作院”。开运元年（944）十月戊午，晋少帝下“罪己诏”，谈到：“向者造作军器，破用稍多。但取坚刚，不须华楚。今后作坊制器械，不得更用金银装饰。”[147]五代的军器工业由京师的作坊与诸道州府的作院共同构成。作院“每月课造军器，逐季搬送京师进纳”。诸州以造兵器为名，“占留系省钱帛”，与中央争利；“于部内广配土产物，征敛数倍”，又“以进贡为名”“私造器甲”，盘剥百姓。广顺二年（952），周太祖“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当，乃令罢之。仍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所谓“罢之”者，不是罢作院，而是取消诸州长官在罢任或朝觐时“以器械进贡”的旧例。[148]经此一变，在京作坊得到诸州优秀作工的充实，生产水准和生产能力必当有所进步。

（2）马政与宫廷车马供奉：唐设闲厩使（宋改称崇仪使）、飞龙使（宋改称骐骥使），五代增设鞍辔库使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置仗内六闲，“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圣历（698—700）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豫”。[149]唐前期与车马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太仆寺和殿中省。太仆寺负责国马养殖，马匹数量曾一度达到706000匹，牧监集中在陇右、关内、河东三道。[150]同时，太仆寺还与殿中省的尚乘局共同担负宫廷车马供奉的职责。闲厩使整合了太仆寺与殿中省两机构中与宫廷车马供奉有关的职责，“专掌舆辇牛马”，从此太仆寺、殿中省基本不再掌管宫廷车马供奉之事，“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豫”。

闲厩使的职责是御马供奉，养马以供皇帝及宫廷仪仗、翊卫、田猎所需。田猎是很重要的方面，所以闲厩使又押雕、鹘、鹞、鹰、狗等五坊。诸闲、厩在禁苑中，[151]所以宫苑、闲厩二使常联职兼任，称宫苑闲厩使。[152]如前所述，宫苑使地位崇重，常以三品散官、职事官兼任，而闲厩使掌握国马之政，手中有马有兵，地位与重要性更在其上。玄宗帮助父亲睿宗复辟之后，曾担任“殿中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龙武右军、仍押左右厢万骑”。但“兼知内外闲厩”的权力很快被宋王成器的“闲厩使”取而代之。成器本为长子，又任“闲厩使”，中书令姚崇、侍中宋璟认为这与“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同为威胁玄宗东宫地位的因素，请求睿宗“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153]可见闲厩使地位的重要性。

垂拱之后二十余年间，“马官乱职”,[154]唐的国马养殖业出现滑坡。玄宗为了重振国马养殖，用亲信王毛仲“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155]又以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张景顺为监牧都副使。至开元十三年，马数恢复到430000匹。玄宗兴奋之余，乃命张说为王毛仲等作陇右监牧颂德碑。[156]闲厩使的本职，是宫廷车马供奉。王毛仲以内外闲厩使兼任都监牧使，也并不离开京城，日常工作还是管京城御马的养护，他在国马养殖系统内所负的实际责任，是坐镇京师，遥控马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监牧都副使张景顺。但是无论如何，闲厩使的职责还是从单纯的宫廷车马供奉，扩展到了国马养殖领域，王毛仲的系衔——“内外闲厩使”, “内外”当不止于仗内、仗外，还应包括陇右等京城以外的监牧。王毛仲之后，闲厩使兼任监牧都使成为制度。[157]

武则天所置仗内六闲，其一为飞龙厩，“以中官为飞龙使”,[158]受闲厩使领导。安史乱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159]唐朝的国马养殖业从此一蹶不振，“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160]闲厩使的职责大半偏枯。飞龙使的职权却得以扩张，河东的楼烦监便是“至德后属内飞龙使”。[161]唐“中叶以后，闲厩使只是管理旧马牧地，管下并无马匹，京城官马全归飞龙使管理调度”。[162]唐后期既丧其主要牧场，马匹来源转而依靠买胡马和括买民间马。[163]飞龙使所掌马匹的数量虽然不能与前期的闲厩使所掌相比，但却是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几乎全部马资源。换言之，飞龙使的职责是萎缩了的中央马政。因此，唐代晚期又在宣徽院设宣徽小马坊使，简称小马坊使，专司宫廷车马供奉。[164]这个小马坊，很可能就是大明宫东内苑的御马坊。[165]

唐末裁减内诸司使，小马坊使与飞龙使都在残存九使之列。后唐长兴元年，“分飞龙院为左右，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166]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改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雍熙三年（986），又改称左右骐骥使。

闲厩使在唐后期已逐渐沦为空名，但继续存在。后梁诸司使有闲厩之名。[167]宋太平兴国五年改称崇仪使，领使名者多差遣在外，不理马政。

鞍辔库使又是一个唐代已有机构在五代置使管理的例子，“唐神策军有鞍辔库，五代置使，宋朝因之”。[168]宋鞍辔库之职，掌“应奉御马鞍勒，及以鞯辔给赐臣下”,[169]五代鞍辔库的职掌应该与此差别不大。

（3）建筑工程的修造：唐有内八作使及内作使，内作使后不存

八作使掌营造，即建筑工程的修造。后唐明宗时已有内八作使。[170]“八作曰：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作、砖作、井作”,[171]八作按照建筑业内的行当分工划分，八作使统领八作。唐前期负责建筑工程的将作监，“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下属单位有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四署。四署按照建筑业内的行当分工划分职掌，左校署“掌供营构梓匠之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中校署“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甄官署“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从将作监到八作使，首都官营建筑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简化，从“监—署—作”三层转变为“使—作”两层，简化了层级，提高了效率。

在唐代的建筑工程中，还有“内作”与“外作”的区别，“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宫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厩屋宇等，谓之内作。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省、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道桥等，并谓之外作”。[172]内作与外作显然是按照政治地理范围划分的，两者在实践中如何体现，是否设有不同的机构加以管理，唐前期的情况并不清楚，后期有“内作使”，可能就是专司“内作”的使职。[173]

（4）接待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唐设礼宾使

唐玄宗时有礼宾院，天宝十三载（754）定制，“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174]则此礼宾院是鸿胪寺的下属机构。代宗永泰（765—766）中，权阉鱼朝恩任判国子监事、兼充鸿胪礼宾使，这是可以确认的最早由宦官担任的鸿胪礼宾使。礼宾院使应当是鸿胪礼宾使的简称。据目前所见史料，在鱼朝恩之后，任鸿胪礼宾使者的有：宪宗元和初的李辅光、敬宗时的刘宏规、文宗时的康约言，最晚的一个是宣宗朝（847—860）的田绍宗。[175]

但是，在鱼朝恩之后，由宦官担任的鸿胪礼宾使并未完全取代鸿胪寺卿、少卿，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鸿胪寺又曾恢复对礼宾院的管理权。“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以计简胡客分隶神策两军，其结果“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176]具体协助李泌整顿鸿胪礼宾事务的，正是鸿胪少卿王锷。[177]由此可见，德宗贞元年间鸿胪寺与礼宾院的关系，正与天宝十三载相同，是由鸿胪寺勾当检校礼宾院事务。当然，从总体趋势上看，鸿胪礼宾使最终毕竟夺取了鸿胪寺的大部分职能。随着唐朝走向灭亡，中央政府顾内尚且不暇，根本没有精力过问周边及外国事务；唐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吸引力、影响力逐渐丧失。鸿胪礼宾使的职能逐渐丧失，趋向闲散。五代时，礼宾使不见于记载。

（5）国库财物的收贮管理：五代设左藏库使，宋设内藏库使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称唐左藏库是“中央总金库”,[178]左藏库的国库功能自唐经五代至宋，变化不大。变化较大的是左藏库主管官员的身份，五代开始设立左藏库使，诸使正式接管了国库。

唐前期左藏库的主管机构是太府寺的左藏署，又以御史监库，称“监左藏库使”。[179]玄宗利用御史监库制度，置“太府出纳使”，或称“知太府出纳”，任职者带监察御史乃至御史中丞、大夫，然其职责重点已不在监督，而在集中财权、理财兴利。[180]太府出纳使兼领左藏、右藏二库，下设出纳判官专知左藏出纳，仍由御史担任。[181]太府出纳使、左藏出纳判官，形式上仍然延续了唐前期的御史监库制度，属于南衙使职。文官监理左藏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后晋高祖时，李遐任西京留守判官兼监西京左藏库，遐“少为儒，有节操，历数镇从事，及升朝，累迁尚书库部员外郎”，属于典型的文官，而非诸使。[182]

后晋末年，“许王从益据京师，用（王）景崇为宣徽使、监左藏库”，王景崇是以诸使而监左藏库，[183]或者此时已有左藏库使，而王景崇资历较深，故以宣徽使监之，不称左藏库使。根据现存史料，后周始见左藏库使之名。显德四年冬十月，“壬戌，左藏库使符令光弃市。时帝再议南征，先期敕令光广造军士袍襦，不即办集，帝怒，命斩之……令光出勋阀之后，历职内庭，以清慎自守，累总繁剧，甚有干廉之誉”,[184]是典型的诸使。属于诸使序列的左藏库使的出现，表明国库的管理权已经从文官转移到皇帝的武臣侍从手中。

宋太宗又设立了内藏库使。太平兴国三年（978）十月，分左藏北库置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185]封桩库、左藏北库构成了内藏库的家底，此后每年的“岁计之余积”[186]构成内藏库的常规来源。内藏库的性质与唐代的大盈内库不尽相同。大盈内库所掌“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187]是人主私房钱，内藏库虽然号称“天子之别藏”，其中财货“不领于有司”, “外庭不得预其事”,[188]但其用途却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189]

（6）经营牟利：五代设榷易使，宋设香药库使

五代宋初，还出现了一类新的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诸使类别，它们从国家税收、进贡等渠道获得财物，进行收贮管理，并面向市场、买卖牟利。

香药库使，香药库及香药库使太平兴国二年以前就已经存在，职在收掌香药，“掌出纳外国贡献及市舶香药、宝石之事”。[190]“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阇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太平兴国二年，香药库使张逊看到库藏充盈，有利可图，建议“请置榷易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191]宋朝政府同时下令禁止民间买卖香药、犀角、象牙，全面实行专卖制。[192]榷易局设立的当年，“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193]

宋朝诸使当中，还有榷易使。《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曰：“旧有香药榷易院，因置使”,[194]将榷易使的设置追溯到太平兴国二年的香药榷易局，其说有误。太平兴国二年设立，以香药专卖为目的的榷易局（署）的主管就是香药库使张逊，到雍熙二年，张逊还因为香药榷易增收而受到加领遥郡刺史的品位提升。[195]五代后周已有榷易使，李彦頵“本以商贾为业，太祖镇邺，置之左右。及即位，历绫锦副使、榷易使”。[196]宋太祖开宝六年（973）, “主藏禁中”的左藏库使田仁朗被宦官诬陷贪污，太祖接受其辩词，“起为榷易使”。[197]榷易使所掌机构不见记载，可能就是负责专卖事宜的京师榷货务。[198]后周太祖用商人出身的李彦頵为榷易使，就是要借重他的经营才能。

三 内廷与外朝之间的通进宾赞：唐设枢密使、客省使、閤门使，五代增设引进使、内客省使，宋初增设四方馆使

以信息通进为职掌的宦官使职，首推枢密使。唐“代宗、德宗时但有宦官掌枢密，无使名，元和始置使”,[199]“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200]其实亦通进之职，因而获得干预政事的机会，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晚唐“实为北衙之首”。[201]枢密使地位上升、渐渐成为皇帝的政事参谋与助手之后，在枢密院内部，接掌其通进职能的是枢密承旨。此外，诸使之中，职司通进但具体分工有所不同的使职还有客省使、判四方馆事和閤门使。

客省之名在唐代前期已经出现，由宦官担任的客省使则到唐代晚期始见记载。唐前期的客省是专供蕃客入宫觐见皇帝时憩止的地方。[202]蕃客在长安的正式宾馆——鸿胪寺典客署下属的鸿胪客馆[203]在宫城之外的皇城，[204]距离宫中较远；所以当“酋渠首领”入宫朝见皇帝，特别是参加大朝会的时候，需要在宫中稍事休憩，休憩之所即是客省。称“省”而不称“馆”，是因为中国传统习惯以“省”来命名禁署。[205]安史乱后，客省的接待对象从“外”宾扩展到“内”、“外”兼收，以“内”为主。同宫外的鸿胪客馆相比，客省在宫中，更便于控制，因此，皇帝和宦官利用它来安顿“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以及“蕃客未报者”，提供食宿、附带监管。[206]接待对象的改变，使客省的功能发生变化：一方面对上书言事人以及藩镇使者等进行实际上的软禁，另一方面，则为他们通进表状，是皇帝接触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藩镇向中央派遣进奏官，在客省递进奏状，等待通报，[207]又在客省领取皇帝赏赐本镇的物品。[208]节日皇帝赏赐在京百官，客省诸道奏事官也在受赏之列。[209]

客省院初设于禁中，极可能由宦官管理。王静根据墓志材料揭示，贞元十五年（799）有宦官张明进“奉诏右银台门，监天下进奏事，监守应门，恭勤严肃”。[210]文宗太和（827—835）、开成（836—840）间，康约言由鸿胪礼宾使迁内外客省使，[211]是现存最早的客省使记载。客省使的职责，除通进之外，还包括蕃客入见时的赞引。[212]

五代后梁的客省是中央接触地方人员、信息的重要渠道。诸道进奉物资由客省收取进入，开平元年（907）七月丙寅敕书，加强大内皇城使门禁管理，特别规定，“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讫，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舁进，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213]来自诸道的公文报告，从客省与四方馆两个渠道分流，“诸道所有军事申奏，令直至右银台门，委客省使画时引进。寻常公事，依前四方馆收接”,[214]客省是军机要事的通进机构。

客省的通进职掌得益于它毗邻右银台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唐代后期，出入大明宫禁廷的门户当非右银台门莫属”;[215]后梁诸道军事申奏的入递路线也是“直至右银台门，委客省使画时引进”。但是，客省与银台终归是两处而非一处，按照晚唐五代诸使机构增长的一般规律，右银台门扼守宫中与外界人员信息交通的门户，地当关津，在此设置专人掌控门禁、管制信息，进而成长壮大为“银台司”，是极有可能的事。后梁末帝时有“客省使、知银台事”,[216]就官衔判断，可能当时已有专司通进之银台机构，而以地位较高之客省使兼管。宋初的银台司，隶属于枢密院，“领天下章奏、案牍”等来自地方的文书，[217]取代了客省的通进职掌。

唐代有四方馆，在其中供职的是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其职掌有三：一宾赞，“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节”。[218]二传宣，传达帝命，[219]承旨宣劳。[220]三通进，“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221]

晚唐以降，四方馆的职掌受到诸使的冲击：第一，朝会制度的改变使宾赞职责向閤门转移。通事舍人实行“赞导”之职的场合是正式朝会，包括常朝以及朔望等大朝会，举行的地点主要是“正衙”宣政殿。[222]唐后期至五代，政治中心转向便殿，閤门使渐渐承担赞引之职，通事舍人在仪式性朝会中的宾赞职能虽然继续保留，[223]但实际意义却降低了。第二，所有内职均可代表皇帝出使，传达帝命，大大降低了通事舍人传宣职能的重要性。第三，客省使分割了四方馆的通进职掌，后梁四方馆只负责收接诸道“寻常公事”, “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则由客省“画时引进”。[224]

后唐以唐代的正统自居，倡扬“本朝故事”，试图恢复唐前期的常朝、正衙见谢辞等朝会礼仪，四方馆的宾赞职有所恢复。同光二年（924）正月庚申，规定“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文武班三品以上官，可以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以申常礼”，这项规定就是由四方馆提出建议的。[225]天成三年（928），中书舍人刘赞主张恢复“通唤”之仪，也是由“中书帖四方馆，令具事例分析申上”，经四方馆建议、获得通过的制度是按照“旧例，节度使新除中谢及罢任赴阙朝见，合得通唤，文班三品已上官、武班二品已上官，新除中谢及使回朝见，亦合得通唤”。[226]“通唤”应当是与正衙见谢辞有关的朝仪的一部分，其具体含义则尚待查考。长兴三年（932），又恢复了元日大朝，举人“列在贡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的仪式，“仍缘今岁已晚，贡士未齐，欲具见到人点引，牒送四方馆，至元日，请令通事舍人一员，引伸朝贺，列于贡物之前”。[227]后唐所恢复的唐代朝会礼仪故事，至少部分为后代所继承，后周广顺三年（953），重申“应除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等”的“正衙辞谢”制度，规定“今后，此色除授，宜令閤门告报，勒正衙辞谢，如有宣旨放辞谢，閤门具姓名，分明投御史台、四方馆”。[228]总体来看，后唐以后的四方馆在制度上拥有与正衙相关的宾赞职掌，但由于政治中心的内移，业务量是少之又少的，四方馆所掌管的朝仪因为实际意义不大，所以常常被忽略，需要时时振举。

唐代的通事舍人是从六品上阶的文职事官，由士人担任，与宦官内使，有云泥之判。五代之后，一方面，内诸司使转由士人担任，通事舍人也转由皇帝的藩邸旧人、亲近侍从担任，二者间由任职者身份差异造成的壁垒消失，出现了通事舍人在閤门司供职的情况，后唐有閤门副使兼任通事舍人者。[229]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相通、职掌相近，四方馆与客省、閤门逐渐联成一个互有分工的通进、礼宾机构群。

五代时，应当是为鼓励久任，出现了以其他高品阶职事官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的做法。比如王景崇，后唐时先以司农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后改鸿胪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馆，又改卫尉卿充引进使。[230]这种做法削弱了通事舍人固有品阶的实际意义，拉近了它与诸使的距离。不过，四方馆的设官仍然与诸使有一定差别，其长官称“判四方馆事”，并不以“使”为名。

閤门使属唐后期宦官内使，掌“赞导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231]它的出现是唐后期政治中心内移的结果。唐大明宫有宣政殿，为“正衙”殿，殿东西皆有上閤门，閤门即侧门。宣政殿后的紫宸殿，是“天子便殿”。[232]皇帝常朝，不御正衙而御便殿，群臣须从閤门进入便殿，谓之“入閤”。[233]唐后期，常朝的地点从正衙移入便殿。五代制度陵夷，“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234]便殿更成为政治中心。东西上閤门因而成为大臣朝会出入、信息通进的必由之路。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司空、同平章事于頔遣人上表，“閤门以无印引不受”,[235]是有关閤门通进职能的最早记载。

文宗太和八年（834）以前，就已经出现閤门使。[236]而太和四年，舒元舆作《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却说：“内谒者承旨唤仗入东西閤门，峨冠曳组者皆趋而进”,[237]承担百官朝会赞引职责的，是“掌诸亲命妇朝会”“内宣传”的内侍省内谒者。[238]可见其时或尚未有閤门使，或已有而只承担接收奏状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閤门使逐渐获得了赞引官员朝见、纠正失仪的权力，所谓“赞文武俾不失威仪，导君臣令无所壅隔”,[239]而内谒者监则成了閤门使借以标志品秩的官衔。

五代新出现了两个负责通进宾赞的使额——引进使和内客省使。引进使始设于后梁，[240]后唐时始见内客省使名。[241]它们与旧有的閤门使、判四方馆事、客省使、宣徽使、枢密使一道构成了高级诸使的重要迁转序列：自閤门使而判四方馆事，而引进使，而客省使，而内客省使，而宣徽使，拾级而上，步步高升，最终可达枢密使。这种迁转既是任职者品级的提升，也是职位的升迁，因此，有时会连串成组地发布。比如天福六年八月丁未，“以客省使、将作监丁知浚为内客省使，引进使、鸿胪卿王景崇为客省使，殿中监、判四方馆事刘政恩为引进使”。[242]

引进使掌朝会引班，不宣赞。后晋高祖天福七年（942）五月，因暑热难当，中书门下奏请简化朝会仪制，其中提到引进使：“诸道进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进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进奉’。”[243]内客省使的职责大概与客省使相同，只不过任职者的资历地位比客省使要高。

这两个使额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皇帝的通讯员和礼宾官级别不能太低，为了加强通进宾赞力量，只有增设使额；另一方面，增设使额还可以增加迁转梯级，比客省使高的诸使只有宣徽使和枢密使，而宣徽、枢密地位崇重，不便轻除，因此，极有可能为增加高级内职的迁转层次而特置内客省使名。

从使额名称上看，“判四方馆事”始终像一个“异类”。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设置四方馆使，[244]以为四方馆之长——使额中的“异类”消失了，使额看上去更为整齐美观。

四 诸使机构群的发展轨迹

自晚唐以至于宋初，诸使机构群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增长。除士人使职外，唐末宦官内诸司使盖有“二十四内司”;[245]“唐昭宗天复三年诛宦官，以士人为内诸司使，时所存者九使而已”；后梁增至26使；[246]宋人所称“诸使”共计45位，“国朝定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宫苑使以上二十名谓之西班”。[247]横班包括内客省、客省、引进、四方馆、东上閤门、西上閤门诸使。皇城、翰林、尚食、御厨、军器库、仪銮、弓箭库、衣库、东西绫锦院、东西八作、牛羊、香药库、榷易、毡毯、鞍辔库、酒坊、法酒库、翰林医官等二十使称为东班。宫苑、左右骐骥院、内藏库、左藏库、东西作坊、庄宅、六宅、文思、内园、洛苑、如京、崇仪、西京左藏库、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院、供备库等二十使为西班。

晚唐诸使主要产生于治事的需要。催生诸使的动力之一是集中事权、提高办事效率。宫廷饮食服务、食料供应、医药保健、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奢侈品制造、皇家园林等不动产的管理等，是纯粹服务性质的宫廷“杂务”，与朝政基本无关，但在唐前期的中央机构设置中，却分属殿中省与诸寺、监，机构重叠，事权分散。尚食、御厨、牛羊、酒坊、翰林医官、营幕、园苑、庄宅诸使的出现，将原本分属省、寺、监的同类职能抽离、重组，建立职能相对单纯的内廷服务机构，从而便于更加及时、高效地满足宫廷生活的需要。催生诸使的动力之二是政治环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需要。玄宗在平韦后的过程中利用了禁苑与大明宫的特殊地理关系，即位之后随即设立专司大明宫、禁苑门禁的宫苑使。六宅使与皇子的集中居住密不可分。皇城使的出现体现了加强宫禁安全的需要。唐代中后期，皇帝的听政地点逐渐向内廷转移，对外朝信息的控制与需求增强，枢密、閤门、客省等使应运而生，成为皇帝接触外廷臣僚与信息的关津。

及至五代，诸使官僚群自身的迁转需要成为使额增长的新动力。五代新增诸使13位，其中，因事而设的11使之外，又有内客省使、引进使。内客省使职掌与原有客省使基本相同，而地位在客省使之上，枢密、宣徽使之下；引进使地位在判四方馆事与客省使之间，都是为安置资深诸使而增设的迁转梯级，但自身仍属职位性质。宋初新置西京左藏库使、西京作坊使，[248]同样属于为增加诸使迁转梯级而特设之阶级，可能并无具体职掌。比如，郭守文于开宝九年（976）“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249]所谓“如故”者，指继续担任翰林副使，郭守文自开宝四年就任翰林副使，至此五年，按劳绩理当有所升迁，而翰林司职位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故“改西京作坊使”以提高其地位待遇，同时“翰林职司如故”。同样是为了满足诸使官僚群的迁转需要，许多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被保留下来，比如六宅使。后唐庄宗即位，“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250]其后又陆续恢复。这些有名无实的使额，自身已经开始阶官化了。

宋初诸使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动向是开始关注制度的美观与整齐，改“判四方馆事”为“四方馆使”，是一个显例。以赞导通进为职的四方馆机构，唐前期已经存在，供职其中者为通事舍人。晚唐五代至宋初，一方面，通事舍人的职掌日益受到客省使、閤门使等新设使职的冲击，另一方面，四方馆与客省、閤门逐渐磨合成为一个互有分工的通进、礼宾机构群，出现了通事舍人在閤门司供职的情况。然而四方馆的长官一直以“判四方馆事”为名，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设置四方馆使，使得四方馆的长官在名称上与其他诸使机构看齐，诸使机构群的设置变得更为整齐划一。另一个足证宋初诸使整齐化倾向的例子，是横班、东班、西班的划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二〇“诸使杂录”载：“国朝定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宫苑使以上二十名谓之西班”,[251]“定”在这里是一个关键动词，它表明横班、东班、西班的划分是有意为之的制度整理行为。所“定”45使之中，枢密使与宣徽使缺席——前者已经转变为外朝军政首脑，后者也因地位较高不再由武人独擅。诸使与枢密使之间开始渐行渐远，武选官通向政府高层行政职位的道路到北宋中期以后基本淤塞，是晚唐—北宋诸使演变的另一结果，这一结果对武选官群体政治地位的影响，且待本书《余论》分解。

北宋真宗朝以后，诸使机构群继续增长与调整，而使额不复增加。一方面，已有诸使使额基本皆可用为官阶，诸使阶官化大势已定；另一方面，新设中央事务机构的长官不再以“某某使”为名，从而在形式上与原有“诸使”机构有所不同，但其事务仍多由武选官掌管，成为武选官职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机构或可称为“诸使类机构”。横班、东班、西班诸使均发生了阶官化，但最终进入武选官阶序列只有横班、西班与东班中的皇城使。

为方便观察诸使的发展，特制表如下：

[1] 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87—103页。

[2] 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3—71页。

[3] 《通典》卷一八，大历十四年（779）八月，沈既济所上《选举杂议》的用语，第453页。

[4]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14页。此《宋朝会要》语，《职官分纪》未注出处，高承《事物纪原》卷六部分引用这段文字，开端则云“《宋朝会要》曰”，可以互证，上海古籍“四库类书丛刊”本，1992年，第920—153页。

[5] 李磎：《授内官董全珝等除诸司副使制》称“副贰之重，其来尚矣”，则唐代后期内诸司使已普遍有副使之设；《全唐文》卷八〇三，第4册第3741页上。

[6] 相关研究主要有：唐长孺先生的《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载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4—272页）考证了包括枢密使、宣徽使在内的26使。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载《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4号，1992年，第622—669页）也是全面考证唐代内诸司使的文章；赵氏有《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年）以及《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载《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香港中国史研究会，1994年，第70—96页），均涉及唐代的内诸司使。唐长孺之后，史料有拓展、考证使额有增加的，首推杜文玉的《唐代内诸司使考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8卷第3期，1999年，第27—35页）。概论五代诸使的文章，尚有李军的《论五代内诸司使的变化》（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第19卷第4期，2002年，第37—40页）。其余针对单一使职的论著，附注于诸使考据本文。拙文《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载《国学研究》，第16卷，2005年，第275—327页）是本节的基础，但二者并不雷同。论文中的一些错误，也由本节得以改正。

[7] 《大唐六典》卷一一，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日本广池本，1991年，第233页上。

[8] 《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68页。

[9] 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第43页。

[10]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九月，以尚食使马从斌守泽州刺史，第2册第1476页上。《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天福二年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规充葬明宗皇后监护使”，第997页。后蜀之尚食使，见《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尚食使欧阳柔治唐宦官田令孜故第，得令孜所盗唐传国玺，第788页。

[11]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引《刘仕补墓志》“御食使登事郎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元勿”为证，载《东洋史研究》50卷4号，第139页。《刘仕补墓志》原载《金石续编》卷一一，《唐代墓志汇编》的编号为咸通〇五五，赵雨乐先生使用的是《隋唐石刻拾遗》卷下的版本。

[12]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天祐元年四月戊申敕，第780页。

[13]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000页，《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

[14] 《册府元龟》卷五六《帝王部·节俭》，后唐明宗同光四年四月甲寅诏，《宋本册府元龟》，第74页下。

[15]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之“梁朝诸司使名”，第388页。

[16] 《唐会要》卷六五，第1128页。

[17]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58页。

[1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二—三。

[19]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

[20] 《册府元龟》卷七〇七《令长部·黜责》，第9册第8415页下。

[21] 《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天祐三年（906）十一月丙子，第808页；《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记载稍详，《宋本册府元龟》，第1928页。

[22] 《五代会要》卷一六，“太仆寺”条，第270页。

[23]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

[24] 《旧五代史》巻八五《晋书·少帝本纪五》，第1126页。

[25]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郭允明传》，第1414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九后汉隐帝三年（950）十一月甲子，第9430页；《新五代史》卷三〇《郭允明传》，第339页。

[26] 《梦溪笔谈》卷一。

[27]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28] 《大唐六典》卷一五，第323页。

[29] 《梦溪笔谈》卷一。

[30] 《文献通考》卷五五注，第500页；《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第920—155页。

[31]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50页。

[32]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09页。

[33] 《大唐六典》卷一一，第235页。

[34]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08页。

[35] 《唐会要》卷八二，“医术”贞元八年、十二年条，第1525页；卷六五，“殿中省”贞元十五年条，第1127页。

[36] 《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东，宫城之南二横街之北，从西一门下外省，次东殿中省。

[37] 《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七二《刘遵礼墓志铭》，下册第2435页。《山居存稿》，第264页。

[38]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昭宗借口天象有异，要推迟迁都，“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第8630页。此“医官使”名称出宋人手笔，如非误记，则是简称。

[3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七。

[40] 《长编》卷二九一，第7125页。

[41] 《事物纪原》卷六，第154页上。

[42] 《唐大诏令集》卷七五，第426页。《全唐文》卷二二，题为《亲谒太庙推恩制》，第1册第106页中。

[43] 《通典》卷二五，第701—702页。

[44] 《唐会要》卷六五，第1139页。

[45] 李肇：《翰林志》，第197册第390页中。

[46]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本纪三》，第51页；并校勘记【八】，第57页。

[47]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太祖本纪四》广顺三年八月丙辰条，第1498页。

[48] 《玉海》卷一八三。此“天宁门”疑为“大宁门”，即宣祐门，“旧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宁”，明道元年改宣祐，《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第2098页。

[4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二。《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第3881—3882页，标点参考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245页。

[50] 《大唐六典》卷二三，第236页上。

[51]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65页。

[52] 《大唐六典》卷二二，第407页下。

[53] 《唐会要》卷六六，第1155页。

[54] 少府监充使的例子，检索得两条：一、韩愈：《少府监胡公（名珦）神道碑》,“元和十二年（817）……拜少府监兼知内中尚”。二、《授李燧平卢军节度使制》称李燧本来的职位是“检校工部尚书、兼少府监充内中尚使”《文苑英华》卷八九九，第6册第4733页下；卷四五三引《玉堂遗范》，第3册第2297页。

[55] 《旧五代史》卷三，第51页；卷五，第80页。

[56] 《长编》，第135页。

[57] 《长编》卷一九，第439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一同。

[58] 《山居存稿》，第257页。

[59] 《刘渶浰墓志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73页。

[60] 《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宋史》卷二五四《侯益传附子仁矩传》

[6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八。

[62] 《事物纪原》引李吉甫《百司举要》。

[63]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第284—285页。

[64] 《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附弟晋卿传》，第4103页。

[65] 《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第868页。

[66]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第679页。

[67]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第3230页。

[68] 《新唐书》卷四六“尚书刑部都官”条有：“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栽接之人皆取焉”，第1200页。

[69] 据《王文干墓志铭》，宪宗时，宦官王文干任栽接使，“垦园树果，殖地生苗，供亿犹勤，庶事无缺”。见《唐代墓志汇编》，第2238页。

[70] 《新唐书》卷二〇八《李辅国传》，第5880页。

[71] 德宗初，京兆尹严郢曾以内园植稻为例论营田利害，《唐会要》卷八九，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第6册第5952—5953页；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第6册第6037页。

[72] 《旧唐书》卷一六，第503页。

[73]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5页。

[74]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年（856），有内园使李敬实（第8062页），而《李敬实墓志》则作“内园栽接使”。

[75] 《旧唐书》卷二〇上载。

[76]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上。

[77] 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1959年，第221页。

[78] 《唐故彭城刘公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2435页。

[79]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59页。

[80]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11页。

[81] 《旧唐书》卷二〇上，第780页。

[82]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

[83]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81页。

[84]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604页。此处皇城使王殷似当为胡规，考证见本书第42页注2。胡规、王殷都是朱温的人，所以，这一细节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述。

[85]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5页。

[86]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三年（710）玄宗灭韦氏，出禁苑南门，“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徳门，仙鳬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第6645页。白兽门当宫城北面，又白兽即白虎，唐避李虎讳改，白虎属西方，白兽门可能就在玄武门西。

[87] 《长安志》卷九。

[88] 《旧唐书》卷一八下大中元年（847）正月戊戌朔，宫苑使奏：“皇帝致斋行事，内诸宫苑门共九十四所，并令锁闭，钥匙进内，候车驾还宫，则请领。”从之。第616页。

[89]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第284页。

[90]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81页。

[91] 佐伯富、程民生有专文论述宋代的皇城司，但对于机构起源都语焉不详。佐伯富著，索介然译：《论宋代的皇城司》，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37—369页；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1938年。程民生：《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37—41页。

[92] 《大唐故大内皇城判官右卫率大明长史弘农郡杨公始平郡冯夫人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1658页。

[93] 后来之皇城留守，有官至从二品之十六卫上将军者，见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二《张奉国墓志铭》。上将军品阶见《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贞元二年九月，第354页。率府率的品阶，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793页。

[94]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丁未条胡注，第7924页。

[95] 《唐会要》卷二三，第445页。

[96] 《大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第157页下、第158页上。

[97] 《唐会要》卷二三载：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十八日大内皇城留守张景所奏：“得御史台牒，景风、安上等门，每至祠祭日，缘祭官到尚书省授誓戒了赴朝，准旧例合早开。又准《监门式》，皇城门无文早开。”敕旨，自今以后，祠祭受誓戒官，其日既赴尚书省，不须入朝。又同书卷七八载天祐三年（906）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近日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再下六军止绝。

[98] 《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825）正月南郊赦》，第395页；《全唐文》卷七四《庄陵礼成优劳德音》，第340页中；《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南郊赦文》，第346页下。

[99] 元稹：《元氏长庆集》补遗卷四（《文苑英华》卷四〇一同，第3册第2032页下）有《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称：“前皇城留守张奉国……可检校兵部尚书兼左卫上将军，依前充皇城使。”卷五二又有《张奉国墓志铭》，载有张的完整官衔，是“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显然，《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中的“皇城使”是大内皇城留守的异称，或即当时习称，可能是元稹为避免为文重复而采取的小花招，并非正式官名。

[100]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第405页。前此记录了皇城留守官名的正式官文书还有，《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825）正月南郊赦》，第395页；《全唐文》卷七四《庄陵礼成优劳德音》，第340页中；《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南郊赦文》，第346页下；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六《王钊除皇城留守制》等。

[101]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第778页。据《旧五代史》卷一九《梁书·胡规传》，昭宗迁洛之前的皇城使是胡规，“及东迁，以为御营使；驾至洛，授内园庄宅使”，第264页。《资治通鉴》的记载略有不同，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乙未，“又以汴将……王殷为皇城使”，则是迁洛之前的皇城使已经是王殷，第8604页。《胡规传》记载较为详细，姑从其说。

[102] 据《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与“皇城使王建勋”同时被杀的还有“飞龙使陈班、閤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乂”，推测王建勋、王建袭、王建乂当同属宦官，第778页。

[103] 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第185—214页。

[104]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第265页。

[105] “梁朝六宅使李宾”据薛仁谦家汴梁旧第，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薛仁谦传》，第1687页；《册府元龟》卷八五〇《总录部·器量》，第11册第10108页上。后晋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六宅使王继弘因与人“于崇礼门内喧争”“送义州衙前收管”，六月甲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回，奏范延光叛命”，此二人应当是同时担任六宅使，见《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1001、1003页，及《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2册第1477页下、1871页上。后周，延州节度使髙允权卒，其子绍基“匿丧久之，屡奏边事以要承袭，朝廷初闻其丧，即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廵捡”，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高允权传》，第1647页；《册府元龟》卷九二四《总录部·诈伪》，第12册第10917页。

[106] 《事物纪原》卷六，第156页下。

[107] 《山居存稿》，第247页。王永平引胡三省说，指出宣徽使在朝会礼宾中的作用：“其大朝贺及圣节上寿，则宣徽使宣答。”有关诸使职掌，胡三省常引宋代制度以言唐事，笔者对此略存保留。《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穆宗长庆三年四月丙申条胡注，第7825页。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73—79页。

[108] 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1期，第46—47、33页。

[109]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32—36页。

[110] 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4页。

[111]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一二，第526页。

[112] 《长编》卷四三，第924页。

[113]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14]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一》，第1053页；《唐会要》卷三三“诸乐”。

[115] 《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明宗》“论”，第66页。胡三省据此判断“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同光三年，胡注，第8949页。

[116] 《册府元龟》卷五六，《宋本册府元龟》，第1册第74页下。嘉庆殿后改名广寿殿。《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本纪六》亦载其事：“重修广寿殿成，有司请以丹漆金碧饰之”，第549页。

[117] 《册府元龟》卷五七，《宋本册府元龟》，第83页上。

[118]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58页。

[119]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20] 《新五代史》卷五一《杂传·范延光传》，第579页。

[121] 曽慥：《类说》卷一九。

[122] 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九。

[123]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刘知信传》，第13543页。

[124] 《长编》卷二一，第478页。

[125] 据《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唐代的武德司属于在内诸司之一，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第43页。杜文玉曾论及此节，《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26]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第9647页；卷二七六《张观传》，第9400页。

[127] 六花谦哉：《唐代にぉける内使·中使その他》,《东洋史研究》6卷2号，第1941年。转引自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4页。

[128] 《通典》卷二七，第769页。

[129] 《唐会要》卷六六少府少监条可以互证：“开元十一年罢军器监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更置少监一员统之”，第1155页。

[130]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4页。

[131] 《大唐六典》卷二二，第412页下。

[132] 《大唐六典》卷一六，第329页下。

[133] 此《大唐六典》卷一六（第328页下）及《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879页）所载卫尉卿职掌：“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卫尉卿是部门长官，具体负责其事的是武库署。

[134] 《大唐六典》卷六六，第1164页。

[135] 《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宋本册府元龟》，第447页上。

[136]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胡注，第7686页。

[137] 《山居存稿》，第252页。

[138]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东洋史研究》50卷4号，第125页。

[139] 《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四》，第1册第725页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第7922页。

[140]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20页上。

[141]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正文、胡注，第8163页。

[142]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5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仪凤元年八月庚子，有类似记载，第73页。此外《旧唐书》卷八九《姚璹传附弟珽传》指出“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闱之内”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可为侧证，第2905页。

[14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考异，第8163页。

[144] 《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将作大匠之职”，第421—422页。

[145] 《文苑英华》卷四三四，大历七年（772）十一月《减淮南租庸地税制》：杨、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既属岁歉，颇残吾人，征材役工，荐费尤甚。惟务省约，以息困穷，亦宜并停。第3册第2199页下。

[146]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875）正月七日南郊赦》，第402页。

[147]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本纪三》，第1096—1097页。

[148]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三》，第1485页。

[149]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页。

[150] 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总第5辑，1987年，第55—76页。

[151]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殿中省”:“园苑有官马坊，每岁河陇群牧进其良者以供御”，第1217页。

[152] 也有以闲厩使兼任苑总监者，比如《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载：“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第5369页。

[153]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53页；卷九六《姚崇传》，第3023页。

[154] 张说：《张燕公集》卷一一《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徳碑》。

[155]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3页。

[156] 《张燕公集》卷一一《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徳碑》。

[157] 《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载：天宝十三载，任“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第5369页。

[158]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页。

[159]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9页。

[160] 《唐会要》卷六六“群牧使”条，第1145页。

[161]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486页。

[162] 《山居存稿》，第251页。

[16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15、120—121页。

[164] 康骈：《剧谈录》卷上“续坤蹶马”条可以参看。

[165]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第629页。

[166] 《五代会要》卷一二“马”，第208页。

[167]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正月条胡注，第8912页。

[168] 《事物纪原》卷六，第155页上。《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9页下。

[169] 《宋史》卷一六四，第3894页。

[170]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二年（927）正月庚午，第9000页。

[17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七。

[172] 《大唐六典》卷二三，第421—422页。

[17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考异引《续宝运录》，第8163页。

[174] 《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第1151页。

[175] 《金石萃编》卷一〇六《李辅光碑》；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六《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册第215页）；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金石萃编》卷一一四《敕内庄宅使牒》，碑的时间为大中五年，田绍宗时为内庄宅使兼鸿胪礼宾等使。参赵雨乐所作《唐代的鸿胪礼宾使》表，第160页。

[176]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第7493页。

[177] 《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第5169页。

[178]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79] 《大唐六典》卷二〇，第388页上。

[180] 《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引《杨国忠拜相制》衔曰“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等使”，第356页。《旧唐书》卷一〇五《杨慎矜传》，第3226页。

[181]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八月癸巳，“杨国忠奏有凤皇见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胡三省以为“杨国忠……盖兼领左藏出纳使而以魏仲犀为判官也”，盖属望文生义。杨国忠于天宝六载接替杨慎矜掌太府出纳，至天宝十一载拜相时，仍兼“两京太府司农出纳”，可见其所领为太府出纳使，而非有所谓左藏出纳使。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第356页；《唐会要》卷五九“出纳使”，第102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庚申条胡注，第6915页；《旧唐书》卷一〇五《杨慎矜传》，第3226页。

[182]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本纪二》，第1006页；卷九三《晋书·李遐传》，第1236页。

[183] 《新五代史》卷五三《王景崇传》，第603页。

[184]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62页。

[185] 《长编》卷一九，第436页。

[186]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7页。

[187]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丁未条胡注，第7352页。参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69页。

[188]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69—4370页。《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二月庚寅，诏内藏库专副已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第1182页。

[189]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7页。

[190]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8页。

[191] 《长编》卷一八，第401页。《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2—9223页。

[19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廖大珂：《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116页。

[193] 《长编》卷一八，第401页。

[194] 《事物纪原》卷六，第155页上。

[195]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3页。

[196]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李彦頵传》，第1700页。

[197] 《长编》卷一四，第310页；《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79页。

[198] 据《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第131页），是京师榷货务新辟榷茶业务，榷货务的专卖范围不至于茶。大中祥符二年以后，香药犀牙的专卖也并入了榷货务。

[199] 《山居存稿》，第245页。

[200]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合因革”，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页。

[201] 《山居存稿》，第247页。

[202] 昭宗时翰林学士杨钜所作《翰林学士院旧规》在叙述“蕃客”在各种场合觐见皇帝的规定之后，有双行小注云“憩止并在客（人）[省]院内”，是最直接的证据。洪遵：《翰苑群书》卷五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3] 鸿胪寺典客署掌“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此“馆”即鸿胪客馆。《大唐六典》卷一八，第362页。

[204]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西，七横街之北”,“从东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

[205] 《汉书》卷七《昭帝纪》后元二年二月长公主“共养省中”，蔡邕及颜师古对“省中”的解释，第218页。又，唐代宗时，“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册府元龟》卷六〇四《学校部·奏议三》，第8册第7252页下。

[206] 代宗为政稽缓，“朝多留事”，自永泰（765—766）至于大历末年（779）,“或四方奏计未遣者，或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常数百人，于客省给食”,“岁给廪料万二千斛”，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经济负担。德宗即位，“诏罢客省之廪”,“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不再免费供给客省滞留人员的饮食。但客省继续存在。《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第1349页。《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第322页。地处宫中的客省能否长期容纳“数百人”，邓小南先生曾对此提出质疑。由于材料的缺乏，笔者很难给出满意答案，以情理度之，客省由宦官掌管，极有可能由内而外、权力膨胀，侵夺鸿胪寺对客馆的管理权，把部分人士安置在鸿胪客馆。但是，宫中客省的羁押功能则是毫无疑问的。

[207] 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之”。见《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564页。

[208] 法藏P.3547号文书《沙州贺正使团进奏状》中有：“巳（已）上赐物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引自王静录文。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文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1—263页。

[209]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贞元四年九月丙午，第366页；《唐会要》卷二九“追赏”，第541页。

[210] 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2004年5月，第104页。所据为《唐故扈从监右银台门进奏使朝议郎守内侍省掖庭局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府君（明进）墓志铭》，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册第20页；又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37页。

[211]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康约言碑”。

[212] 《翰苑群书》卷五，引唐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载：“大殿对蕃客……例，如初入，上殿更曲谢，殿上并不蹈舞，先于殿西北隅立，候客省奏某乙等到，殿上云唤，客省使递声云唤，即鞠躬高唱喏，趋至庭前立，即拜，拜即说，承旨致词，又拜，拜讫舞蹈，舞蹈讫又拜。”

[213]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四》，第70页。

[214] 《五代会要》卷五“杂录”，第82页。《旧五代史》卷四，开平三年八月敕书，內容相近，第71—72页。

[215] 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第103—105页。

[216] 《旧五代史》卷九《梁书·末帝纪中》：贞明三年二月“癸巳，以权知平卢军军州事、客省使、知银台事元湘为检校司空”，第129页。

[217] 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296页。

[218]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

[219] 《旧唐书》卷六〇《庐江王瑗传》，卷六七《李绩传》，卷一九一《方伎·张果传》都有唐通事舍人传达帝命的例子，第2351、2487、5106页。

[220]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省”，第566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

[221]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对唐代四方馆“受理各方上奏表笺”的公文程式有细致考证。《唐研究》第七卷，第311—325页。

[222]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9—20页。

[223] 《五代会要》卷五“入閤仪”（第88页）、卷六“开延英仪”（第91—92页）、“常朝”（第92—94页）等重大礼仪，均有通事舍人行赞导之职，卷六并谓“其通事舍人职司赞导，比者两班进退，皆相其仪”（第94页）。又卷一三“赦书、徳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制书……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余付中书门下，并通事舍人宣示”（第227页）。卷四“皇太子亲王见三师礼”也有通事舍人行赞相之职（第66—68页）。

[224]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本纪四》，第72页。

[225]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本纪五》，第427页。事又见《五代会要》卷六，第73页。

[226] 《五代会要》卷六，第75页。

[227] 《五代会要》卷二三，第284页。

[228] 《五代会要》卷六，第77页。

[229] 《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末帝本纪中》清泰二年（935）八月己卯，以西上閤门使、行少府少监兼通事舍人苏继颜为司农卿，职如故；卷四八《唐书·末帝本纪下》清泰三年六月己巳，以西上閤门副使、少府监兼通事舍人刘颀为鸿胪卿，职如故，第652、662页。

[230] 《旧五代史》卷四六《唐书·末帝本纪上》、卷四八《唐书·末帝本纪下》，第639、660页。

[231] 《山居存稿》，第260页。

[232] 《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大明宫”，第21—22页。

[233]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第618页）中将“入閤”解释为：“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胡三省引录了欧阳修的说法，见《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丙戌朔胡注，第9347页。今按，其说恐误，《唐会要》卷二四载：“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据此，朔望日非但不临前殿，而是根本不上朝。元和十年（805）三月朔，因事特召见宰臣，非制度。第466页。

[234] 《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第617页；《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一〇之一二，“朝仪”。

[235]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9页。

[236] 据《大唐故夫人赵氏墓志铭》，夫人卒于太和八年，其子已拜閤门使，《唐代墓志汇编》，第2153页。

[237] 《全唐文》卷七二七，第3319页中。

[238] 《大唐六典》卷一二，第261页上。

[239] 李磎：《授阁门使李全绩中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全唐文》卷八〇三，第3740页。李为大中十三年（859）进士，于僖宗、昭宗两朝先后两任翰林学士。

[240]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5页下。

[241]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本纪》，第433页。

[242]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纪》，第1053页。

[243] 《旧五代史》卷八〇，第1061页。

[244]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6页上。

[245] 杜牧：《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第3469页中。

[246]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条胡注，第8912页。

[247]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上。

[248]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下。

[249] 《小畜集》卷二八。《宋史》卷二五八《郭守文传》，第8999页。

[250]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甲寅，第8983页。

[251]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