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全面地、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是十分重要的，总结历史教训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苏联模式的长处和弊端对中国都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改革就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总结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向。比如，离开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去谈论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发展、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这一根本任务、本末倒置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离开保护人权和政治文明建设、把“刀把子”当成“一抓就灵”的武器，那不正是要重蹈苏共的覆辙、重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吗？
现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了近20年来国内外从各个方面的总结，又有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产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参照。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要处理好一系列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常常不是机械地划清姓“社”或姓“资”，姓“马”或姓“修”的界限问题，问题常常出在“过”或“不及”，错误往往是由“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而产生，即过火、过“左”、过急，因失控失度而遭来祸端。因此，本文对苏联剧变的教训的总结就从如何处理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若干对“关系”的角度来谈。
一、是否建立密切的党群、官民关系，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是一个天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一个人们都听腻了的问题，但对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根本原因，或者说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民中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事实。在苏联解体前夕，在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竞选中，已经宣布退出苏共的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而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雷日科夫得票率只有16.85％。这绝非偶然，而是苏共长期脱离民众的结果。
一个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绕开这个问题去研究如何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说到底，这是一个执政“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取得政权？靠其纲领、路线、政策代表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和要求。那时党处在在野地位，没有权力，它能用枪支把民众驱赶到自己这边来吗？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就变了。党掌握着包括军队、警察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手中有了号令一切的大权。党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执政者、管理者，用什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人民公仆的地位而不是骑在民众头上的官老爷？
尽管苏联宪法标明全部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尽管党的宗旨和纲领表明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但是人民并没有切实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选举权、民主监督权，这就不能体现党的宗旨、纲领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民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社会团体的选举）长期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制度和机制极不完善、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和党政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于是漠视民众、巴结上司便成为官场常态，庸人、奸人、小人出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在这种体制下，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形成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掌握党、国家和社会全部权力的这个阶层，他们口头上讲的仍然是马列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志趣情操已经同广大工农和普通知识分子相去甚远，甚至于格格不入，何谈“血肉关系”！党群、官民关系的疏离，正是造成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信仰发生危机的真正根源，问题的实质是党政官员，而不是民众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动摇背弃。
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夕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的高层干部队伍中，3/4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明证。
这种体制是在“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总体框架下产生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人人当官”、人人参加管理的设想而提出的正确结论。如何保证党正确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缺乏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少数领导人大权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自以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把一些激进的、不切实际的措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强加于广大人民群众；遇到不同意见者，敢于抵制者，便滥用职权，在捍卫社会主义利益、保卫党的路线的旗号下，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难以抚平的硬伤。这就不仅仅是脱离群众，而是走到民众的对立面了。这样的执政党，民众怎么可能把它当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众又怎么可能由衷地拥护呢？
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结果就只能从未经实践考验的设想、既定的目标出发搞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就匆忙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内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在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牢靠的物质文化条件的背景下宣布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又不能不过分地依赖国家机器、依靠强制性的力量来支持和运转，自然根基不牢，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
苏联剧变教训人们：执政党同广大民众的关系是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共产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在于，把诚心诚意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路线。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的关键应该是废止滥用委任制，切实保障选举人的民主选举权利；思想建设上要真正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观念。
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政治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
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提高其自由民主程度，最后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政治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浓厚，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十分繁重。
在这样的国家里，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就发生过争论。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他反对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简言之，先夺权，后建设；先政治，后经济。这种思路是适应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问题在于夺得政权之后怎么搞。
取得政权之后也仍然面临着政治任务：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不企图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使在政权得到巩固、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也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
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哪个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础性的？
尽管列宁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他对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的关系的观点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国“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2]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穷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3]客观地说，他并没有像后来中国的极左派那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位置。问题不是他重视政治任务，而是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过分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4]他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实际上陷入了“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大镇压，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因为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基础进行，而不是相反，但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等于就能够把经济建设搞好。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转自如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把市场经济当成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生产与消费需求相脱节，生产者的贡献与取得的报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恒久的活力，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重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即大炮与黄油、导弹与面包的关系，重军工、轻民用（工业）。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以及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传统的影响，苏联的国防开支、军工生产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给苏联背上沉重的包袱，使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加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中历来都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有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使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受影响，从而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民众的吸引力。
没有摆正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位置，经济发展又不尽如人意，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苏联剧变教训人们：执政党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国共产党今天坚持的这些执政理念，正是对包括苏联剧变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
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个人集权必将使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做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理论结论。这些掷地有声的论点实际上也是对苏共亡党丧权教训的深刻总结。
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20世纪初、在建党初期创立的，其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是与官僚的集中制相区别，但实际还是强调集中。这在革命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很有必要，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凝聚党的力量、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所必需的。但共产党是主张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政党，党内民主不仅是保证正确集中的基础，而且也是共产党员政治生活的需要。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列宁虽然生活在非常需要强调集中的夺取政权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仍然积极地发展党内民主。比如，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国内战争时期也按期每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
但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之后，党内民主一步步遭到削弱、破坏和践踏。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形成实际上的广泛的委任制；党内监督十分薄弱，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成为相应的党委会领导的检查党委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处理违纪党员的机构；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民主权利，甚至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集体领导制度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体制。
这种体制形成的途径是不按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从而实际上使具体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置于权力机关、领导机关之上。从十三大（1924年）到十九大（1952年）两次党代会之间相隔越来越长，由1年到2年到3年到4年到5年到13年。斯大林漠视全党代表大会的权威，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全会”，是“全会决定一切”。[5]这显然是违反党章规定的言论。他实际也没有按党章的规定召开全会。据统计，把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全党代表会议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年均3次以上，1930—1936年年均约两次，1937—1952年，年均不到一次。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中央全会权力小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小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小于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办公室不言而喻是听命于斯大林。这样，党内权力体制就变成背离党章规定的金字塔。它自上而下是：总书记—斯大林办公室—书记处和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党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发号施令、裁决一切的是处在权力顶端的总书记。
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苏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决策，常常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个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苏联历史上，全盘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大清洗是两个长期影响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在这两次重大的运动中，斯大林不止一次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方针性指令。
个人集权制的形成，个人专权作风的强化，是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崇拜思想同时又反过来助长和强化个人集权制。斯大林不仅接受，而且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底斯大林50大寿全国为他祝寿开始到他去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成了任用干部的标准，成为苏联臣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
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民主有了某些改善。起码是全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大体按时召开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召开了3次党代会，34次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全党代表大会4次，中央全会48次，政治局会议从二十四大到二十六大10年间开了451次，年均45次。
不过，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改变党内权力体制、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的基本框架。尽管个人崇拜受到批判、集体领导得到强调，在他们各自执政后期，还是不同程度地重复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是苏联在国际社会被搞得声名狼藉的重大举动，但是据不少材料披露，这个重大的决策竟是由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4个人商量后就做出的。[6]
个人集权、个人专断是苏共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集中表现。因此，苏共面临的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应该是发展党内民主。那么，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何把苏共推上了绝路呢？
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在经济上是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既无正常的民主也无正确的集中。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靠垄断意识形态来维持党和国家的“思想统一”；“硬”的一手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靠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些口号一般来说并没有错，但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即“没有限度”“无条件的民主”“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性”。[7]在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统制和思想禁锢的过程中，对新闻、舆论工具完全“开禁”，报道权力下放，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班子被改组，办报自由。到苏联解体前夕，绝大多数报纸不在苏共的掌控中。这样一来，思想由“高度统一”到完全失控。
发展党内民主确实是此时关系到苏共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能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和“度”，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从淡化民主集中制走向党内派别化，使党内有不同纲领的派别争斗不休，难以统一；另一个恶果是党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过分集权走向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等于砍断维系着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根钢索。苏共的分崩离析使国家解体不可避免。
当苏联处于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戈氏的个人当权却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改行总统制以后，党和国家分开了，政治局被撇在一边。在形势越来越失控的情况下，戈氏被授予越来越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说明政治局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优柔寡断、目光茫然的“舵手”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重大决策便是“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这是戈氏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宣布的。这真是苏共领导人个人专权的传统体制给这个“90高龄”的党的最后的致命一击，是这个党最后吞下的一颗永远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为什么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即下令解散一个有1800万党员的党时，苏共各级组织和党员竟惊人地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早已丧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着政治分歧、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无力。这样的党，自然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的冲击。
四、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是其后继者，二者既有对抗，又有共处与合作
如果说党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对最重要的内部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一对最重要的外部关系。
关于如何认识这个关系，笔者曾在自己主编的专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史论》的结束语中，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若干历史经验》一文中，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社”“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不只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国家关系和文化方面的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这里不准备细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是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还是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二者常常是矛盾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这些词句使得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旗号、包装，因而70年来它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这个思想，只是国际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
苏联在世界称雄争霸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其实，苏联对外政策战略目标常使内政被置于服从的地位。为了实现对外政策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方针不易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无法理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易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从而限制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苏联扩张主义有一个认识根源，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新的情况缺乏正确估量，苏联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的、危机不断深化的。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苏共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适应世界新形势”，但仍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苏共二十五大进而强调“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二十六大的提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半个世纪过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苏共看来，仍然是“总危机”，实际情况如何，便充耳不闻了，这是苏共搞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观点同时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的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而是凭着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展，同美国争霸天下。
总之，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对立起来。在苏联与西方对峙、对立、对抗的条件下，东欧国家的发展也被限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任何背着苏联“老大哥”与西方国家发展外交、经济、文化关系的努力都必须同苏联的步调一致，否则就都可能引起苏联的怀疑，或被视为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当然，这里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客观上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文化上的渗透政策。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只能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
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8]人们常常记住“掘墓人”而忘记了“后继人”。列宁对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认识是很正确的、精辟的，而且是比较一贯的，他有的话说得很肯定。如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9]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把这个不少人熟悉的公式再抽象，便是苏维埃政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10]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资、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结果使这些文明成果变成似乎资产阶级一家独有。其实，许多东西是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会偏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机制的病根子，就是始终未能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当时党纲就规定要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取消商品。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使市场“常态化”的理论，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到了商品货币不断消亡的阶段了。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的认识有了变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又留下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对立的、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等教条。[11]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了人们在市场问题上的理论视野，苏共二十大纲领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当东欧改革掀起新浪潮、人们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时，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又发起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斥之为“反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计划生产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等等。[12]
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认识几起几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教条，可惜它始终未能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直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物质仍由国家统拨，苏联认识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时，已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滑坡，陷于“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可悲境地，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崩溃几乎是同步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是在同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是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们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还包括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批判继承的民主政治和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
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于苏共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并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没有注意批判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果，人们很难找到斯大林谈论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经验的言论。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什么？人们常说是“高度集权”。其实，这么看还未抓住关键。其致命的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对包括高层人物在内的全社会的控制、监督和无法无天的镇压；另一个是监督制度的机制薄弱、极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苏联，监察、监督机关缺乏相应的、实际的权力，而权力是必须用权力来制约的，最需要制约的恰恰是监督体系达不到的地方。于是，最高领导人所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和灾难的错误、罪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只有在他们身后，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败北之后，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那已经太晚了。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个“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它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总结，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清洗，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一步步把改革之车推向深渊，不正是由于他们的权力没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吗？
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又涉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由于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大力气肃清其影响，致使其在社会主义嫰弱的机体里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甚至猖獗一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出现的错误，往往正是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的抵制和反动。
五、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要坚持“自愿联合”和“权利平等”的原则
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当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均有一定差别。这里从苏联的情况出发加以总结。
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这二者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13]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不得翻身。
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迫合并，[14]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的粗暴践踏。[1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导致民族繁荣、导致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后进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能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后进的民族很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离心的倾向。
由于片面夸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趋势的措施，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都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改革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这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剧变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要肯定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改革顺应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并非个人头脑发热之举。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首先是他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当然改革中的错误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政策和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好的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和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这种“完善”“改良”，促进了旧模式的“成熟”；而“成熟”掩盖着矛盾，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6]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勃列日涅夫使苏联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改革时机。历史说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戈尔巴乔夫主张改革为何把苏联推向绝路？
改革重点的转移。他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
改革对象的确定。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障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改革手段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障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不讲原则，否认限度，使这两个口号成为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政治上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意识形态多元化打破了舆论一律的传统格局，党员干部无所适从，导致政治思想领域不可避免地失控。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冲击并最终搞垮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中坚、国家领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和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苏联政府。
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认定和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军队呢？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明确对政敌表示，我要动武就是道义上的灭亡。1991年“8·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时要看到，必须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这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求稳怕乱，畏缩不前，只能积重难返，最后走入死胡同。当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否认“民主化”“公开性”的限度，只讲改革是“革命”，否定改革的渐进性和改良的意义。最后在社会全面失控的局面下，他本人的政治行为和思想也失控了。[17]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首先是教条主义，是“左”的、僵化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四五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做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阵地。
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于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8]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因此，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唯上、唯书的制度和体制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选人用人缺乏民主机制。官员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任何从实际出发、反映民众呼声、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与上级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理论创新哪怕是正确的都可能带来“麻烦”；而唯上、唯书，无条件地保持“高度一致”才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升官的最好办法。僵化的理论正是来源于僵化的制度。
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当成是封闭的体系、终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勃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能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的，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里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经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19]
苏联剧变为我们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提供的教训是：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搞文化专制，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说到底是使其深入人心，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灌输”就是一切，是对理论思想教育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只有培养一支把理论和实践、党性和科学性、人民性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民众实践经验，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原文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下），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2]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3] 见《斯大林选集》（下），第375—376页。
[4]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0页。
[5]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6] 详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第274—279页。
[7]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8]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8页。
[9]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2—173页。
[10] 同上书，第520页。
[11]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581—589页。
[1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92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9页。
[14]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脱离俄国，1920年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宣布它们为独立国家。1938年8月9日，苏联先后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将三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10月与它们签订了互助条约，苏军进驻三国。翌年8月，在苏联的政治压力和武力威胁下，它们改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加入苏联。
[15] 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极少数人“同德国法西斯合作”“背叛祖国”罪名，动用武力把十几个小民族，如卡尔梅克人、车臣和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库尔德人、巴尔卡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等，数百万人从本民族居住区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中亚地区。参见〔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2页；〔俄〕B·乌布沙耶夫：《卡尔梅克（1943—1957）——一个民族被放逐与回归的真相》，何俊芳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6] 参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7页。
[17] 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在1989年底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的改革》一文时就已完成，以后基本上（从思想到政治行为）是随波逐流，左右冲突，玩弄权术，最后靠近民主派，以求自保。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第343页。
[19] 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20页。